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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的只是自己心目中的上海。用几千字写一座城市是件不明智的事情，何况这座城市叫上海。上海太大了，大到所有的结论都不成定论，所有的意见都成了偏见。然而又何妨，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我说的只是我的上海。 对上海的记忆从弄堂开始。 弄堂有许多名堂。斯文里、大庆里那样的叫石库门，九江里、八埭头那样的叫广式里弄，静安别墅、霞飞坊是新式里弄，上方花园、凡尔登花园则属于花园式里弄。 从前苏州河的两岸有大片棚户区，远望层层叠叠，恍若后现代主义装置。房檐低矮，进出不能抬头，一到梅雨季，整天滴滴哒哒的漏水，叫“滚地窿”。后来以讹传讹，这里的居民被唤作“滚地龙”，平添了几分彪悍，出门须回避三分。 无论石库门还是洋房，起初都是气派的，彼此间保持着体面的距离。后来挤进了太多的人家，从大户的独门独院，变成了市井“七十二家房客”，生存环境日渐逼仄。 上海人被迫练就了一身“螺蛳壳里做道场”的功夫。灶披间（厨房）和卫生间都是四五户合用，弄堂的居民争马桶，争水龙头，争楼梯拐角的半尺空地，长年缠斗不休。谁家晾衣服多占地，谁家洗菜多用水，都看在眼里；哪个熊孩子挨了打，哪对夫妻床上动静大，都是公开的秘密。主妇们一言不合就开骂，一骂就露了底——“杀千刀”“阿污卵”“奶奶个腿”“娘西皮”，情急之下，纷纷祭出家乡话中的法宝—— 山东人的泼辣，苏北人的蛮横，苏州人的促狭，宁波人的刻薄，各发各的大招，各领各的风骚。 也难怪，往上数三代，都是外地人。 落雨了，吵得最凶的邻居会帮忙收衣服。哪家做了好菜，必定热情地邀四邻一尝，来来来，给小囡盛一碗去。东家的宁波汤圆，西家的梅干菜烧肉，亭子间的咸鸭蛋，后厢房的赤豆粽子，我是吃百家饭长大的。 1997年，梅陇镇广场落成的第一个夏天，附近的弄堂居民拖家带口赶来吹免费空调。 外婆厌倦了争抢马桶的日子，经常招呼我，明明，跟外婆去梅陇镇上厕所伐？ 等到四年后，中兴泰富广场和恒隆广场相继落成，外婆便有些看不上梅陇镇了，“到底是恒隆额厕所嗲，邪气（非常）清爽，还有音乐听。” 问题是，以外婆的速度，步行至恒隆至少十分钟。于是她估算提前量，稍有便意，便张罗着要出发。家人笑话她，外婆一撇嘴，有啥好笑头？跟我一样的老头老太不要太多。 安乐坊有个老头子，每天带一杯茶、一张《参考消息》，舒舒服服地坐在厕所外间的沙发上，一呆就是一下午。 说上海人精明而不聪明，是有点道理的。 上海人在“格算，不格算”中耗尽毕生聪明才智。其实明白，生老病死，有情皆苦，总归是不格算了。难得格算一记，还是有小小的窃喜，算是扳回一城。仿佛大人哄小囡：乖乖，喝下一大碗中药，奖励大白兔奶糖一颗。 一辈子你争我抢，不就是为了这颗糖活着。 人生是一场倾盆大雨，命运是一把千疮百孔的伞，格算是补丁。 上海人是入世的，纵然有千般不顺，还是贪恋这三丈红尘。静安寺、玉佛寺、龙华寺，无一不坐落于闹市中，方便慰藉尘世中的男女。 写字楼里的精英们远远望见静安寺巨大的金顶，耀眼如白日焰火。 这个城市仿佛一坛黄酒。有点度数，不是很辣；有点年头，不是很久；有点后劲，不上头。酒色浑浊，像上好的琥珀，又像暮色中的灯火。就着五香豆或本帮熏鱼，美美地嘬上一口。 醉眼迷离中，世界如此温柔。 放不下的，是这人间烟火。 清晨的菜场热闹无比，晨练归来目光如炬的老伯，小腿肥腻酥胸半露的少妇，穿着睡衣“头势”清爽的爷叔，纷至沓来，熙熙攘攘，货比三家，讨价还价。一番唇枪舌剑后，各自提着战利品回家，眉眼间有低调的欢喜。 大妈拎着热气腾腾的豆浆粢饭，向相熟的邻居大声抱怨，“喏，给女儿带的呀。一把年纪了嫁不出去，读书读到研究生有啥用，还得老娘我给她买早饭。” 一位须发苍苍的阿婆挑了好久，举着一颗最小的花菜问摊主，“能切一半吗？我一个人吃。” 晚市则要冷清许多，摊主们忙了一天，此刻都懒洋洋地坐着，像解冻的蹄髈。下班的爷叔熟门熟路，车把上挂条带鱼回家。一脸倦容的小白领，对着一堆陌生的蔬菜，有点不知所措。 立多时，看黄昏，灯火市。 其实，能够自己买菜做饭的小白领是幸福的。这座城市有那么多年轻的打拼者，大多只能以便利店的饭团、面包、微波炉饭充饥。混得好的，可以吃那些贵得要死的“商务套餐”。 梅陇镇、中兴泰富、恒隆、静安香格里拉……阴天，无数的摩天大楼的顶端隐没在云雾中，仙境一般。 附近弄堂的居民抬头看了，知道上头在下雨。 (责任编辑：晓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