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日升
不参加高考
我所经历的高考，在1964年，60年前的往事了。那年春节过后，甫一开学，我便给校党支部书记兼校长蒋有爱老师，慎重地递交了一份所谓“决心书”。当时具体写了点啥，大多记不清了。只记住了一句：我决心不参加高考，立志务农，一辈子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我的这一决定，并非心血来潮，不是三分钟热度，而是确实觉得，那时候的上海农村，也同样相当落后，像我这样高中毕业好像有些文化的，做一个农民蛮好。当时，蒋校长读了我的决心书，厚厚的镜片里，透露出赞许的目光，连声说好，好，一边用手拍了拍我的肩膀。 我的母校北蔡中学，在现在上海浦东新区北蔡镇，一所普通的乡村学校，规模不大，初中部每个年级四个班，每班40人；高中部每个年级一个班，每班三十多学生。这所中学始办于1937年，初名江东中学，颇有些历史人文底蕴。那年开学不久，我深受当时江苏1961届高中毕业生董加耕放弃高考、志愿务农事迹的影响，便写了这份决心书。大约百来个字吧，写在随手从练习本撕下的有横线条的一页纸上。不参加高考的态度是坚决的，要问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其实心中无数。那时候家境贫寒，阿哥勉强读到高小，妹妹没有上过一天学，她七岁就下地劳动了，和阿妈、阿哥一样，养活我这样一个“不劳而获”有书读的人。我是家里唯一的“闲人”。终于熬到快要高中毕业了，心里总有一种沉甸甸的负罪感。我小时候，大人教我怎样在田里间苗。比方说两棵玉米苗，一大一小长在一起，就要毫不留情把那棵小的连根拔掉。我那因此苦了一生一世的阿妹，就是被间苗时无情拔去的那一棵。 交上决心书没过几天，蒋校长正式找我谈话，再次作了热情的肯定和鼓励。后来又让我应邀出席县应届高中毕业生代表大会，上台发言讲我的“决心”。所以，从二月初到五月下旬，除继续做些校学生团总支书记的工作外，我便放弃了所有紧张的复习迎考，铁了心要当一辈子的农民了。 我的这一决定，母亲是同意的。阿妈对我说，吾没啥文化，不懂个啥。侬觉得好就好，凭劳动吃饭，没啥不好。我哥不赞成，见到我就摇头。 那时候，全国大学招生考试，定在每年阳历7月上旬6、7、8三天，正当暑热难耐。可是哪里晓得，离高考还有一个多月时间吧，蒋校长突然匆匆找我。说是现在上面有个新精神，每个高中毕业生，必须“一颗红心，两种准备”。她说应当先考大学，要是考不取，再志愿务农不迟。校长强调说：你可是要听党的话啊，勇敢接受祖国的挑选。 这一下我真的闷忒了，好久回不过神来。回家与阿妈、阿哥商议，一夜没睡好。阿哥说，那侬考就是了，有啥好七想八想的。他说我功课基础好，现在马上复习迎考，还是来得及的。第二天早晨，阿妈扛了一把锄头出门下田时对我讲：勿管哪能（怎样），蒋校长讲的，侬总是要听的。我想，要不考就索性不考，要考就一定要考上。最不好的，是考不取再回家种田，那多尴尬啊！当时的我，爱面子、虚荣心是有的。 一个多月，疯狂迎考 我便马上开足马力，全身心投入了十分紧张的温课复习，要把自己耽误的大把时光抢回来。我考的是文科。我们那时候，是先填志愿再参加高考。第一志愿填报复旦大学中文系，是深受语文老师张为忠先生影响的缘故。 时间太嫌局促，火烧眉毛了。自己心里想想，要全面复习已经来不及，缺啥补啥吧。语文靠平时积累，自己对此稍有信心，放弃算了。对历史也还熟悉，按时序、人物、事件和意义等要素与联系，再温习、梳理几遍，主要是尽可能地大量记忆和理解。英语可得好好抓一抓，词汇量还要扩大，按十六种时态造句和练写短文，还有中译英、英译中（当时不考听力）等，不敢有所马虎。还有政治包括哲学这一门，也应好好复习，不能忽略。也是吃着碗里、想着锅里的毛病，出于对哲学、文学的同样兴趣，志愿书里填报了复旦哲学系，得加试一门数学，所以每天做许多数学题，一时间沉溺在题海里了。 在家复习的日日夜夜，正遭遇六七月的酷暑天气。天天汗爬水流，坐在那里用功，一点儿也不是虚构，每天所花时间，不会少于十七八个小时。天天弄到深更半夜，精神高度集中，脑子倒是蛮清爽，毫无睡意。有时候饿得实在没办法，没啥吃的，就拿自家腌的萝卜干嚼嚼，弄得常常喝水，不觉得辛苦。 最难熬的，是日夜有蚊虫叮咬，让人不胜其烦。就在水桶里盛半桶水，膝盖以下浸在深深的水里，凉快又驱蚊，这个土办法我是采用过多次的。 那时候，我家住在离现在世纪公园南面不远的那个地方，属于原川沙县花木公社界沟大队第一生产队。住房周围是一大片水稻和茭白地，庄稼十分茂盛，正是蚊子滋生的好时候好地方。家里蚊子多得吓人，比方说有时候觉得开心，不禁张开嘴巴唱几句，换气时一不小心，会把一只蚊子吸到喉咙口，但是家里从来不点蚊香的。我只得一边忙于背英语单词啥的，一边左手拿着一把大蒲扇，不停煽风、拍打，做些无谓的抵抗。 尤其傍晚时分，家门口大批大批的蚊阵、一团团黑黑的在空中移动。我忙里偷闲，拿了一个大的搪瓷脸盆，里面涂满肥皂水，只要在空中挥舞几下，便有许多蚊孽被沾住而死去。梁实秋《雅舍》一文说，四川乡下的蚊子，仿佛连骨骼都是硬的，上海郊外的这类小虫，毫不逊色于天府之国。 鲁迅先生说，蚊子吸血尤其可恶，是在饱餐一顿之前，还要“哼哼”地“发表”一通“大道理”，令人讨厌至极。而从蚊道主义角度看，蚊子的吸血，似乎也是“天经地义”的，你要活而且要活得好，难道蚊子就没有生的“权利”么？与蚊相比，谁教高贵如斯的人类，注定处在这个食物链的下端呢！那时候，我想与那些小小昆虫开个“玩笑”，放松放松心情。见那花脚蚊啥的叮在我左臂上，正忘乎所以、美滋滋吮吸的时候，便悄悄地将另一只手的食指与中指叉开，形成一个V字，轻轻地按在手臂上，一下子用力将正在吸血的蚊子两边的皮肤向外绷紧。看着它那针样长的刺吸式口器，怎么也拔不出来了，两条又细又长的“后腿”，仿佛在拼了命用力，有些颤抖得要折断的样子，不由让人破颜一笑，觉得很好玩，其实也是忙中作乐。 大约六月中旬的样子吧，蒋校长又特地找我，建议我报考北京语言学院（现北京语言大学），说是可能被优先云云。是有关方面怕我考不取，还是另有什么意思？我猜不透。那时候，我完全是凭自己兴趣报考大学和专业的。就对校长说，哎呀，我不想学语言啊，说自己真的不喜欢。校长只好笑了一下，说那你就好好考吧。 住在考场 高考前一天傍晚，我在网兜里装了换洗的汗衫短裤等随身必需的生活用品，带好粮票和钞票，穿着圆领老头衫、短裤和凉鞋，步行八九里路，到歇浦路码头乘轮渡过江，在浦西再上公交车，去军工路上的上海机械学院（现上海理工大学）参加考试。那时候无论考生还是家长，没有一个送考的，即便家长要护送，考生不让，都十七八岁的人了，好意思哇？岂不让人笑话？ 浦东地区好几个中学的考生，都在那个考场，集体住在临时撤了课桌的一些教室里，打地铺。考方为考生准备了许多草席，最要紧的，是教室的四角和中间，点着一盘盘蚊香，香烟缭绕，那气味很好闻。我夜里睡得特别踏实，大概也是自己太累的缘故吧。 7月6日上午考语文。我先将试卷从头到尾看了一遍，很快把所有阅读题做完。那年的作文题，要求就试卷提供的一篇短文《关于干菜的故事》写读后感，审题方面，真的是没啥难的。短文不长，是说二月时分，天气寒冽，在运往灾区东明县的大包大包干菜里，运输者装车时，发现有些干菜包特别沉重。便逐包打开检查，发现里面塞了许多袋地瓜干、杂粮或面粉，甚至还有一块十多斤重的猪肉，却不知道何人所为。接着，短文作者忆苦思甜，说回想旧社会大荒之年，狠心地主趁火打劫，把存了多年霉烂的地瓜干和仓底的泥灰杂在一起，“借”给灾民度荒，规定每“借”40斤，麦收时就得让地主收割一亩麦子。短文最后说，真的是新旧社会两重天。 我的读后感，没有在两重天上做文章，取了另一角度。我突然被眼前洒满考场的阳光所触动，将阳光和干菜的故事相联系。以为这一包包干菜，尤其被人悄悄塞进许多食物这一崇高行为和精神，不是严冬和黑暗，而是阳光普照的早晨，是奉献给灾民的一颗颗滚烫的心；不是面临困难时的软弱和消极，而是燃烧着的一团团火焰；是折不断的整整一把筷子，一片葱郁的大森林。这一干菜的故事所体现的，是伟大的时代精神和民族性格。想来那些无私支援灾区一包包干菜的普通百姓，他们自己也正在受灾、抗灾中，他们是时代与民族的英雄和脊梁。这样一篇匆匆写成的作文，在今天可能会被看成所谓宏伟叙事、大话连篇啥的，而在当时，确实出自我内心的感动和体会。 考场里十分寂静，只隐隐有钢笔书写的沙沙声，好像蚕房里成茧前大批春蚕在蚕食桑叶，又好似春雨淅淅沥沥，偶尔有一两声考生的咳嗽。考场里没有空调，考场中间两排课桌间的两条走道里，各放了长方形的一大块冰，足有一二百斤重吧，大约是上海冰厂平时用来冰冻海鲜的。所有门窗都洞开着，冰水淌了一地，却还是热浪逼人，不由得一个个大汗淋漓。我自己，不知道啥个缘故，汗衫湿透，连头发都是湿的了。记得当时有一位女监考老师，三十来岁样子，面色白净，齐耳短发，穿着的确凉白色短袖衬衫和黑色长裤。她发下试卷后，每过一段时间，便在考场的两条走道里来回巡视，脚步轻轻而缓缓，一边走一边扇着一把圆纸扇。忽然感到，后背右侧有一点点凉风掠过，知道老师走过来了，那是多么甘冽的凉风啊！是一辈子难以忘怀的。 六十个春秋弹指一挥间。一个甲子以来，其余的科目考试，没有留下多少清晰印象了，除了数学卷最后一道加试题把我难住，大约都还是顺利通过的缘故吧？而唯有这一堂语文考试，印象不可磨灭。 生病都是值得的 高考结束回来，第二天我便下田去参加劳动挣工分，心里想着要为母亲分担一点，而且很可能是候补的公社社员了。除草、翻地或是采摘啥的，都不算太辛苦。最疲累的，要数整天整天弯腰割稻，大颗大颗的汗珠跌落下来。或者在打谷场上，脚踩脱粒机呼呼直响，尘土飞扬，谷粒四射，有时竟有稻谷钻进后背，有一种切肤的难受，可真是芒刺在背了。这样劳累着，眼见快到八月发榜的时候。 且说我们那一届高考，有两个特别的地方，一是一律不公布所有考生的考分，这一人生黑箱无法打开；二是不给每个考生分别发送录取通知书，只集体发送到所在中学。 不料发榜前几天，我突然病倒了。我家有一个传统做法，因为家里没钱，不管生什么病，从来不去医院。一旦病了，母亲照例拿一个铜钱，便是所谓孔方兄，蘸一点点食油，抓住你，在你后背前胸用力刮痧。有时候没有油，就用水代替，要是铜钱有豁口，那就疼得实在受不了。这个土办法，有时居然也能使病好起来。可是这一次却不能够，已经第二次刮过痧了，把我上半身的皮肤，弄得到处是紫黑色，连头颈里都是的，可就是不管用。 症状其实很明显。先是发冷，冷时冷得牙关错，簌簌发抖；接着就发热，热时热得好比闷在蒸笼里坐，身上火烫火烫。母亲和我哥那时却顾不上，照样天天和妹妹到田里去劳作。这样子病了三四天，终于熬不住了。我一个人躺在下了蚊帐的竹床上，从早晨昏睡到午后，迷迷糊糊，昏昏沉沉，实在感到太难受，想要坐起来，又怎么也起不来，觉得自己喘不过气来了，连帐顶都好像在旋转。不知怎么回事，大概是生存本能的挣扎吧，我翻身从竹床跌到泥地上。那泥地却是潮乎乎、凉飕飕的。这一下子好了，人便有点儿清醒过来，居然爬到了灶间里，想要弄一口水喝。那时候夏天的浦东乡下，不管家里有人没人，都是开着门窗的，感到有一点点穿堂风过来，我感到好受些了。 恰好这时候，住在西间里的林桃阿叔，突然看见我趴在地上，赶紧慌张跑过来，说怎么啦怎么啦，把我扶起，用手一按我的额头，顿觉烧得太厉害。马上从他家里拿来一支体温计，一测体温，接近41摄氏度，知道我是得了恶性疟疾了，那是蚊虫赐予我的礼物。赶快从他家找出几片奎宁，先拿一片让我用水过下去，我便渐渐地缓过气来。 林桃阿叔家主要也是务农的，但他老爸在浦东其昌栈码头做账房，家境比我家好得多了，所以家里拿得出体温计和药啥的。可谓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令我永生不忘。 这一次病患，对我身体很有些不好的影响。直到发榜那一天，我都没有力气赶到北蔡中学，是我阿哥代我去的。八月底那天，又是阿哥骑了一辆半新不旧的自行车，把我送到复旦去报到。当我把有关入学材料，递给经办手续的那位女老师（后来知道，她叫刘姿娟）时，她看着我的报名照，又看看我，惊讶地问，你是，是你吗，怎么这么瘦？旁边一位戴着眼镜的男老师便来打趣，随口吟出李白《戏赠杜甫》中的两句： 借问别来太瘦生， 总为从前作诗苦。 责任编辑：日升 (责任编辑：日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