 专项办的全称叫“新疆支青专项办公室”是一个专为新疆支青服务和解决困难的一个组织，成立于2000年，是上海“市区”两级党委下设的组织，办公室设在人保局，局长兼任办公室主任，副局长兼任办公室副主任。为回上海的新疆支青解决主要涉及保障的问题。 一系列帮困和补助政策的出台，涵盖了新疆上海支青。这实际上是上海市政府在社会保障的政策层面上，已经把新疆上海支青和其他上海知青一视同仁了。例如，针对新疆上海支青的补助，从20世纪90年代就开始有了，那时候是“支内帮困”，涵盖新疆上海支青。“支内帮困”转到人保局后，在“支内帮困”里面，又专门对新疆上海支青开辟了一条通道叫“零收入”，给予他们一定的经济保障。又如，在2007年颁布的《关于实施本市支援外地建设退休回沪定居人员帮困补助的通知》中，帮困对象不仅包括报入本市常住户口的支疆人员，还包括了已领取“上海市居住证”的支疆人员及其外地配偶。显然，这就包括了很多当年被要求稳定在新疆的上海支青。 我们可以看出，首先，“把上海支青稳定在新疆”的一部分政策功能已经丧失，很多新疆的上海支青子女、支青本人甚至他们的外地配偶都陆续回到上海工作生活，其中一部分人还成功拿到了上海户口。其次，执行公共政策的组织——知青办的名称、职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由控制管理转向服务保障。执行国发［1981］91号文件和《关于解决新疆垦区农场上海支边知识青年问题的具体规定》的机构组织，已变成一个为上海支青提供服务和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的社会保障机构。由此可见，国发［1981］91号文件要求“把上海支青稳定在新疆”的基本政策正在渐进终结。第一，新疆和云南的主体身份都是农场知识青年。 第二，运动规模类似，云南近5万知识青年。新疆的返城运动涉及农垦系统的10万上海知青。 第三，都成立了返城请愿组织。新疆的各团场在1979年2月相继成立“上海青年联合委员会”（简称上青联），后又成立阿克苏地区“上青联总部”，2月召开“阿克苏上海支青代表第一次联席会议”，上海支青欧阳琏任总指挥。 第四，都采取了“进京上访”上，访部门是国家农垦总局，国家总局领导人接见了他们。同样他们的要求也没有被满足，1980年11月下旬，他们举行了长达100小时的绝食活动，参加绝食的知青以欧阳琏为首，从最初的近600人逐步增至1300人。 第五，都引起了中共高层的重视，但结局却大不相同与此相反的是，1981年3月，中央召开会议，会议认为：“解决上海知青问题一定要根据中央关于在经济上实行进一步调整、在政治上实现进一步安定的重要方针，从实际出发，既要考虑新疆和上海的具体困难，又要顾全大局，考虑全国的情况，坚决贯彻把大部分上海支青稳定在新疆的方针。最终，3.38万上海支青留在了新疆。 云南农场知识青年和新疆农场的上海知识青年的政策终结运动有很多相似之处：都是农场知识青年，都涉及近五万人，都成立了请愿组织，都有强有力的运动领导人，都成功赴京请愿，都采取了罢工、绝食等激进方式，都获得过媒体广泛关注，引起过中共高层的重视。但结局却截然不同，云南知青的返城政策在他们请愿后的两个多月后就落实了，是典型的“大爆炸式”的政策终结。 新疆上海支青的返城难题，三十多年后，仍然悬而未决。新疆上海支青中的很多人至今还在被返城问题困扰着，可以归纳为“渐进式”的政策终结1980年底，新疆支青的回城结局则完全不一样。据《人民军队在新疆》一书记载：为了迅速平息事端，新疆军区奉国务院、中央军委命令，派出东疆军区部队。陆军第四师、第十一师各一部，到上海支青集中地区和交通要点，实行军管、戒严。在5个多月中，制止、劝阻和收容了1万余名争取回沪的上海新疆支青。最终通过强硬措施阻止了上海支青回城。 政策开始松动仍然是从中央政府开始的。20世纪80年代中期，胡耀邦总书记去阿克苏视察，时任农一师政治部主任的倪豪梅，是来自上海的女知青，她代表大家在座谈会上提出“我们一辈子扎根边疆了，希望能留个根在上海。”胡耀邦听了当即表示：“这个要求不过分。”胡耀邦的这番表态相当于中央政府政策的松动。不久，上海市出台了一个［1989］23号文件，同意每户上海支青，包括夫妻一方不是上海人的，可以安排一个子女回沪。 但是，一方面新疆自治区认为，这部分支边青年在当地承担很多重要工作，都走了会直接导致团场处于瘫痪和半瘫痪状态；另一方面，上海市政府顾虑到，这批支青下乡早，年龄大，多数已在当地成家立业，如安排他们全部返城将是一笔巨大的财政开支。因此，新疆和上海市政府都没有让他们回城的动力。 然而，新疆上海支青并不甘心，上海是他们的家乡，上海有更好的医疗、养老、教育和更多的发展机会，他们依然有强烈的回城愿望。为了表达自己的利益，新疆上海支青在推动公共政策终结的进程时，往往采取集体行动的方式向政府施压。在与政府相关部门访谈时他们有如下描述：“他们很厉害，他们抱团取暖。有时候只是一个人的事情，但来上访的人有几百个，以此来给政府施加压力。以前他们在新疆的时候是在建设兵团里，大家都相互认识，所以容易抱团。他们只要一个电话，一个小时之内就可以聚集几百上千人。政府面对他们时，压力很大。”新疆上海支青的集体行动给上海市政府造成很大压力，也迫使政府部门多次做出让步和妥协。相关工作人员也亲口证实：“专项办成立于2000年，是一个非常设性机构。2004年在市人保局开了一个窗口。前提就是由于他们反复地闹。” 总之，一方面地方政府不敢挑战中央权威，不敢改变国发［1981］91号文件“把上海支青稳定在新疆”的基本政策；另一方面在集体行动的压力下，出于维护社会稳定，增强自身合法性，维护自身利益的考虑，不得不在具体的操作层面上给一部分人报户口，给一部分人解决社会保障。上海市政府选择的这种既不触犯中央权威，不全盘否定国发［1981］91号文件，又对新疆上海支青的合理需求做出部分让步，以符合自身合法性和维稳性的折衷策略，就是新疆上海支青系列政策渐进终结的逻辑。 （本文作者为上海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知青，律师，上海知青历史文化研究会会员） (责任编辑：晓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