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精神卫生中心的粟宗华塑像
粟宗华（左二）留学期间与学友在尼罗河畔，摄于20世纪30年代 照片由作者提供
粟宗华归国日，在1938年9月，日本铁蹄践踏中华大地时。 是年4月，在一次“中国之友”留学生晚会上，在美深造学习精神病学专业的粟宗华，遇一美国医生前辈，前辈对他说：“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我们的医生都回到了祖国服务。”34岁的粟宗华随即决定，回到战乱的上海。 粟宗华向恩师——著名的精神医学家阿道夫·麦尔教授告别。导师不舍。但归意坚定的粟宗华对导师说：在中国，无数像他母亲一样的精神疾病患者，正急迫等待“被解救”。 1938年9月，粟宗华抵沪，其精神卫生事业自此开始。此后，他竭力拓出一条中国精神卫生之路，带领一批人，影响几代人，从事这一原来不被看重的职业。他和同行者一生奋斗的事业，被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赞为“上海模式”，造福千万人。 ■郑宪 一个农家娃 奏响精神卫生交响乐 粟宗华生于湖南农村——离邵阳县约25公里的鲢鱼塘村。母亲粟王氏，一贫苦农妇，遭受内忧外困而罹患忧郁症，辞世时仅36岁。母亲虽无文化，却遗命于他：“抓紧读书，日后才有出路。”悲痛年幼的他遵母训，即便下地参加农耕，再累也“携书苦读”。16岁，他考入上海东吴大学附属第二中学（美国教会所办），后入颜福庆在上海吴淞镇新办的江苏大学医学院（上海医科大学前身）。1932年毕业后，他幸遇伯乐——在北京协和医院进修神经精神病学时，受到美国脑系科专家雷门赏识，获洛克菲勒基金会基金，于1935年赴美深造。 在美国，他先入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进修精神病学，跟随精神医学家阿道夫·麦尔教授学习。1937年，他转入美国哈佛大学深造。他白天学习，晚上在饭店洗碗，劳作至深夜。其间，他发表多篇高水平研究论文，其中《人类脊髓的血液供应问题》一文，为脊髓神经外科学提供了重要理论依据，被神经解剖学教科书采用。他的刻苦、勤奋及学术成果，深得同道赞许，他连续获奖学金，摘得博士学位。 归国后的粟宗华，心怀大志。他先入职上海红十字总医院神经精神科，后接替著名的奥地利医生Fanny G.Halpern（即韩芬教授），任神经精神科主任（系首位中国本土主任）。至20世纪40年代初，他与其他外科医师合作，对一患脑瘤病人进行开颅手术，成为我国神经外科先驱，沪上媒体有《神医开脑记》一文实录。至此，粟宗华一刀成名。 1944年，粟宗华与几位医师自设诊所，在上海创办虹桥疗养医院，收治精神疾病患者。医院从开始的几张病床，增至10余张，后达50张，做大规模，做出影响力，他“赚到了钱”，出入有车，却不忘扶掖后人。红十字总医院的后起之秀夏镇夷，1947年欲赴美国康奈尔大学深造精神病学，也是农村出身的他手头拮据，开口相借巨资：2000美元。粟宗华慷慨解囊，并对他出国深造寄予厚望：学成，归国，回上海，未来共投身精神卫生事业。 1949年上海解放，粟宗华出版《精神病学概论》（1951年中华书局出版）一书。1954年，粟宗华“舍小家入大家”，响应国家号召，加入上海市精神病医院，并动员虹桥疗养医院精神科病房全体员工将病床、器材和病人全部划到上海市精神病医院。在此期间，他寻到已学成回国的夏镇夷教授，激情相邀：“上海要整合起所有精神科医疗团队，形成一个大平台，才是发展的出路。” 此时的夏镇夷已是一名精神疾病专家权威——上海第一医学院神经精神科负责人。对曾经的资助者，夏镇夷投桃报李，说：“为建立上海统一的治疗精神疾病大平台，我竭力为之。” 一曲宏大的精神卫生交响乐，开始在上海奏响。 一幢新医院 从农家菜地上矗起 1958年，是粟宗华上海精神卫生事业舒展宏图重要的发轫时间点。 是年，经粟宗华四方奔走，新的上海市精神病防治院在上海城市西南矗立起来。此前，医院的本部在北桥，地处远郊，宜康复疗养，其他则有诸多不便。新院的设计建设工程在1955年启动。粟宗华向市里争取来近百亩的一块地，在谨记路（1965年改名为宛平南路）上。此地其时虽非远郊，亦算近郊，原是一片荒野的农田菜地，与龙华古寺邻近。 当年的工程工地负责人华明清晰回忆，那地方“非常冷落，没有自来水和电灯。我们吃井水，用煤油炉、煤球炉烧饭，周围没有汽车路，都是泥泞田埂小道”。冬日的傍晚，天已渐黑，粟宗华开车来工地检视，车未到谨记路便不能前行了，因为被黑臭的河浜（肇嘉浜）挡住，粟宗华只能下车，跨过肇嘉浜桥，步行很久方到工地。见面后，粟宗华发现工程设计人员连午饭也没吃，“他马上拉我们到周围农村小饭店去用餐，费用是他私人给我们付了”。这种慷慨解囊的事，医院许多人日后都一次次经历过。 在粟宗华心目中，蓝图已绘就，要么不造，要造就要建成远东一流的精神病医院。他找到上海最负盛名的华东工业建筑设计院，请著名的李永宝工程师任设计总工程师。 在2002年前后担任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院长的王祖承，描述20世纪60年代初入新医院时的所见及感受：两幢别有风格的大楼之间，有上下两层天桥连接。天桥下有一条小溪流过，从医院外的大河中分出，穿过医院又流到院外另一条河中。“如有兴趣，可站在廊桥上钓鱼，还能从河岸边摸到螃蟹、虾米、螺蛳，完全是世外桃源风光。还有，在医院的东北角，有一人工开挖的池塘，里面也有鱼。挖池塘的泥土就堆成一座小丘，可以从曲曲折折的石阶路走上去，站在小丘上透过围墙望到外面的农田。”至于医院内的环境布置，也有清晰描述，“建造理念是作为中国最先进的医院：大病房再分割成小房间，病室内设有瞭望台，窗框采用铁格子，旋转式，既安全又美观。当时开放床位有400张，再扩展成600张”。 20世纪50年代末，在夏镇夷教授带领下，上海第一医学院附属内科医院（后来的华山医院）精神科病房工作人员、病人，以及医疗器材、病史资料、图书杂志等，悉数“投奔”到上海市精神病防治院。之后，第二医学院精神病学教学小组的人事编制，也全部划过来。再之后，上海铁道医学院的精神病教学人员，“被磁石般吸引而至”。几十位精神病医师慕名麇集于此。很短时间内，医院在医疗、教学、防治、科研等方面发展迅速，跨上新台阶。 筑巢引凤，名声日隆。 一项大普查 让上海走在精神卫生前沿 1958年，上海精神病总院如愿建起后，有了良好的硬件。但首任院长粟宗华趁热打铁不停步，他急迫要做一件“大事”：在上海做一次大规模精神疾病普查，“不能漏网一家一户”。 做得到吗？有可能吗？有必要吗？泱泱之大上海，怎么普查？“前无古人”，国内外无先例。 粟宗华很坚定：“每个精神病患者的病史都是血和泪写成的。精神病患者非常痛苦，他们毁物伤人不以为非，女病人赤身裸体不以为耻，有人甚至将自己亲生儿女杀死。可怕的是，他们却不认识自己的病态和行为。他们每一个人，都需要我们的帮助啊。” 大普查，上海防治精神疾病的必需。 不少人担心，“我们普查的力量不够啊”。 粟宗华为此奔波上下，协调左右，最终得到市及各区县卫生局、民政局和公安局的大力支持，“一个个绿灯，打开来；一户户门洞，走进去”。除亲自领导和组织全市精神病流行病学的大型调查，粟宗华还亲临一线，对参加调查的上海第一医学院临近毕业的学生进行动员，讲解调查的重大意义，对调查中的技术问题进行培训，现场指导如何挨家挨户访问病员、如何填写好每份问卷表格。 时至今日，85岁的费明医生和我见面，回忆往事。1957年，他是从市卫生学校毕业的医士。那年粟宗华亲自来校挑人，一下挑走15人。同来医院的还有50个护士。让这些年轻人受宠若惊的是：当时年过50的院长粟宗华，享誉中外的精神科专家，笑容可掬，真诚谦逊，对入院年轻人，称呼他们“弟弟、妹妹”。粟院长激励他们：“救救精神病患者，他们就在你们身边，希望也在你们身上！”年轻医者闻之泪涌：“这辈子，精神卫生就是我们事业的唯一。” 费明说，他入院第一堂业务课为粟宗华亲授，课的题目：精神科病史收集及精神检查。授课内容，他一字字记在一本黄旧的笔记本中，保存至今。而他有幸参加的最有意义的工作，就是粟宗华首创的全市精神病流行病学调查。所有宏大计划落到具体，是琐碎的日常与艰难：他曾一次次从医院出发，到南桥、奉城、朱泾、枫泾，入门进户做调研，“我们两三个人一个小组，乘长途车，宿乡镇简陋房舍，不分昼夜，处理各种疑难杂症”。 一支支这样的调查小分队，深入一个个区县，深入企业社区，日夜兼程。在调查的基础上，集思广益，分析资料，集成海量数据，并形成一篇篇论文，得以发表，在国内产生巨大影响。1959年，粟宗华又超前提出，医院必须走出大门，把精神科门诊设到市内基层，并前后开设了18个地段门诊点。 上海的精神卫生，从市到区县及基层企业的“三级防治”，就此一点一滴坚实厚重地积累起来。 一张三级防治网 诞生“上海模式” 著名医学心理学教授徐俊冕今年87岁。1962年，25岁的他从上海医学院毕业，走进上海市精神病防治院大门，心中还在向往“高端的心脏科”。那天，亲自迎接他这个高才生的，是已经58岁的粟宗华院长。粟老身材魁伟，满头华发，“左眉上还有颗大痣，使人过目不忘”。他很快被粟院长的理想、志向和事业心所吸引：在前几年大普查的基础上，要创建全市精神病防治三级网络（市、区县及各基层单位），推进“生物—心理—社会”防治模式；医院的治疗必须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床位规模在亚洲要居首位；在精神病学基础研究上，收纳各学科的人，创办精神卫生研究所，研究遗传学、生物化学、精神生化学…… 粟老充满期待的一句话，徐俊冕终生不忘：“好的精神科医生，现在还是太少啊！”此后在精神疾病心理治疗上取得突破性成果的徐俊冕说：“我以后的60多年，一刻也没离开中国的精神卫生事业。” 粟宗华的儿子粟秀初，子承父业，是中国第四军医大学神经内科教授。他深情讲述：自己走上神经医科道路，父亲粟宗华功不可没。早年，他在上海读医学的日子，“父亲还要求我利用周末和寒暑假，到他的医院跟班护理和见习诊疗工作，深化我为病人服务的感情，善待每一位神经精神病病人”。 1970年，粟宗华不幸去世。“但粟老指明的方向，我们继续坚定不移地在走。”一个个精神病医者，继续辛勤编织着粟宗华追求的精神卫生“三级防治网”。20世纪70年代末，当费明及他的同事再赴奉贤、金山、松江等区县时，一个个区县精神病院已初具形态。至80年代初，上海各区县除设立了精神卫生机构，又有一个个慢性神经病患者的康复站，各街道有了精神病患者的日间管理。精神病患者住院难的矛盾，迎刃而解。 1978年，夏镇夷教授赴京参加全国科学大会，代表上海精神疾病三级防治网领奖，此时距粟宗华去世8年。夏镇夷含泪致敬粟宗华：“居功至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此后，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精神卫生处闻讯，专门派员来上海考察，高度肯定，定性为“上海模式”。 粟宗华去世时，年仅66岁。临终前，粟宗华毅然将自己生前的所有积蓄和房产交与单位。1984年，在粟秀初等子女亲属的支持下，以此财产为基础，成立了“粟宗华精神卫生基金会”，设“粟宗华精神卫生科技进步奖”，面向全国精神科同道，年年评奖。 20世纪80年代末，世界卫生组织副总干事马勒到上海，参观了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十分感慨：“我看了全世界600多所精神病医院，最好的是这一家。” 曾经的梦想，已成辉煌的现实。 责任编辑:：日升 (责任编辑：日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