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图书馆工作时期的严独鹤 孔另境 摄
方汉奇教授深情回忆与鹤公在新闻图书馆共事的经历
祖父给方汉奇题写的赠言（方汉奇提供）
位于南京西路的上海图书馆旧址
◆严建平 9月28日，上海图书馆东馆正式开馆。今年是上图成立70周年，我不禁想起祖父严独鹤从报馆转入图书馆的那段经历。 新闻图书馆 1949年5月，上海解放，《申报》和《新闻报》先后停办，报馆和印刷设备都交给《解放日报》和《新闻日报》使用。并拟对停办两家报社的一些老报人重新安置。 于是《解放日报》和《新闻日报》及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上海分会筹办了上海新闻图书馆，安排了二十多位老报人。馆长是马荫良先生，祖父担任主任（相当于常务副馆长）。从此离开了他服务大半生、驰誉全国的新闻界。 马荫良原先担任《申报》前总经理史量才的秘书，后任经理。1934年，史量才被暗杀后，整个《申报》的经营管理都委托马荫良来负责。抗战时，他因宣传抗日遭汪伪当局通缉。 图书馆还招了一位年轻的大学毕业生，他就是后来著名的新闻史学家方汉奇。新闻图书馆设在思南路171号，是一幢小洋房，离周公馆很近。那时候方汉奇还没成家，就住在一楼，二楼、三楼分别是图书馆和办公室。 方汉奇在新闻图书馆那几年，天天和那些老报人在一起，据他回忆：“一共有二十多位老报人，其实说老也不算老，除了严独鹤年过花甲，其他人年纪都不大，马荫良只有45岁。他们都是从第一线退下来的，一般都有二十多年的新闻工作经验，有很多见闻。那时候，老先生们每天中午都要喝点小酒。我不大会喝酒，但喜欢听他们讲故事，很有趣。吃完饭有三个小时的休息时间，然后聊会天就回家了，神仙过的日子。我那三年，就是一边看报纸，一边听故事。”他对祖父的印象是：严先生的英文口语十分流利，与徐家汇天主教堂的教士通电话，说的都是英语。 在祖父的支持下，方汉奇用了一年时间，跑遍了上海所有的四十多个图书馆，调查这些馆的藏报，编了一本《上海各图书馆藏报调查录》，为上海解放初期报刊资料的蒐集，做了基础性的工作。祖父为这本藏报目录题写了书名。 1953年，方汉奇离沪赴京任教，临行前，祖父在纪念册上题写赠言：鸿印长留，三载思南欣得路；鹏程乍展，双星拱北喜成行。汉奇同志北上有期，奉贻手册，聊志离怀，并题俚句，藉代赠言。 严独鹤1953.8.17 这本纪念册，方汉奇后来一直珍藏着。 报刊图书馆 1955年新闻图书馆与鸿英图书馆合并为上海市报刊图书馆，由蒋维乔任馆长，马荫良和祖父任副馆长。蒋维乔是老资格的教育家，曾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教育部秘书长。 鸿英图书馆前身为黄炎培、沈恩孚、史量才等人成立的“甲子社”，从事政治、经济、文化、学术资料的收集、分类、审批，在更名为“人文社”的同时，设立了人文图书馆。 1933年4月，实业家叶鸿英捐款五十万元支持图书馆的发展，遂改名“鸿英图书馆”，并设立了“鸿英图书馆”基金，由蔡元培、黄炎培、沈恩孚、江恒源等十五人担任董事。鸿英图书馆“以社会科学为范围，以社会科学之历史为核心”作为其收藏特色，也搜集关于近代史的史料。1942年10月于霞飞路1413号正式对外开放。藏书8.5万册，日报、杂志、要目索引卡片10万多片，图表700余幅。收有清末以来49种报纸编成的史料100余万件。1950年2月，鸿英图书馆交由上海市教育局代管，1952年由上海市文化局接办。 祖父担任报刊图书馆副馆长后，主要负责报刊资料索引编辑工作，编辑出版了《全国主要报刊资料索引》《上海图书馆馆藏中文期刊目录》等。 对于图书馆的工作，祖父是十分投入的，他通过调查研究，发现了图书馆日常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和困难。1956年，作为上海市人大代表，他在市第一届人大第四次会议上，就此作了专题发言，主要谈了三个问题：一是书刊的采购，二是书刊的保养，三是书刊的储藏。 首先，书刊的采购。包括补充旧书刊和购置新书刊。旧书刊的补充，除通过交换、调拨外，主要还须随时购置、收集。至于新的书刊（包括国内外出版的），各图书馆都必须按本身业务的需要，有重点、有计划地分别购备。 目前在采购工作中的情况是，比较有文献价值的旧版书刊，已量少价高。至于新的书刊，购自国外，特别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出版物，依外汇核价，也很昂贵。国内发行的书刊，定价虽不贵，但随着文化建设的发展，种类日见繁多。旧的、进口的价格高，新的种类多，是采购的难题。 于是，上海市各公立图书馆都感到，书刊采购费的确不敷应用，而且离实际需求很远。对于采购的指标，便只好削足适履、看钱行事，谈不到“粮草充足”了。拿报刊图书馆来说，1956年按预算规定，全年采购费只有1.3万元，与大专院校每年十余万甚至数十万元的采购费，简直是相去悬殊了。所以有一个迫切的愿望，在不妨碍节约的原则下，今后对图书采购费，必须按实际需要，酌量增加。在1956年的预算报告中，看到关于图书购置费的拨款，已较1955年增加了一倍以上，但这“一倍以上”的增加，还是无法适应科学研究的需要。 其次，书刊的保养。主要是有些具有珍贵价值的书刊，应该如何保养。对于图书中的珍本、善本，可以在出借和阅读方面，适当地加以限制。这种限制，用意是在重视文物遗产，不能扣上一个“清规戒律”的帽子。 但报刊的情况又和图书不同，更难限制。报刊图书馆中，有全套的《申报》，是报刊中的珍本。这套《申报》，历年来各方面不断地派人前来查阅资料，加速了它的毁损。其中有很多合订本，由于每天有人搬动、翻阅，加上纸张陈旧及原来的装订方法不大好，于是被磨损得遍体鳞伤，甚至于粉身碎骨。如果再不抢救，就要“尸骨难找”了。虽然已决定要加以修补，但修补仍不是根本的解决办法。最好是用显微摄影机摄成底片，将底片印成拷贝，阅读时另用阅读机阅读拷贝，就不需要再触及原本了。用显微摄影复制的方法，可以解决许多珍本、善本书籍的保养问题，因为有了拷贝，原本就可以珍藏，不致毁损也不致散失。 最后是书刊的储藏问题。储藏书刊，必须有合适的书库。上海各图书馆都感到书库不够大或者不合规格。主要原因，是各图书馆目前所使用的房屋，都不是适合于图书馆的建筑，而是用普通房屋改装的。对于书库的必要条件，如防火、避湿、通风、遮阳都做不到。最为简陋的就是报刊图书馆，只有全套《申报》和若干比较珍贵的杂志算是登上了高楼，其余许多报刊，只能堆置在很狭小的木屋中和汽车间里，眼看着风化日晒，受潮发霉。在房屋条件限制下，无法移动也无法整理。 当然，基本建设的经费是有一定限度的，图书馆不可能一律要求增建书库。只希望将上海市以前原有的图书馆房屋，能还拨给各图书馆应用，而不要随意调配，另作别用。但事实适得其反，以前的“上海图书馆”“海关图书馆”“世界社国际图书馆”都是供图书馆用的专门建筑，却都已被调拨作为学校、机关的宿舍。人住进书库，书就只好堆入小房子里去了。书堆入小房子是书难受，人住进书库，却也使人闷得难受。既然书受难人也叫苦，为什么不来一个通盘筹划、合理安排，使人和书各得其所呢？ 再退一步说，也许调配房屋真有许多不可避免的困难，那么不得已而更求其次，只希望在图书馆附近，遇有空屋，能够准予调配，也多少能得到些便利，可是做到这一点也谈何容易。以报刊图书馆为例，经过长时期的请求，才在后面拨租到一所不是很大的房屋，还要和原来住在底层的房客来一个“和平共处”。前面也有一所房屋，在半年前已听说原来的房客要搬走了，便又提出调拨的请求，最近房屋果然空出一部分来了，门口却挂上一块“徐汇区经租所”的牌子，仍只好望门兴叹了。 然而，图书馆的房屋问题得不到解决，就严重影响到业务的开展，阻碍了工作的进展。无论如何，总迫切需要有一个全面的、妥善的布局。 祖父在人代会上的这个发言，有些话是说得很重的，这也可以看出他对图书馆事业“爱之深”而引发的焦虑。有人说他是在会场上公开“将了一军”。但这个发言终究引起了有关领导部门的重视，最终，报刊图书馆的书库得到了改建，房屋调拨问题也得到了适当解决，原来徐汇区房屋经租处使用的房屋，拨给了报刊图书馆使用。 1957年还发生了一件事，上海报刊图书馆为全国各大专院校和各省市图书馆，以及各个研究机构编制报刊索引资料卡片，需用道林纸的数量甚多。而有关上级部门因为纸张供应紧张，要限额分配，一时找不到适当的办法予以支持，一度因存纸将罄而几乎濒于停工待料的境地。祖父便在市委宣传工作会议上发言“告急”。在宣传工作会议闭幕后不到一星期，就由市领导特别设法，通过纸张供应部门，为报刊图书馆安排了足够一个月的用纸，“告急”得到了“应急”，不久，季度供应的计划又获得批准，连下半年的用纸都可以保证无虞了。 上海图书馆 1958年，成立于1952年7月的上海图书馆与上海科学技术图书馆、上海报刊图书馆、上海历史文献图书馆合并，当时称“四馆统一”。四馆合并之初，四馆的机构和藏书统一归于上海图书馆，四馆名称均暂保留。在馆内，各馆馆长分任原职，实行联合办公。 1962年11月12日，市人民政府任命版本学家顾廷龙为上海图书馆馆长，我祖父和李芳馥（1952年上海图书馆成立之初任馆长）等任副馆长。以后的上海图书馆就是在当年四馆合并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顾廷龙馆长晚年曾回忆道：“严独鹤先生担任上海图书馆副馆长，并主持全国报刊索引编辑及剪报工作。剪报工作，是黄任之（黄炎培）先生所首创，报刊图书馆继之，当时有在各馆原有基础上发展，初并时有规随之意，以后剪报工作因故停顿，殊为可惜。现在幸有（中国）人民大学剪报资料复印发行，差可弥补，以应研究工作者需要。至于全国报刊索引坚持出版至今，为国内外学术界所重视。” 从新闻界到图书馆界，祖父的角色转换了，他像热爱新闻工作一样热爱图书馆。他和顾廷龙馆长等相处非常融洽。顾廷龙馆长在《回忆严独鹤先生》中这样写道：“严先生学识广博，作风平易近人。有一年春节放假，阅览室照常开放，严先生时已年近古稀，他不请自来，主动到阅览室慰问值班人员。至今，馆里有些年纪大的同志仍回忆起这件事情而念之不已。” 1962年，在上海市四届人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祖父又和顾廷龙馆长作了联合发言，主要是谈如何提高图书馆的服务质量和藏书质量。让图书报刊充分发挥作用，千方百计为读者提供资料，这其中就包括祖父所负责的《全国主要报刊资料索引》。 当时他们正着手把1833年至1949年的旧期刊篇目编制总目，使100多年的期刊资料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同时做了一些资料搜辑工作，把散见在各种书刊上的重要论文汇集起来，或把极稀见的资料酌量重印。已经辑印的有词人纳兰性德的手札，龚自珍、魏源评批的《简学斋诗存》等。这既是保存文献，又可供研究学术思想者作为参考。还增辟专题研究阅览室，加强馆际协作，互通有无。在提高藏书质量方面，当时上海图书馆藏书数量已由1960年的470余万册增长至500余万册，并在年轻人中培养外文书籍和古籍善本专业人才。这篇联合发言受到了与会人大代表的称赞。 祖父是第三、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名列新闻出版界，但他很少对新闻出版界发表意见，即使写文章，也都是回忆过往的文史资料。但对于图书馆工作，他却一直是很上心的。顾廷龙先生曾回忆道：“严先生曾光荣地当选为上海市第一至五届人大代表和第三、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他平时学习非常认真，每次听报告，无不做笔记。次日我借来阅读，几无遗漏，对我很有帮助。每当市人大和全国政协召开会议时，他都事先通过调查研究，认真准备，在会上热情陈词，提出有关发展我国图书馆事业的意见和建议，反映了广大图书馆工作者的心声。”家人还记得他有一年参加全国政协会议，有过一个提案，说的是他任职的上海图书馆有一钟楼，上面的大钟年久失修，经常错时甚至停摆，希望加以修复。 记得1964年间，有几次我从小学放学回家，看见一位穿中山装的中年人在和祖父交谈，不时在纸上记着什么。后来我在祖父的书桌上看到一份打印稿，内容是谈昔日的跑马厅变成如今人民群众的文化家园。祖父的字里行间充满了对新中国图书馆事业的热爱。 祖父从报馆转向图书馆，从新闻界转向文化界。他对于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要，推动社会文化进步，付出了毕生的精力，也作出了他独特的贡献。 责任编辑：日升 (责任编辑：日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