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漠里的日出，洒下金色光影（照片经技术处理）。 受访者提供
■记者 冯蕊 终于，一抹暗红在眼角出现。光晕升起，映照在湖水中，泛起金色光影。 过去29年，妍春只在文字中读到过大漠圆日；亲眼所见，她发现自己看到的太阳没那么圆，仿佛被薄雾遮盖。 妍春是一位患有先天性黑蒙的视障者，只能在近处通过眼角，看到模糊的景象。今年4月30日到5月2日，她在两天多的时间里在腾格里沙漠徒步52公里。陪伴她的是一支来自苏州的视障旅行团：包括妍春在内的8位视障者、2位义工。 每年5月的第三个星期四是全球无障碍意识日。用世界旅游组织秘书长里法伊的话说，无障碍旅游是“巨大的市场”，也是“人的权利”。在国内的无障碍建设中，残障者的需求已从“生存”到“生活”，对待残障者的视角正从“俯视”转向“平视”，从“特殊”到“融合”。 这些宏观的改变，落在旅程中的每一个人身上，是具体的人生片段。 走出家门 4月30日，旅行团从银川的集合地驱车前往腾格里沙漠。午后，一行人来到了徒步的起点。 妍春的面前，是她魂牵梦萦的大漠。原来，沙漠不是平的。沙丘犹如石子扔在水面，激起千层波浪。她试着走上沙丘，脚就被沙子裹挟着向下滑落。好不容易上去了，下来时不停地跌倒，只能坐在上面一路下滑。 妍春有些踟蹰，她把重心略向后倾，没过多久便开始掌握稳步向前的规律。她觉得，“自己好像变成了轻功大侠，迎风疾行”，这是她小时候的梦想。 3岁时，妍春在河北涿州的医院确诊视网膜病变。面前的医生摇晃着手电筒，问她：“这是什么？”“这是瓶子。”她笃定地回答。从那天起，妍春的妈妈就陪她待在家里，只要一出门，便会死死攥住妍春的手。 妍春的家和姥姥家在同一个小区。六岁的妍春一直问妈妈：“我能自己去找姥姥玩吗？”总算有一天，妈妈妥协了，“那你去吧。”妍春走了没多久，发现有人影尾随，凑近一看是妈妈。 “怎么这么不相信我的能力？”妍春号啕大哭。 小学、初中，上学、放学妈妈都会亲自接送，直到2009年，妍春申请到了北京的盲校，当爸爸开车送她去首都时，妍春兴奋不已，“这是我第一次出远门。” 同年，在苏州的志愿活动里，义工梅志宇第一次接触到了视障群体。当时他提供的志愿服务，是满足配药、买东西等视障者的“基本生存需求”。 在服务过程中，梅志宇发现很多家庭仍然把视力残疾当成压力，给视障孩子“过度的保护”，使他们的活动空间很受局限。 “有一位10岁的盲童，奶奶一直在照顾他，他每天就坐在门口，看着别的孩子上学、玩耍，很羡慕的样子。” 梅志宇开始意识到，社会在发展，视障群体的需求也在变化：他们不仅仅是谋求生存的帮扶对象，更多人渴望走出家门，和常人一样享受生活。旅行，便是其中的重要一项。 几年间，他总是能听到视障者询问：“春天到了？能带我们去太湖边上转转吗？”“我们能去首都看看吗？”“我没去过草原。” 2013年7月1日，梅志宇带着30位视障者来到北京天安门看阅兵仪式，那位10岁的盲童也是随行者之一。他恳求道：“我想摸摸军人叔叔。” 盲童从护卫队军人的帽子、肩章、制服口袋一路摩挲到裤子、鞋。“原来他长这样。”梅志宇被童言逗笑了，随后反应过来，孩子之前只是在书本、收音机里了解过军人，这是他第一次近距离感受到立体的军人形象。 “对我来说是场简单的出游，对他而言却是新世界的大门。”这一瞬间，在梅志宇的记忆里保存了十年。其间，梅志宇辞掉了原本在银行的工作，花全部的时间带领视障者旅行。 十年后的春季，他带着8位视障者走进了腾格里沙漠。 日光灼热，妍春叹息，每向前一公里，比平地跋涉十公里还费力。梅志宇走在队伍的最后，偶尔为走偏的视障者纠正方向。他看到向导想上前搀扶，喊道：“别扶，让他们自己走。” 抵抗误解 入夜，妍春坐在沙子上抬头望去，她看到了一个朦胧、昏黄的光源。“是月亮，不知是圆是缺。”她左右摆动着脑袋，眼前的景物仍然是暗色的，但月亮的银辉让妍春着迷。“仿佛飞雪，又好像精灵，在空中起舞。” 视障游客珍妮提及，视力残疾按照从盲到低视力，分为4个等级。一级全盲的人可能需要通过其他感官，比如触摸到树叶的纹理、踩踏到沙的柔软，从而感受到万物的存在。低视力者大多能看到模糊的轮廓，只是在一定距离之外无法辨别事物的细节。 “我看到的，加上摸到的，还有别人的补充，会在脑海里构成一个完整的意象。”珍妮说道。一些人以为视障者看不到、看不清风景，感受不到景色之美，从而觉得“他们出门旅游没有必要”。 梅志宇回想起，十年前他刚开始带团出游时，有时会遇到景区的人问：“看不见出来干什么？”“盲人进景区很危险吧。” “这些人的态度不是排斥，是陌生与奇怪。”梅志宇苦笑，误解的产生并非恶意，而是常人对视障者仍然缺少了解，不具备相关的知识。 2016年8月，梅志宇一行来到山东莱芜九龙大峡谷游玩。大巴停下，有位视障游客下车想上卫生间。景区的工作人员误以为他想“闯闸”，拿着对讲机大喊“有人逃票”，一边和这些视障游客推搡起来。当视障游客表示“视力残疾享受门票免费”，对方却说“没这回事”。梅志宇一时气急，和景区的工作人员产生了争执。 警方介入后，梅志宇和景区负责人坐下对峙。 梅志宇指出，按照当时的残疾人保障法，重度残障人士以及陪护人员进入景区都应免票。 对此景区辩解，因为很少遇到视障旅客，没有相关的应对经验。虽然有视力残疾者的免票政策，但没有具体的执行细则。 梅志宇反问道：“那为什么不出台这样的文件呢？” 3天后，一份由莱芜7个部门盖章的细则出炉，该地区残障人士及陪同者进入景区不再收费。 今年春天，当梅志宇的旅行团来到稻城亚丁，在海拔高达4600米的景区五色海，工作人员主动上前询问：“需要帮忙吗？” 重建联结 佟浩（化名）并未料到，会在此次沙漠之行中重遇妍春。 10岁的一天，患有先天性青光眼的佟浩发现自己完全看不见了，没法再下楼玩。那一刻起，他陷入了抑郁。 2009年秋，佟浩在北京盲校遇到了转校过来的妍春。两人有着相似的爱好，一起听悬疑小说、金庸全集，聊乐队，“那段时间，我好像没那么难过了”。 而此时的妍春，第一次进入一个“完全平等”的环境。和更多盲人同学在一起时，她才觉得“大家没有什么差别”，逐渐打开心扉。 但两人朦胧的好感被毕业打断。当他们走出盲校，如何“融入”健全人占据多数的社会，再次成为难题。 梅志宇观察到，很多视障者在从盲校、特殊教育学院毕业后，会离开原生家庭，到上海、北京等大城市从事推拿等工作。他们中的多数人没有家人的陪同，很难交到新的朋友，但很渴望社交。“比起沿途的景色，旅行更带来了人与人之间的联结。” 夜晚的营地，妍春等人混进了一个亲子旅行团。刚进去时，就被主持人发现了。但对方允许了他们的不请自来。所有人围着篝火，唱起歌。妍春看到，篝火让每个人的容颜更加模糊，她反倒觉得彼此的距离被拉近。 “很多人会两次、三次、多次参加旅行，正是迷恋上这种互动。”在梅志宇看来，人与人的联结已经延伸到旅行之外，带来了社会资源的流动。 转变认知 第二天刚起步，便刮起了大风。 风沙糊在佟浩的耳边，让他听不见任何声音，也张不开嘴。他感觉外界的嘈杂消失了，世界只剩下自己。他坦然地趴在沙丘上，四肢贴着沙子向上攀爬。 曾经，佟浩对“暴露盲人的姿态”感到羞耻。 他会事先记好桌子上物品摆放的位置，避免拿的时候出错；会挑走廊里人比较少的时间段出去，怕撞到别人尴尬。 年少的妍春同样难以释然。在北京时，她刚开始练习独自出门，总觉得自己的盲杖是个负担，“他们会不会觉得奇怪？”“问路没有人说话怎么办？” 成长的过程中，他们想换一个方式生活。 佟浩学着接受自己的身份，遇到新朋友，他不会主动提起“看不见的事”，却再也不想伪装自己是一个健全人。 妍春拿盲杖出门的次数越来越多。一次在路上，她听到路人和她说：“嘿，你真酷。”她突然意识到，如果不拿盲杖，会走得很慢很迟疑；用盲杖走路反而更加自由和自信。 “当我的认知开始转变，世界就变得不一样了。”妍春笑道。 而世界也在转变看待他们的角度。 2018年，梅志宇思考，单纯做公益性的旅行活动，已经无法满足视障者日益增长的出游需求。为什么要把他们看作社会的“负担”，而不是潜在的“市场”？ 他算了笔账，按照2016年残联提供的数据，国内有1731万视障者，如果其中的百分之一愿意出来旅行，就有十几万人。“当时在国内，做视障旅行的机构不超过三家。” 当年10月，梅志宇在苏州成立了志苏融合旅行社。但“培育”市场的道路，远比他想象中艰难。 他头疼的是，视障旅行仅有一位导游或领队不够，需要有一定比例的志愿者。给志愿者多少补贴才行？视障者旅游不喜欢购物，如何与景区建立合作？这些，都意味着比普通旅行社更高的支出。 最大的难题是定价。梅志宇很矛盾，只有产生更多的利润才能投入旅行社的运作，但合适的利润率才会让更多视障者走出来，从而形成良性循环。他把利润控制在了百分之十到二十，“旅行社总算运转了起来。” 2020年，旅游业陷入低谷。看着身边的旅行社纷纷歇业，梅志宇辞退了5位员工。但他还想再坚持一下。 3年后的春天，当旅游业复苏，梅志宇的旅行社也随之重启。活动预告发出没多久，报名就满了。 这一天，恰逢梅志宇的生日。大家在沙漠里为他唱起生日歌。 49岁的梅志宇戏谑，自己是个五分钟热度的人，没想到干个旅行花了这么多年。“可能是因为带来了正向的愉悦，看到他们的笑脸我不忍心拒绝。” 每一粒“沙” 返程的车已在前方。妍春有些不舍，她捧起身后的一抔沙，装进出发前携带的玻璃瓶里。每一粒沙，会让她想起在沙漠徒步时，那些感觉快要坚持不下去的时刻，最后都迎来了轻松和坦途。 初二时，妍春看不清试卷上的字，每次要拜托妈妈提前拿到试题，把字印得很大，在家背诵好答案再上考场。因此她没法顺利完成中考，同年不得已就读了北京的盲校。 2014年，妍春从盲校毕业，普通高考还没有对视障者开放，她通过特殊教育学院的单考单招，能选择的只有推拿或音乐专业。 2019年，妍春不想未来只能做一名推拿师，她在就业市场里转了一圈，发现接受视障者的工作岗位很少。有一次她面试客服岗，对方得知妍春是视障者之后，表现得很为难，“我们的软件不支持读屏，要不算了吧？”她又找了几家单位，明明招聘启事上写着“招收残障人士”，聊起天来对方却质问，“你能做成功吗？”“工作场合里出了事怎么办？” 在每一个节点上，妍春都感到迷茫：作为一名视障者，我的人生是不是只有推拿一条路可以走？ 但她发现，改变随时可以发生。 几年前，更多的企业开始做无障碍改造，为视障者提供平等就业和融合就业的机会。妍春在上海通过了一家互联网企业的面试，从事数据标注工作。 同时她关注到，2017年开始教育部的文件已经规定残疾考生可以申请“合理便利”，也就是视障考生能有特殊的试卷、延长考试时间。一些省市的高校则向视障学生开放更多专业，允许他们参加普通高考。 妍春感慨，十余年来，无障碍的进步已不只体现在出行上。整体性、制度性的改变虽然很慢，“但一直在路上。” 前路还很漫长，“走出去”不过是第一步。 从沙漠回来后，妍春看到目前开放给视障者的就业岗位还不够多元，她希望未来能做一些关于视障就业的创业项目。 而佟浩正在精进自己的医术，“摆平”别人无法解决的疑难杂症，他想让更多人知道，“推拿师也是一个很厉害的职业”。 梅志宇在全国各地奔波，一边和高校的志愿组织谈合作，一边筹划起视障游客可以开展社交的旅居中心。 他谈到，推动从不是一时的事，还得靠积累和坚持。如果有更多公共机构、企业发挥作用，让视障者从出生起，便能融入所在的社区与生活环境，“他们的人生会更加精彩”。 责任编辑：日升 (责任编辑：日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