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11月22日，江西抚州东乡区“不要彩礼要幸福”2023年首届集体婚礼仪式举行。 视觉中国
记者 沃佳 与吕易辰正式结婚前，余斐带着上一段婚姻留下的两个孩子，来到吕易辰家中，开启了一场谈判。 余斐和吕易辰都是江西乐平人。在他们的印象中，“江西高彩礼”新闻层出不穷，乐平市的彩礼更是高得出了名。坊间流传着各类顺口溜，譬如“农村到处是穷汉，讨个媳妇真困难。父母围着农田转，只够人家金耳环”。虽有夸张成分，却也并非空穴来风。 事实上，江西省在降低彩礼标准方面，已做过若干尝试。近期，赣州市崇义县试行了“零彩礼”“低彩礼”家庭礼遇机制，给彩礼金额低于3.9万元的新人家庭提供多项政策优惠，囊括了子女入学、交通出行、健康体检等方面的正向激励，试图降低当地的彩礼标准。 面对高额彩礼的风俗，余斐同样想要改变。但她采用了另一种方式，她决定与吕易辰“试婚”。 余斐直言，“我和吕易辰都三十几岁了，只想找个伴好好过日子。结婚前，我去了吕易辰家里，跟他说彩礼只要12万元就好。我们先过日子，互相试试看，如果合适，他再把彩礼给我。” 于是，余斐与吕易辰达成共识，展开了一场自发性的“低彩礼”实验。在余斐看来，“（通过）政策（降低彩礼）总归有效果，但一时半会还是很难改变人的观念。” 在他们的故事之外，是政策难以触及的乡土人情。 困境 胡明亮老家位于乐平市临港镇，是当地一名村干部。据他观察，当地彩礼最高的是盛埠村、高家镇和临港镇。这些地区的彩礼最初并不高，后来才逐步攀升。胡明亮是2003年结婚的，他记得，“同龄人的彩礼标准在4000元到6000元之间。我丈母娘没有问我要钱，连结婚用的戒指都是丈母娘出钱打的。”他一边计算，一边向身旁的丈母娘核实，最后说道：“我丈母娘那时亏本了。” 在胡明亮看来，彩礼连年上涨是因为“女孩子少”。根据江西省统计局数据，2022年末全省常住人口4527.98万人，其中男性人口2339.75万人，女性人口2188.23万人，总人口性别比为106.92，比全国水平高2.23。 去年，胡明亮所在的社区也做了一次统计，18岁以上的未婚男性有32名，未婚女性才6名。胡明亮解释，正是“男多女少”的局面，引发了婚恋市场的激烈竞争。在他所在的社区里，就有一名适婚少女曾面临过这样的选择：“第一家上门提亲的人打算给60万元彩礼，隔壁说给80万元。另一家说，‘你跟我儿子过吧，我拿100万元’。那家的男孩子父母在深圳做生意，家境好，第二天就拿了100万元彩礼给女方，‘赢过了’其他人。” 胡明亮说，村民的攀比，也在很大程度上助长了“高彩礼”风俗。“由于女孩子少，所以男方给的彩礼越高，越容易讨到老婆，自然把彩礼价格‘打上去’了。” 余斐补充，不仅男方家庭会攀比彩礼，女方家庭同样如此。“有些家长觉得，你女儿拿68万彩礼，我女儿肯定得拿72万。”在“各自争脸面”的风气下，余斐所在的村里，不乏彩礼70万元至80万元的例子。 为了迎合高昂的彩礼标准，女方家庭有时候也会贴一部分钱。有村民提到，一户人家结婚时，女方家庭要求48万元彩礼，男方只送了38万元。后来女生说，“好了，我自己贴10万元，装个脸面算了。”很多时候，为了“脸上有光”，双方家庭都承受了不小的经济压力。 “彩礼还只是花钱的开始。”余斐介绍，通常，在提亲阶段，男方及其家属会找一名媒婆，一起去女方家里，现场谈论婚嫁的条件、彩礼等。如果双方同意处对象，男方需要向女方家属送礼，每逢节假日也免不了礼金往来，单是包红包就要送出去不少钱。当然，女方七大姑八大姨也会一同去男方家里“察人家”，免不了摆几桌席，给男方一些回礼红包，数额通常比男方少一些。 到了结婚当天，男方送的彩礼摆了满满一大竹筐。除此之外，还要带“四果”（茶叶、糖、苹果、香蕉等）、香烟，以及“三金”（至少4两黄金）。男方把女方接走前，还要包“奶钱”给女方的妈妈，礼金在6万元到8万元不等。“几乎每个环节都要钱。” 高昂的婚姻成本，引发了多层次的问题。 “孩子结婚，压力最大的是父母。”胡明亮说。村里有些男孩在田里干活，挣不到什么钱，父母就得省吃俭用拼命凑钱。到最后，父母只能到处借钱，婚后还得继续还债。一位村民也表示，“我家里有两个小孩，高彩礼我接受不了。” 双田镇某村委会干部钱晓曼透露，为了降低当下的婚姻成本，当地人想过许多办法。有些男方家庭付不起高额彩礼，会要求“打欠条”。婚后闹矛盾时，女方就会提起，“你上次说那个钱，后来不还是没给我”。类似的情况发生多次后，如今大多数女方家庭都不接受“彩礼欠条”，害怕对方食言，因此不答应结婚。 钱晓曼提到，高彩礼有时候还会引发财务纠纷。“有些夫妇离婚后，男方会把彩礼要回去。如果双方谈不拢，甚至会走法律程序。可是如果钱已经用完了，你也没办法拿女方怎么样。有时候，女方会先欠着彩礼钱，等嫁了第二家，再把前一家的钱还上。” 乡土 尽管高彩礼引发的家庭纠纷不断，但无论是钱晓曼、胡明亮，还是余斐所在的社区，彩礼标准依然居高不下。 为了降低彩礼，他们并非没有做过尝试。 胡明亮是临港镇某社区内负责“抵制高价彩礼”宣传的干部之一。“中央一号文件指出，各地要整治高额彩礼。这个规定大概也是去年才开始施行的。村干部、党员响应中央号召，就去跟老百姓打交道，推广‘低彩礼’。” 胡明亮介绍，自己主要负责口头宣传，在喇叭上录完音后，每天到外面去放。内容大致是，“抵制高价彩礼，为了年轻人找到自己的真爱和幸福，不要拿钱作为衡量的标准。要尊重小孩意见，不要拿彩礼压制小孩，不要强制把年轻人拆散，以免伤害双方家庭。” 谈到宣传效果，胡明亮直言，“有时候，也会有领导来我们这里调研，问‘你们彩礼多少啊’，村民都回答说八万八千元。其实私底下，你要给多少钱，给多少银行卡，我们也管不了。女方肯定觉得，‘爹有娘有，不如自己有’，钱总归放在自己口袋里舒服。” 钱晓曼所在的社区为了推广“低彩礼”，印刷了宣传单四处发放，但效果也有限。“开会时，布置说结婚彩礼不许超过20万元，个人餐标不超过200元，酒席不超过20桌。但实际上40桌都有。”她回忆，以前结婚时，新娘坐两个人抬的轿子，现在盛行八人大轿。 为了移风易俗，钱晓曼只能从社交平台开始管理。她发现，很多村民喜欢“晒抖音”，在箩筐里放上一大捆钱，拍视频炫耀高额彩礼。于是，钱晓曼只要听说最近有人结婚，就会提前找到这对新人，告诉他们，“你们想拍放钱的视频可以，但不要放太多。”如果遇到放太多钱发抖音的情况，钱晓曼会尽力找到当事人，联系对方删除视频。她说，“好事传出去没事，坏事传出去别人要学的。” 崇义县同样试行了“零彩礼”“低彩礼”家庭礼遇机制，为彩礼低于3.9万元的家庭提供政策优待。崇义县委宣传部相关负责人称，此前，县里降低彩礼的方式主要为口头宣传，新规定发布后，“目前属于试行阶段，还没什么实际案例。” 针对崇义县的尝试，余斐持乐观态度。钱晓曼认为，“现在大家有了低彩礼的意识，彩礼可能慢慢会降下去。” 不过，钱晓曼也担心“大家可能会造假。表面上给3.9万元，私底下还是会给很多钱”。她指出，当地的婚姻和彩礼之中包含了太多人情世故。“乡下的情况说复杂也不复杂，说简单也不简单。” 福州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甘满堂指出，高彩礼背后的社会成因，主要在于江西适婚男女的性别比例失衡。女方家长想通过嫁女寻求比较高的经济“补偿”。在此背景下，彩礼越来越高，超出农村家庭年收入很多倍。 性别比例不均衡的前提下，高彩礼风俗很难改变。“如果要移风易俗，可能需要政府出面倡导。”在崇义县降低彩礼的尝试背后，固然有良好的出发点。然而，政策制定的线性思维，有时可能难以应对复杂微妙的乡土逻辑，以及充满不确定性的时局变化。 甘满堂表示，“江西崇义县出台的激励政策比较难操作。例如，‘零彩礼’‘低彩礼’夫妻的子女可在学前、义务教育阶段，在全县范围内按照第一顺序择校入学。这至少是七年以后的事情。那时，相关政策会不会得到落实？另外，现在农村少子化，入学也不像以前那么紧张了，可能激励效果也有限；男女双方家庭能否如实上报彩礼金额数量也成问题。” 甘满堂认为，农村高彩礼要移风易俗，最主要是通过乡规民约的改变。“例如村干部、党员家庭如果嫁女儿，是否能率先响应‘低彩礼’号召？双方的长辈与子女能否坐下来协商，如男方承诺，在女方父母养老等方面承担义务？” 脱困 在余斐的观念里，很多人收彩礼的原因，就是怕吃亏。余斐认为，“彩礼”只是乡村各类礼金风俗的一部分，事实上，礼金风俗给所有人都带来了压力。“谁都不愿意吃亏。对亲戚朋友，觉得‘我结婚之前，你们收了我那么多红包，我自己结婚一定要收一点回来’。对相亲对象，觉得‘别人能给48万彩礼，你为什么给不了’。” 然而，“不吃亏”的尺度很难把握。余斐说，“假如你结婚时，我给了你500元，过了几年，通货膨胀了，你还是给我500元，我不是亏了吗？你看，攀比到最后，每个人都很累。” 余斐开始思考，“如果有个人带头不要彩礼，是不是双方心里都会轻松很多？”可是，对余斐的父母而言，“零彩礼”难以接受。 除此之外，余斐的父母还有另一层隐忧：余斐上一段婚姻，与前夫生下两个儿子。虽然有抚养费作为补贴，然而，儿子未来娶媳妇也是一笔庞大的开支。假如余斐拒绝彩礼，彼时，如何负担得起儿子的结婚费用？ 余斐与吕易辰最终做出了妥协，找了个折中方案：余斐向吕易辰收取12万元彩礼，但彩礼先放在吕易辰账上，等他们结婚满一年后，余斐再去收彩礼，两人用这笔钱共同抚养小孩。这样，双方至少能在很大程度上避免彩礼纠纷。 其实，余斐这样做，也有自己的“小九九”——她不需要高昂的彩礼，但希望儿子婚嫁时，女方也能少要一点。 “有时候，一个人就可以带动一种风气。”陆景田说。陆景田的老家在石城县，是赣州市的下辖县。按照他的观点，收礼的习俗很多时候来自风俗压力，反过来说，如果外在的压力消失了，大家也会欢迎“零彩礼”的习俗。 “你可以搜‘江西赣州石城县请客不收礼’，上了新闻。”陆景田介绍后，又从手机里翻出新闻页面，“我们那边任何红白喜事，都不会包红包。‘请客不收礼’‘结婚低彩礼’的风俗在我们那边流行了十几年。” 陆景田回忆，“不收礼”的风俗是慢慢推进的。曾经，年年攀升的婚庆、酒席开支让所有人都很头痛，但又不得不从众随礼。其中，既有攀比心理，又有人情压力。“石城县有一家人，儿子给老爸做七十大寿，扬言‘所有的人我都不收礼，我给老爸过生日不是为了收礼，而是为了让他高兴’。” 陆景田说，这件事过了两三年，逐渐所有人都不收礼了，红白喜事从简操办。假如两个孩子结婚，双方家庭会在婚前谈话，双方敲定彩礼金额后，共同分担房屋首付、装修、买车等开支，而不是单纯让男方家庭承担压力。“一开始，村民也不习惯。可是现在，我们作为石城人，觉得低彩礼、不收礼的风俗真的很好，每个人都轻松。” 陆景田的女儿结婚时，他便告诉女婿，“你给我们家的彩礼钱，我存在银行里，我一分也不要。过个三五年，你们生了小孩或者有其他开销，就从卡里取。” 不过，根据陆景田的观察，尽管部分家庭在小范围内移风易俗，赣州市“彩礼均价”依旧不低。许多父母会自己留下彩礼钱，尤其是家里有儿有女的家庭，会存下女儿结婚收到的彩礼钱，留给家里的儿子娶老婆用。另外，本地男子又倾向于娶本地媳妇，认为这样两家来往比较密切。因此，当地彩礼标准很难降下来。 谈到“高彩礼”的应对措施，钱晓曼有个建议。“我们这里彩礼多，把这个钱拿到公证处去公证一下是不是比较好？不然万一离婚，钱回不来怎么办？不公证，会有很多财产纠纷。”可是，钱晓曼同时意识到，村民对于公证彩礼的接受度较低，难免会觉得“不地道”。 钱晓曼的女儿许乐乐则给出了对于“高彩礼”的另一种应对方式。许乐乐今年24岁，在江西上饶市从事教师工作。她不认可村里的高彩礼风俗，干脆决定不嫁人。许乐乐所在的村子，大部分青年选择外出打工，如今分布在广州、深圳等地。外省的工作经验和观念，冲击着他们本身的乡土逻辑。一些男性不再执着于娶本地媳妇，一些女性也不再执着于通过结婚嫁人来“回本”。 “近年来，娶外地老婆的本地男性越来越多。”余斐说，“彩礼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东西。有些江西男人在外地打工，会和外地女性结婚。从外地带回来的老婆，所需彩礼比较低，也有不要彩礼的。” 外省传入的风俗，改变了本地看似根深蒂固的婚庆习惯。年轻人对更平等、独立的生活方式的追求，倒逼老一代的村民接受“低彩礼”“零彩礼”，甚至不婚的状况，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当地的彩礼风俗。 在余斐看来，她选择“低彩礼”，其实是降低了双方在婚姻中面对的风险，让婚姻不再是“一锤定音”的买卖。 责任编辑：日升 (责任编辑：日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