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日升
■祝刚 自晚清以降，实用主义哲学家、教育家杜威堪称影响中国思想界的一个重要文化符号。 他指导的中国留学生，如冯友兰、陶行知、郭秉文、张伯苓、蒋梦麟等，在中国近代教育与文化界具有重要影响；倡导的“教育即经验的改造与重组”“社会即学校”以及探究式思维等，时至今日仍迸发勃勃生机。 1919年至1921年，杜威对中国进行深入的讲学访问，先后考察访问了上海、北京、奉天（今辽宁）、直隶（今河北）、山西、山东、江苏、浙江、江西、福建、广东、湖北、湖南等地，进行了一系列关于民主、教育等内容的公开讲座。相较于在日本东京讲学时遭遇的“冷淡”，杜威在华期间的言论受到了热烈回响，以至于他专门向哥伦比亚大学申请延长在华访问时间。 在访问中国的两年两个月里，杜威写下了大量的文章、评论与日记，描述了自己在中国的所见所闻。他在华演讲的内容，后来在《杜威五大讲演》《杜威在华教育讲演》中结集出版。 杜威访华期间，不仅极为关注当时正在发生的五四运动，还拜会了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他见证了中国正在萌生的民主力量，为仁人志士进行的救亡图存运动所震撼。同时，他对中国的社会进步与教育变革提出了一些建设性意见，如发展教育必须要有坚定信心、应根据国情需要学习外国经验、要努力贡献世界文明等。 与之类似，宋朝词人苏轼亦可谓中国在近现代西方世界的一个重要文化符号。 1947年，“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只评宇宙文章”的林语堂首次通过英文版《苏东坡传》，向全世界介绍了苏轼这个拥有“最豁达灵魂”的中国形象。 苏东坡一生博采儒、释、道之长，在诗、文、词、书、画方面形成别具一格的宏大气象。他仕途艰辛坎坷，却始终怀有乐观豁达的天性。这种超然洒脱的天性使其穿越历史时空，触动人类心弦。 在《苏东坡传》中，林语堂通过对苏东坡人生历程的生动描述，提炼出蕴含其中的个体主义、幽默、欢乐等性格特质，并将中国道家文化与伊壁鸠鲁主义、尼采的酒神精神进行内在对接，体现出以现代西方精神反观中国文化精神的写作思路。 通过《苏东坡传》，欧美读者熟知了除孔子之外的另一位中国先贤达人。他性格鲜明、形象饱满，代表东方智慧与文化多样性。对苏轼了解越多，越有助于打破西方中心主义、西方文化优越论的束缚，越会钦佩中国文化的源远流长、博大精深。 今天，我们需要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来推进东西方文明的互鉴共进。通过了解苏轼与杜威的“跨时空对话”，有助于实现东西方文化更深层次的对话。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副教授、上海市奉贤区教育局副局长〈挂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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