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们熟知“老三届”，提起知青，便提起“老三届”，即：66、67、68届初、高中毕业生，却很少提到“69届”，似乎是忘记了“当年知青”里面还有这一届。其实，提起文革、知青、高考、返城、个体户、独生子女、下岗、再就业，无论从哪个方面说，最具代表性，最具特殊性，最不能忘记的恰恰是69届。 66年文革开始，全国动乱，他们正好小学毕业，进不了初中，留在小学里游荡了一年，成为“七年级”。因为年龄太小，他们连参加“红卫兵”的资格都没有，只是一批半大不小的“红小兵”。文革“大串联”他们没有资格；“破四旧”不能参加，只是个围观者；“大批判”、“打砸抢”根本没有能力，也没有那个胆量。这一年，全国教育停摆，高中停招，因此，69届，全是初中，没有高中，成为了“老三届”的小弟弟。 67年复课闹革命，他们就近入学，进了初中。复课，没有教材，都是油印纸片，语文课是鲁迅的《一件小事》，数学课是“找圆心”，英语课只学会了一句“毛主席万岁”；学校闹革命，批斗会倒是天天不断，斗走资派，斗地富反坏右，但是，这些“革命活动”，老三届根本不带小弟弟“玩”，于是，他们有的流向了社会，有的参加了“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有的参与了“打群架”，有的回到家里，自己跟自己玩儿，画画，游泳，玩乐器，成了无业游民。直到1969年下半年，学校组织下乡劳动三个月，又进工厂劳动三个月，过了1970年的春节，他们被上山下乡了，全国实现“一片红”，城里一个不留。以上海为例，去向主要是：黑龙江军垦、国营农场、黑龙江插队；云南军垦农场、云南插队；江西国营农场、江西插队；安徽插队。 文革最疯狂的“前三年”，他们因为年龄小，只是经历者，而不是参与者，因此，他们是政治上最干净的一届，文化上最贫穷的一届，上山下乡最彻底的一届，不同于上面的老三届，也不同于下面的70届。这是69 届的特殊性。 上山下乡，当时的政策是：66届70%在城里分配工作，30%去近郊农场或军垦农场，基本上没有到生产队插队落户的；67，68届是30%留在城里工作，70%上山下乡，并且开始有了黑龙江、吉林、云南、贵州、江西、安徽插队落户，而69届则是“全国一片红”，城里一个不留。可见，69届是一支极为庞大的知青队伍，但他们和“老三届”不同的是，军垦、国营农场是发工资的，只能照顾家中的老大或独子；江西是吃大米的，只有家中的老大和独子才可以报名，予以照顾；如果家里有哥哥姐姐在上海工作的，也就只有黑龙江、云南、贵州、安徽等穷地方插队落户的命了。这个政策比“老三届”严苛许多，这也是69 届的一个特殊性，而70届又有上海或外地工矿了，基本上不用下乡了。 69届，因为初中没有接受过一天正规教育，一张上山下乡的通知书，便是一张初中毕业文凭了。69届文化上的“先天不足”，以至于“后患无穷”。  在农村，艰苦繁重的体力劳动，吃杂粮，少营养，甚至忍饥挨饿，不过是物质生活的艰难困苦，最难忍的是十七、八岁远离父母亲人的孤独和恐惧，加上农村缺医少药对于年轻生命的严重威胁，这是精神上的创伤，同时，也锻造了他们的吃苦耐劳和坚强的意志。好在年轻，好在无知，蹉跎岁月，浑浑噩噩，近十年的知青生涯就这样过来了，但是，文化上的贫困，却是69届最为不幸的根源，造成了命运的后患无穷。 1977年，全国恢复高考，“老三届”在初、高中阶段曾经读过一到三年不等，他们参加高考，重新拾起课本，复习即可，69届就不同了，他们根本没有摸过中学课本，是一张白纸，要想参加高考，几乎是异想天开。一次命运的转折摆在“老三届”知青的面前，而69届只能是望“考”兴叹了。虽然，恢复高考对于“老三届”也只有少数幸运者改变了命运，但是，69届除了个别文科类和艺术类出现了他们的身影，基本上是全军覆没。这又是69届的一个特殊性。 返城以后，他们又面临就业危机，因为没有中学文凭，又没有专业技术，他们只能挣扎在社会的最底层，上天赐予他们的是最繁重的体力劳动，最艰苦的露天作业，有的虽然顶替退休的父母，进了大型国企，却也只能做一些毫无技术含量的体力劳动，有的直接流落社会，干起了个体户，卖菜卖服装，开车搞运输，有的冒着风险，倒卖紧俏商品，他们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代个体户，只要能够解决刚刚结婚成家的一日三餐，他们什么都干。繁重的工作、生活的艰难压不垮他们，在农村练就的吃苦耐劳，让他们从容地接受了这一份生活的压力，过上了几年一家三口的安稳日子。 可是，好景不长。九十年代的国企改革带来了一股强劲的“下岗潮”，他们已经人到中年，国企减员增效，他们首当其冲。在背负着上有老、下有小的时候，重新走进了人生的“风雨夜”，刘欢唱的再就业之歌《从头再来》，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他们，就是69届。现在大学生毕业找不到工作算什么？西方发达国家都曾经历过这个阶段，再正常不过了，而人生最可怕的是“中年失业”，家里的顶梁柱倒了！哭也无泪，求也无门。有的在路边摆摊，有的开小饭馆，有的开出租车，有的在宾馆地下室做洗衣工……刘欢的歌唱得很轻松，而实际压到自己的头上，那就是一座大山。69届，从头再来，两鬓斑白，又走进了风雨夜。 由于文化上的“先天不足”，他们把希望寄托在子女身上，但是，在子女教育上却也是无能为力，一筹莫展的，既无力辅导孩子的作业，也不懂子女教育的科学性，只能照着老一辈的办法教育子女：棒下出孝子，以至于他们的子女教育也出了问题。这一点，知青作家叶辛的小说《孽债》有所表现。 高楼危哉无根基，一生坎坷因少年。 当年的“知青”已经老了，有的已经走了，年轻的时候，在农村多多少少落下一些病根，现在开始折磨他们了。他们的晚年生活，有的靠子女“反哺”，有的上海知青靠老祖宗留下的房产，获得一笔可观的“拆迁费”，而大部分知青靠省吃俭用的“积蓄”养老，其晚年生活是可想而知的。 那么，为什么说69届是被遗忘的一届？  当年上山下乡，“老三届”们大都去了军垦农场，今天，在知青历史研究者的叙述中，在知青题材的影视剧中，老三届们笔下的“知青”，便成了他们叙述中的“兵团战士”。他们有工资，有食堂，有领导，却没有“贫下中农”给他们再教育（如电视剧《知青》），而三五人插在一个生产队，与贫下中农生活在一起的69届“知青散户”，今天却很少有人提起，这便是69 届一个最大的特殊性。69 届因为文化的缺失，也使他们自己缺失了叙述历史的话语权，他们被“老三届”替代、淹没了。 历史，从来就不是扁平的一张纸，如果69届缺席了，中国的知青史一定是不完整的，知青，也不完全是“老三届”笔下的“兵团战士”。当年的69届小弟弟们今天已经进入了晚年，最小的也已经70岁了，可是，每每知青聚会，他们唱着当年的歌，说着子女的事，不抱怨，不感伤，对于一生的坎坷，他们的一个共识是：不能忘，不纠缠。说得多好！ 晓歌编辑 (责任编辑：晓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