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艺文类的师徒一定要蹊径独出，穿老师的“鞋”走自己的“路”，学会“差异化”生存。
潘光旦（左一）和他的学生费孝通夫妇
“名师”与“高徒”的关系，存在多种形态。被世上说得最多最泛的，自然就是“名师出高徒”了。这句话看似轻松丝滑，好像顺理成章，殊不知个中之进程、实在是难之又难；而其成功之概率，也一定低之又低。不然的话，易给人以错觉，似乎只要拜个名师就行。其实，一艺之成，名师指导仅是一个方面，技法问题是第二个层面，然而由技入道，那与生俱来的天赋和悟性，才是由不得你的“坎”。 
全红婵（右）与陈若琳。新华社图
奥运冠军陈若琳和全红婵，就是标准的名师和高徒。对曾获二十多次世界冠军又是奥运五金得主的美女教练陈若琳来说，毫无疑问，她是当之无愧的名师。而她接手全红婵时，婵宝就已经是拿过东京奥运金牌的“高徒”了。这种组合实际是“名师带高徒”，至于能不能“带出来”，在名师一方是压力山大的，甚至是不容闪失的。我们知道，竞技赛场上从来就是以成败论英雄的，冠军徒弟交给你，那可不是闹着玩的，那是烫手的“国宝”，带得好，名师出高徒，彼此有前途。一旦失手，那就是名师“毁”高徒，届时所有负面言论都会涌来，也够喝“一壶”的。所幸我们的美女教练，以自身的实力顶住压力，虽然三年间有挫折有起伏也有质疑，但最终不负众望而成功卫冕……尽管婵宝平时也是个爱搞怪的“开心果”，但当金牌到手的瞬间，她扑进教练的怀中，积聚多时的酸苦委屈和压力一起释放，那师徒相拥泪奔的场景，我反复刷到了多遍，也感动得不行。 莫以为只有“名师出高徒”，有时高徒也能带出名师。如果大家不太健忘的话，应该知道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国跳高名将朱建华，他的教练胡鸿飞起先是一名区少体校的业余教练，由于“高徒”朱建华的横空出世，三破世界纪录，胡教练自然也声誉日隆，成了当年体育界无人不晓的“名师”，此即为“高徒出名师”。 
齐白石
相比于竞技体育，艺术文化领域的师徒关系，则宽松了许多，也少了诸多大赛的压力。齐白石二十多岁时拜了湘潭名师胡沁园，从此让齐白石从工匠走进了艺术，胡沁园虽然算不上有名，但对齐白石的人生至关重要。如果没有胡先生，就不存在后来的齐白石，因为“齐白石”乃至大名“齐璜”等，都是胡先生为他改的。当然，齐白石此后“青出于蓝胜于蓝”，才让人知道这位“胡沁园”，此也属“高徒带出名师”的范例。后来，小有名气的齐白石又拜了一位名师，世称“湘绮先生”的晚清诗学文史家王闿运。王是一位名满天下的大儒，诙诡玩世的另类。起初齐白石还不敢高攀，倒是王先生主动，齐白石才拜师入门。说来王闿运的收徒也有点“另类”，他之前已收了徒弟有铜匠曾昭吉、铁匠张登寿，当看到木匠出身的齐白石很有灵气，便有意收入门下，于是就有了“王门三匠”的佳话。我想如果再遇上个银匠或石匠，估计他一定还会“出手”，感觉他收徒有一点凑“花色”的爱好。 齐白石拜了名师王闿运，并非跟着学书画，而是学诗文、开智慧、拓胸襟。其实一招一式的传授，终究还不是最高境界的学习，而真正的名师，给予高徒的往往是理念和经验，或许仅仅是偶然间的一言半语，却能有醍醐灌顶式的开悟和点醒，那么，由“高徒”而再成“名师”，也是迟早的事。 不过，艺术上的传承，最怕的是徒弟“复制”老师，一旦如此，难以脱身。印家陆康先生说他年轻时，就常听老师陈巨来再三叮嘱：你们几位弟子千万不要学我，学我的话死路一条。弟子们起初也不懂其意，后逐渐明白，陈巨来老师已将元朱文印章刻到极致，无人超越，学生再学也是步其后尘，很难有出头之日。类似的话齐白石有一句名言：“学我者生，似我者死。”齐白石后来成为一代大师，但凡跟着齐大师后面学画的，如果一招一式一成不变，谁还能出头冒泡呢？同样，我们海派的书法大师沈尹默，但凡跟着沈老学书的弟子，亦步亦趋，则会完全被老师“套住”或“全覆盖”，好比悟空进入如来的手掌，再也跳不出来。这种师徒的状态模式，基本可称为“名师盖高徒”。 
潘光旦（左三）和他的学生费孝通（左一）等人合影
所以，竞技体育上的师徒不怕重复，只须“更高、更快、更强”就行。而艺文类的师徒则一定要蹊径独出，穿老师的“鞋”走自己的“路”，学会“差异化”生存。民国时期的清华才子潘光旦，读书万卷，学贯中西。他在清华求学时曾写了一篇论文《冯小青考》，就是写那位“挑灯闲看牡丹亭”的明代才女。老师梁启超读后大为惊叹，在批语中赞道：“以吾弟头脑之莹澈，可以为科学家。以吾弟情绪之深刻，可以为文学家。望将趣味集中，务成就其一，勿如鄙人之泛滥无归耳。”结果潘光旦不负所望，另辟蹊径，成了一位既有科学思想又具文学才华的社会学大家。 责任编辑：日升 (责任编辑：日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