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日升
沈嘉禄 讲给今天的小青年听，他们肯定不能想象。那年初夏，我和妻子去黄浦区婚姻登记处办理结婚登记，然后就满心欢喜地到南京东路燕云楼去吃烤鸭。二楼店堂的散席设计成当时流行的火车位，特别适合情侣边吃边聊。根据巴金同名小说拍摄的电影《寒夜》，许还山和潘虹演的对手戏里有一场在咖啡馆，可能就是在燕云楼拍的。 那天，我们两人喜滋滋地品尝着北京烤鸭、植物四宝、糟熘鱼片，特别是烤鸭的腴香无与伦比。这时，服务员过来跟我们商量，门口等位的客人太多，其中两名客人急着赶火车，能不能在我们的座位上挤一挤。我们正吃到兴头上，却要和别人挤一张桌子，我当即皱起眉头，妻子看看周边的座位都已经加塞了，只能朝里挪了挪身子，默默应允。 一对同龄人在我们旁边坐下，男士与我坐一排，女士与我妻子坐一排，氛围确实有些尴尬。男青年向我们致歉，还拿出火车票给我看，我倒不好意思起来。他们来自河南商丘，这天清晨排了许久的队才买到火车票。男青年红着脸说：“大上海真繁华，就有一点不好，什么都要排队，在外滩拍个照也要排队。”他的女友或妻子轻声跟了一句：“我们游客把大上海挤坏了。” 他们喊来服务员，说：“跟这两位吃一样的吧，赶时间。”不一会儿，我和妻子先吃完，但还有一杯啤酒没动，啤酒的泡沫已归于平静。我犹豫了一下跟旁边的那位说：“你要是不嫌弃的话，这杯啤酒……”他爽快地接过去，喝了一大口：“上海的啤酒也与众不同。” 那天的经历历历在目，拼桌也算一次有趣的经历。计划经济时代，餐饮店的营业面积一般都不大，拼桌就不可避免。吃早点肯定要拼桌，一般的小馆子中午和晚上也要拼桌。小馆子里的长条凳并不是每一张都四平八稳，如果一个人突然起身，椅子可能会“跷跷板”，这样的事情不常发生，一旦发生肯定狼狈不堪，我就曾见识过这样的狼狈。 在“新雅”“杏花楼”“老正兴”“老半斋”这种名气响亮的老字号吃饭，也免不了拼桌。直到20世纪90年代，饭店业纷纷开始扩大店堂、改善环境，拼桌的情况就少了。但是在黄河路、乍浦路这样的美食街上，拼桌仍是一道风景。而且私人馆子恰恰因为保持了一点老上海的市井气，让怀旧的上海人倍感亲切。这一点，在金宇澄的长篇小说《繁花》里有生动描写。 有一年，我出差到南京，在火车站附近的一家饭店里吃晚饭。我才举起筷子，就有一个中年男子在我对面落座，从相貌上看像是北方人。当时店堂里顾客并不多，他为何偏偏看中我这张桌子？陌生人并不在乎我的冷淡，他先自报家门，告诉我他是长春郊县一家乡办企业的推销员，第一次来江南，再问我从何处来、有何公干。说话间，他把一盆盐水鹅推到我面前，我矜持地点点头，并不动筷。看到我点的鱼圆汤上桌，他表情夸张地瞪圆了眼睛：“南方人就是细巧，会做鱼圆，我们那里人不会做，我也想来一碗。”受他情绪的感染，我说：“就吃我的吧。”他咧嘴一笑，马上拿起一只小碗打捞鱼圆。后来，我们就谈得比较放松了，我也夹了他的几块盐水鹅。酒足饭饱后，我们走出饭店时互道珍重，俨然是一对忘年交了。我从此再没见过这个人，但那顿晚餐的气氛却像一片橙色的烛光一样温暖着我的异乡记忆。 后来我又跑过许多城市，再也找不到这样的感觉。有一天我和一个外地朋友到淮海中路的大同酒家吃午饭，不巧店堂已经客满，我看到靠窗的一张桌子前只有一对年轻人在用餐，我想我们可以去拼个桌，可服务员把我们引过去时，却遭到了男青年的坚拒。邻桌的一对老年夫妇向我们发出邀请：“来来来，我们这里可以挤一挤。”我在饭店用餐时，看到外面有人等位时常会主动向服务员建议，我们这张桌子倒可以再挤两个人。但这番好意屡屡被谢绝，服务员总是说，有档次的饭店，要让客人获得最好的体验度。 “体验度”是一个时髦用语，但它的内涵让我颇费思量。有位文艺评论家说，现代文明发展到今天，城市人越来越希望处于一种“隐名状态”，所以常在熟人面前保持社交距离，在陌生人面前反倒容易畅所欲言。如果这个观点成立的话，那么拼桌就很容易被理解，也应被视作常态。也有人觉得，人与人的隔阂越来越明显，人们看重隐私，对私密空间的占有也可以看作一种对权利与资源的消费。我倒觉得，奔波在都市的人不妨以更宽容友好的姿态面对拼桌，将其视为一种有人情味的生活体验。 责任编辑：日升 (责任编辑：日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