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文学之善
美和善是人类从不同角度把握世界。两者就人类价值追求的终极目的而言并不矛盾。但在具体的实践中，有时一致，如英雄救美，梁山伯与祝英台，RomeoandJuliet.，有时不一致，如小偷和强盗。从道德和法律的层面上看，小偷是小恶，强盗是大恶。但从美学的意义上看，强盗似乎更受人尊重，因为他体现了力量和征服。“男人不坏，女人不爱”，这句话很说明问题。“坏”是道德判断，“爱”是情感取舍，这两者的矛盾在这句话中充分表现了出来。在生活中都很难取舍，更不用说在文学中：《教父》、《辛德勒的名单》、《追龙》（甑子丹和刘德华主演）都是在恶中看到善，从而让人对生活、对世界、对人本身有一种更深的理解。

在文艺评论史中，“诗言志”、“文以载道”、“寓教于乐”是一种说法，体现了人们希望将美与善结合的意愿，但“Artforart’ssake（为艺术而艺术）”也道出了审美的独特性。道德受地域和时代的局限性较大，而美却是直指人类的内心情感的。在现实操作层面往往出现这种情况，即道德无能为力的地方却成了审美大显身手的舞台。

电视剧《家教》中的弟弟梦岩可以说是最“坏”的一个，他曾经爱过亚芹，却感到于培丽更符合他的要求并与之结婚。他婚后与亚芹藕断丝连，造成三人悲剧。但在这部剧中，梦岩的生活最有紧张感和戏剧性，尤其是剧中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即梦岩一旦出轨，戏就来了，而当他老实过日子的时候，却显得平淡无奇，毫无生气。

下面我们从道德法庭来关照一下梦岩：

道德法庭：你为什么与于培丽结婚而与亚芹来往？

梦岩：我真爱亚芹。

道德法庭：胡扯！你这是三角恋爱，第三者插足。你的妻子怎么办？

梦岩：（无言以答。）

下面我们换个角度，再从艺术法庭来看：

艺术法庭：你为什么爱亚芹而与于培丽结婚？（注意，提问方式与前面相反，从爱入手。）

梦岩：我考虑到生活而于培丽合适。

艺术法庭：可这样，你会幸福吗？

梦岩：我不知道。

艺术法庭：哦，我可怜的孩子！

看来，艺术法庭对人更宽容，更多理解，更少责怪。换言之，在艺术中没有第三者，只有这出爱情剧有几个人上演。

同样在该剧中，大姐梦颖的生活却具有某种深层意义：文革中嫁了个普通工人，以后婚姻生活稳定却内心空虚，她的悲剧在于她没有任何理由向生活说不，只能靠宗教安定灵魂。若将她的故事演绎出来，《家教》就要倒写了。

西方文学中的人物形象有时也会遇到像东方社会中那样的外在压力

《安娜.卡列尼娜》“伸冤在我，我必报应.”

360百科：作品讲述了贵族妇女安娜追求爱情幸福，却在卡列宁的虚伪、渥伦斯基的冷漠和自私面前碰得头破血流，最终落得卧轨自杀、陈尸车站的下场。（不恰当）

至少卡列宁绝非一个“虚伪”就能打发的，他代表当时的主流社会，本人也极具社会责任感。相比之下，安娜倒是一个水性杨花的女人。对该作品的主题，学界也有不同的解读。托尔斯泰便打算写一部出身高等社会的有夫之妇失足的小说，并打算把这个女人写得可怜而无罪。安娜想“追求女性的个人独立与自由”，却只能依附于男人的爱来实现。

由于西方社会的个体本位文化，压力更多的来自人的自身，人的心灵深处。

《哈姆雷特》

“世界脱了节”，但哈姆莱特能正本清源、匡扶正义吗？是的，他最后杀了那杀兄娶嫂、倒行逆施的叔父Claudius，但在此之前，他自己也倒在了仇杀的剑下，有多少无辜的受害者倒在了他的手下？就连他与Ophelia的关系也令人生疑--是恋人还是仇人。

“人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杰作！多么高贵的理性！多么伟大的力量！多么优美的仪表！多么文雅的举动！在行为上多么像一个天使！在智慧上多么像一个天神！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人文主义宣言”？“然而在我看来，这又算得了什么？”后半句怎么理解？是“忧郁王子”的个性化表现。因此，《哈姆雷特》是性格悲剧。

《乱世佳人》（飘）

描写了南方奴隶主在南北战争时期的遭遇。Yankee无恶不作的土匪，典型的政治不正确。

主题是什么？是爱情吗？谁和谁的爱情？是斯佳丽和艾希礼的爱情？显然在全剧中分量不够？是斯嘉丽和白瑞德的爱情？显然，他们之间的“爱情”有点“不是冤家不碰头的色彩”，构不成“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的传统架构。所以，本人认为，该电影的而主题是世事的艰难和生命的顽强。斯嘉丽与艾希礼和白瑞德的情感纠葛只能构成艰难世事的一部分，斯嘉丽的真正可爱之处不在于她能够吸引异性的外貌，也不在于她有什么“善良”的“心灵美”，而在于她异常强大的求生欲望。

以上例子可以看出，善强调规范性，实用性，以理制胜；美强调超越性，以情动人，更具人性。两者可以互补，但不能替代。

五.文学之美

这里的“美”指文学的终极目的。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但人的审美却是个动态过程，因人、因地、因时而各个不同。前面谈到，客观世界的本质非美非丑，是“存在（being）”。美与丑都是人面对客观世界所得出的心理感受和主观评判。日常生活中，美与“丑”同在审美领域，且常常互相转化。“情人眼里出西施”，有了感觉，“可爱了才漂亮”。“距离产生美”，“婚姻是爱情的坟墓”。

孩提时代，我们只能辨别单纯的美好。但即使是在那时，美也不是单纯以美的形式展现的，“红花还得绿叶扶”。“高大全”缺乏的恰恰是艺术感染力。“丑就在美的身边”（雨果），审美的同时要“审丑”。

文学作品中的“丑”有多种形式。

“丑”可以作为“美”的陪衬，没有了狼外婆小红帽也可爱不起来。外表丑，形式丑也可能在价值体系中转化成“心灵美”。如《巴黎圣母院》中的卡西莫多。还有一种是价值丑，却具有审美意义。当代中国文坛上王朔的小说，冯小刚的电影都具有“审丑”的品位。“李叔很生气，后果很严重。”“人家在打劫呢，严肃点。”“不求最好，但求最贵。”这些语言之所以能在社会上流行一时，就说明在一定情况下，人们对自己的卑微和无助都可以一笑了之。

在王朔和冯小刚的助推下，中国电影甚至出现了“葛优现象”，即“明丑实美”，或“外丑内美”现象。

《阿Q正传》

阿Q自满于“曾经阔”，调戏小尼姑、追求吴妈，他的“精神胜利法”。鲁迅站在“上帝视角”，对阿Q是“哀其不幸，愤其不争”。

《红楼梦》

人物中的美与丑

最让人记得住的大概有宝玉、黛玉、宝钗、王熙凤、刘姥姥。在这些角色里，读者最喜欢谁呢？

刘姥姥：外表无美可言、举止滑稽可笑，美在亲切可人接地气。

王熙凤：“当面一盆火，背后一把刀”，有恶、有丑，美在有个性。

宝钗：得倒过来看。受很多读者的接受。外表端庄，道德完美，贤妻良母型，可敬。但是没个性，因此不够动人。

林黛玉：娇柔病弱，尖酸刻薄、丑在一身“妖”气。黛玉葬花“天上掉下个林妹妹”，美在可遇不可求的“仙”气。

贾宝玉：本来就是假（贾）的，“畗贵闲人”，不求上进，“无事忙”；但宝玉是作者最深厚的现实投射。宝玉美在“我是人,人所具有的我都具有。”

《围城》：

人说，“用心去体验生活，生活就是一场悲剧，用头脑来体验生活，生活就是一场闹剧。”

先看比喻。书中开首谈到鲍小姐，“有人叫她‘熟食铺子’，因为只有熟食店会把那许多暖热的肉公开陈列；又有人叫她‘真理’，因为据说‘真理是赤裸裸的’。鲍小姐并未一丝不挂，所以他们修正为‘局部的真理’。”

又如赵新楣叫方鸿渐为“同情兄”，因为跟同一先生念书是“同师兄弟”，同在一个学校叫“同学”，同一个情人就是“同情”了。

钱钟书的幽默可不只这点。“早晨清醒，居然自己没给蚤虱吃了精光，收拾残骸剩肉还够成了人。”

这当然是夸张。可真到遇到现实中离谱的事，钱似乎又无边地宽容起来。

一个内地小县的“旅馆名叫‘欧亚大旅社’。虽然直到现在欧洲人没来住过，但这名称不失为一种预言，还不能断定它是夸大之词。”
在这些令人捧腹的幽默氛围中，书中人物说起话常常云山雾罩。你瞧，李梅亭一听说三闾大学中国文学系设茶话会欢迎他，“欢喜得直说：‘讨厌，讨厌！我累得很，今天还想早睡呢！’”高松年明明没给方鸿渐写过什么信，却说：“这信很重要。哎！现在抗战时间的邮政真该死。”于是假的成了真的，方鸿渐忽感到“自己收到了信在抵赖，听他这么一说，才稍微放心，迎合道‘内地去上海的信，常出乱子。’”
以上这些比喻，就显出钱锺书的慧眼独具，它们思辨性强，出人意料、情理之中，满含书卷气，却并不凝重。钱老对生活是什么态度，我们不得而知，但捧起《围城》，却更多地看到了他的头脑。“婚姻就像一座围城，城外的人想进来，城里的人想出去”。方鸿渐的经历，他的读书、他的工作、他的婚姻，无不证实这一点。当我们带着余笑掩卷之时，是否能体会到小说主题的严肃性呢？

直面自己的丑陋，钱钟书在书中做到了，我们呢？

要提高审美能力，必须首先面对真实。

这里的真实不仅是现实生活的真实，更是人们精神世界的真实。“人生是幸福的”，但这幸福只存在于没有穷尽的痛苦之中。要享受人间的幸福必须有面对痛苦的勇气和苦中作乐的能力。要审美，还必须有博大的胸怀和饱经沧桑的智慧。“生活是美好的”，但这美好中也充满了丑恶。生的可贵只有在死的威胁中才能体现出来；人性的美是在人性的丑恶和堕落中生根的。在生活中，没有经历过痛苦才是最大的痛苦，真正的幸福只有在撕心裂肺的痛苦中才能得到。在艺术中，丑和恶永远不会作为单纯的丑和恶显现出来，它们是广度和深度的美的组成部分。

美并不虚无缥缈，也不在天堂和彼岸，要审美，只有面对这庄严而残忍的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