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日升
不参加高考
我所经历的高考,在1964年,60年前的往事了。那年春节过后,甫一开学,我便给校党支部书记兼校长蒋有爱老师,慎重地递交了一份所谓“决心书”。当时具体写了点啥,大多记不清了。只记住了一句:我决心不参加高考,立志务农,一辈子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我的这一决定,并非心血来潮,不是三分钟热度,而是确实觉得,那时候的上海农村,也同样相当落后,像我这样高中毕业好像有些文化的,做一个农民蛮好。当时,蒋校长读了我的决心书,厚厚的镜片里,透露出赞许的目光,连声说好,好,一边用手拍了拍我的肩膀。 我的母校北蔡中学,在现在上海浦东新区北蔡镇,一所普通的乡村学校,规模不大,初中部每个年级四个班,每班40人;高中部每个年级一个班,每班三十多学生。这所中学始办于1937年,初名江东中学,颇有些历史人文底蕴。那年开学不久,我深受当时江苏1961届高中毕业生董加耕放弃高考、志愿务农事迹的影响,便写了这份决心书。大约百来个字吧,写在随手从练习本撕下的有横线条的一页纸上。不参加高考的态度是坚决的,要问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其实心中无数。那时候家境贫寒,阿哥勉强读到高小,妹妹没有上过一天学,她七岁就下地劳动了,和阿妈、阿哥一样,养活我这样一个“不劳而获”有书读的人。我是家里唯一的“闲人”。终于熬到快要高中毕业了,心里总有一种沉甸甸的负罪感。我小时候,大人教我怎样在田里间苗。比方说两棵玉米苗,一大一小长在一起,就要毫不留情把那棵小的连根拔掉。我那因此苦了一生一世的阿妹,就是被间苗时无情拔去的那一棵。 交上决心书没过几天,蒋校长正式找我谈话,再次作了热情的肯定和鼓励。后来又让我应邀出席县应届高中毕业生代表大会,上台发言讲我的“决心”。所以,从二月初到五月下旬,除继续做些校学生团总支书记的工作外,我便放弃了所有紧张的复习迎考,铁了心要当一辈子的农民了。 我的这一决定,母亲是同意的。阿妈对我说,吾没啥文化,不懂个啥。侬觉得好就好,凭劳动吃饭,没啥不好。我哥不赞成,见到我就摇头。 那时候,全国大学招生考试,定在每年阳历7月上旬6、7、8三天,正当暑热难耐。可是哪里晓得,离高考还有一个多月时间吧,蒋校长突然匆匆找我。说是现在上面有个新精神,每个高中毕业生,必须“一颗红心,两种准备”。她说应当先考大学,要是考不取,再志愿务农不迟。校长强调说:你可是要听党的话啊,勇敢接受祖国的挑选。 这一下我真的闷忒了,好久回不过神来。回家与阿妈、阿哥商议,一夜没睡好。阿哥说,那侬考就是了,有啥好七想八想的。他说我功课基础好,现在马上复习迎考,还是来得及的。第二天早晨,阿妈扛了一把锄头出门下田时对我讲:勿管哪能(怎样),蒋校长讲的,侬总是要听的。我想,要不考就索性不考,要考就一定要考上。最不好的,是考不取再回家种田,那多尴尬啊!当时的我,爱面子、虚荣心是有的。 一个多月,疯狂迎考 我便马上开足马力,全身心投入了十分紧张的温课复习,要把自己耽误的大把时光抢回来。我考的是文科。我们那时候,是先填志愿再参加高考。第一志愿填报复旦大学中文系,是深受语文老师张为忠先生影响的缘故。 时间太嫌局促,火烧眉毛了。自己心里想想,要全面复习已经来不及,缺啥补啥吧。语文靠平时积累,自己对此稍有信心,放弃算了。对历史也还熟悉,按时序、人物、事件和意义等要素与联系,再温习、梳理几遍,主要是尽可能地大量记忆和理解。英语可得好好抓一抓,词汇量还要扩大,按十六种时态造句和练写短文,还有中译英、英译中(当时不考听力)等,不敢有所马虎。还有政治包括哲学这一门,也应好好复习,不能忽略。也是吃着碗里、想着锅里的毛病,出于对哲学、文学的同样兴趣,志愿书里填报了复旦哲学系,得加试一门数学,所以每天做许多数学题,一时间沉溺在题海里了。 在家复习的日日夜夜,正遭遇六七月的酷暑天气。天天汗爬水流,坐在那里用功,一点儿也不是虚构,每天所花时间,不会少于十七八个小时。天天弄到深更半夜,精神高度集中,脑子倒是蛮清爽,毫无睡意。有时候饿得实在没办法,没啥吃的,就拿自家腌的萝卜干嚼嚼,弄得常常喝水,不觉得辛苦。 最难熬的,是日夜有蚊虫叮咬,让人不胜其烦。就在水桶里盛半桶水,膝盖以下浸在深深的水里,凉快又驱蚊,这个土办法我是采用过多次的。 那时候,我家住在离现在世纪公园南面不远的那个地方,属于原川沙县花木公社界沟大队第一生产队。住房周围是一大片水稻和茭白地,庄稼十分茂盛,正是蚊子滋生的好时候好地方。家里蚊子多得吓人,比方说有时候觉得开心,不禁张开嘴巴唱几句,换气时一不小心,会把一只蚊子吸到喉咙口,但是家里从来不点蚊香的。我只得一边忙于背英语单词啥的,一边左手拿着一把大蒲扇,不停煽风、拍打,做些无谓的抵抗。 尤其傍晚时分,家门口大批大批的蚊阵、一团团黑黑的在空中移动。我忙里偷闲,拿了一个大的搪瓷脸盆,里面涂满肥皂水,只要在空中挥舞几下,便有许多蚊孽被沾住而死去。梁实秋《雅舍》一文说,四川乡下的蚊子,仿佛连骨骼都是硬的,上海郊外的这类小虫,毫不逊色于天府之国。 鲁迅先生说,蚊子吸血尤其可恶,是在饱餐一顿之前,还要“哼哼”地“发表”一通“大道理”,令人讨厌至极。而从蚊道主义角度看,蚊子的吸血,似乎也是“天经地义”的,你要活而且要活得好,难道蚊子就没有生的“权利”么?与蚊相比,谁教高贵如斯的人类,注定处在这个食物链的下端呢!那时候,我想与那些小小昆虫开个“玩笑”,放松放松心情。见那花脚蚊啥的叮在我左臂上,正忘乎所以、美滋滋吮吸的时候,便悄悄地将另一只手的食指与中指叉开,形成一个V字,轻轻地按在手臂上,一下子用力将正在吸血的蚊子两边的皮肤向外绷紧。看着它那针样长的刺吸式口器,怎么也拔不出来了,两条又细又长的“后腿”,仿佛在拼了命用力,有些颤抖得要折断的样子,不由让人破颜一笑,觉得很好玩,其实也是忙中作乐。 大约六月中旬的样子吧,蒋校长又特地找我,建议我报考北京语言学院(现北京语言大学),说是可能被优先云云。是有关方面怕我考不取,还是另有什么意思?我猜不透。那时候,我完全是凭自己兴趣报考大学和专业的。就对校长说,哎呀,我不想学语言啊,说自己真的不喜欢。校长只好笑了一下,说那你就好好考吧。 住在考场 高考前一天傍晚,我在网兜里装了换洗的汗衫短裤等随身必需的生活用品,带好粮票和钞票,穿着圆领老头衫、短裤和凉鞋,步行八九里路,到歇浦路码头乘轮渡过江,在浦西再上公交车,去军工路上的上海机械学院(现上海理工大学)参加考试。那时候无论考生还是家长,没有一个送考的,即便家长要护送,考生不让,都十七八岁的人了,好意思哇?岂不让人笑话? 浦东地区好几个中学的考生,都在那个考场,集体住在临时撤了课桌的一些教室里,打地铺。考方为考生准备了许多草席,最要紧的,是教室的四角和中间,点着一盘盘蚊香,香烟缭绕,那气味很好闻。我夜里睡得特别踏实,大概也是自己太累的缘故吧。 7月6日上午考语文。我先将试卷从头到尾看了一遍,很快把所有阅读题做完。那年的作文题,要求就试卷提供的一篇短文《关于干菜的故事》写读后感,审题方面,真的是没啥难的。短文不长,是说二月时分,天气寒冽,在运往灾区东明县的大包大包干菜里,运输者装车时,发现有些干菜包特别沉重。便逐包打开检查,发现里面塞了许多袋地瓜干、杂粮或面粉,甚至还有一块十多斤重的猪肉,却不知道何人所为。接着,短文作者忆苦思甜,说回想旧社会大荒之年,狠心地主趁火打劫,把存了多年霉烂的地瓜干和仓底的泥灰杂在一起,“借”给灾民度荒,规定每“借”40斤,麦收时就得让地主收割一亩麦子。短文最后说,真的是新旧社会两重天。 我的读后感,没有在两重天上做文章,取了另一角度。我突然被眼前洒满考场的阳光所触动,将阳光和干菜的故事相联系。以为这一包包干菜,尤其被人悄悄塞进许多食物这一崇高行为和精神,不是严冬和黑暗,而是阳光普照的早晨,是奉献给灾民的一颗颗滚烫的心;不是面临困难时的软弱和消极,而是燃烧着的一团团火焰;是折不断的整整一把筷子,一片葱郁的大森林。这一干菜的故事所体现的,是伟大的时代精神和民族性格。想来那些无私支援灾区一包包干菜的普通百姓,他们自己也正在受灾、抗灾中,他们是时代与民族的英雄和脊梁。这样一篇匆匆写成的作文,在今天可能会被看成所谓宏伟叙事、大话连篇啥的,而在当时,确实出自我内心的感动和体会。 考场里十分寂静,只隐隐有钢笔书写的沙沙声,好像蚕房里成茧前大批春蚕在蚕食桑叶,又好似春雨淅淅沥沥,偶尔有一两声考生的咳嗽。考场里没有空调,考场中间两排课桌间的两条走道里,各放了长方形的一大块冰,足有一二百斤重吧,大约是上海冰厂平时用来冰冻海鲜的。所有门窗都洞开着,冰水淌了一地,却还是热浪逼人,不由得一个个大汗淋漓。我自己,不知道啥个缘故,汗衫湿透,连头发都是湿的了。记得当时有一位女监考老师,三十来岁样子,面色白净,齐耳短发,穿着的确凉白色短袖衬衫和黑色长裤。她发下试卷后,每过一段时间,便在考场的两条走道里来回巡视,脚步轻轻而缓缓,一边走一边扇着一把圆纸扇。忽然感到,后背右侧有一点点凉风掠过,知道老师走过来了,那是多么甘冽的凉风啊!是一辈子难以忘怀的。 六十个春秋弹指一挥间。一个甲子以来,其余的科目考试,没有留下多少清晰印象了,除了数学卷最后一道加试题把我难住,大约都还是顺利通过的缘故吧?而唯有这一堂语文考试,印象不可磨灭。 生病都是值得的 高考结束回来,第二天我便下田去参加劳动挣工分,心里想着要为母亲分担一点,而且很可能是候补的公社社员了。除草、翻地或是采摘啥的,都不算太辛苦。最疲累的,要数整天整天弯腰割稻,大颗大颗的汗珠跌落下来。或者在打谷场上,脚踩脱粒机呼呼直响,尘土飞扬,谷粒四射,有时竟有稻谷钻进后背,有一种切肤的难受,可真是芒刺在背了。这样劳累着,眼见快到八月发榜的时候。 且说我们那一届高考,有两个特别的地方,一是一律不公布所有考生的考分,这一人生黑箱无法打开;二是不给每个考生分别发送录取通知书,只集体发送到所在中学。 不料发榜前几天,我突然病倒了。我家有一个传统做法,因为家里没钱,不管生什么病,从来不去医院。一旦病了,母亲照例拿一个铜钱,便是所谓孔方兄,蘸一点点食油,抓住你,在你后背前胸用力刮痧。有时候没有油,就用水代替,要是铜钱有豁口,那就疼得实在受不了。这个土办法,有时居然也能使病好起来。可是这一次却不能够,已经第二次刮过痧了,把我上半身的皮肤,弄得到处是紫黑色,连头颈里都是的,可就是不管用。 症状其实很明显。先是发冷,冷时冷得牙关错,簌簌发抖;接着就发热,热时热得好比闷在蒸笼里坐,身上火烫火烫。母亲和我哥那时却顾不上,照样天天和妹妹到田里去劳作。这样子病了三四天,终于熬不住了。我一个人躺在下了蚊帐的竹床上,从早晨昏睡到午后,迷迷糊糊,昏昏沉沉,实在感到太难受,想要坐起来,又怎么也起不来,觉得自己喘不过气来了,连帐顶都好像在旋转。不知怎么回事,大概是生存本能的挣扎吧,我翻身从竹床跌到泥地上。那泥地却是潮乎乎、凉飕飕的。这一下子好了,人便有点儿清醒过来,居然爬到了灶间里,想要弄一口水喝。那时候夏天的浦东乡下,不管家里有人没人,都是开着门窗的,感到有一点点穿堂风过来,我感到好受些了。 恰好这时候,住在西间里的林桃阿叔,突然看见我趴在地上,赶紧慌张跑过来,说怎么啦怎么啦,把我扶起,用手一按我的额头,顿觉烧得太厉害。马上从他家里拿来一支体温计,一测体温,接近41摄氏度,知道我是得了恶性疟疾了,那是蚊虫赐予我的礼物。赶快从他家找出几片奎宁,先拿一片让我用水过下去,我便渐渐地缓过气来。 林桃阿叔家主要也是务农的,但他老爸在浦东其昌栈码头做账房,家境比我家好得多了,所以家里拿得出体温计和药啥的。可谓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令我永生不忘。 这一次病患,对我身体很有些不好的影响。直到发榜那一天,我都没有力气赶到北蔡中学,是我阿哥代我去的。八月底那天,又是阿哥骑了一辆半新不旧的自行车,把我送到复旦去报到。当我把有关入学材料,递给经办手续的那位女老师(后来知道,她叫刘姿娟)时,她看着我的报名照,又看看我,惊讶地问,你是,是你吗,怎么这么瘦?旁边一位戴着眼镜的男老师便来打趣,随口吟出李白《戏赠杜甫》中的两句: 借问别来太瘦生, 总为从前作诗苦。 责任编辑:日升 (责任编辑:日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