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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提到的一些负面效果多为下乡初期交流不足缺乏了解而产生。懵懂和迷惑过后，知青也开始注意到当地语言的魅力。 安徽合肥下乡郊县知青郜磊逐渐发现老乡描绘知青的语言简洁形象。新来学生干活生猛，他们叫“烈”。有的女知青身体不佳，比较弱，就是一个字，“瓤”。有的学生干活偷懒，他们贬之为“奸”。对于把麦苗看成韭菜，锄草锄掉庄稼的笨拙，他们讥为“现世”。对于说空话，说假话的，他们斥为“屁磨”。有个王老头，把该干活时睡觉的说成是“挺尸”。对于不干活而四处游荡，他们有个专门的说法，叫“游西湖”。 北京赴陕北插队的秦川妹也注意到陕北人说话的几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是善用叠词：如苗格条条、笑格迷迷、蓝格茵茵等。他们说小孩子不穿衣服是“浑不溜溜”，把喜欢的东西称为“心锤锤”“宝蛋蛋”，说起来琅琅上口，听起来格外亲切。第二个特点是比喻奇特。他们把丢人叫“背兴”，把劳动叫“受苦”， 把害病叫“难活”，把不正经叫“骚情”。那里的知青还记得，刚到农村时要早请示、晚汇报。那天清晨队长带大家面朝东方说：敬祝俄们的日（尔）头爷万寿无疆、万寿无疆！这差点把知青给笑翻了。但就是这些奇特的比喻，形象生动，令人难忘! 无独有偶，笔者曾一度痴迷于东北话中的象声词：其中说冷是“冻得嘶嘶哈哈”，表示程度的强烈用“刚刚的”，形容走路是“倔得倔得”、“拧答拧答”、“颠儿颠儿”，听上去直观形象。这种描事状物的形象性词汇俯拾皆是，如说乱七八糟是“皮儿片儿的”，说人上了岁数是“老眉卡哧眼儿”。笔者还注意到，他们极擅用直观形象的语言表达笼统抽象的含义，如说人举止粗糙叫“破马张飞”，说人不谨慎叫“虎了吧唧”，说人不听劝叫“不进盐酱”。最令笔者惊诧的，是他们说人说话做事没有分寸叫“蹬鼻子上脸”，说人做事有章法叫“光腚坐板凳，有板有眼”。尽管东北话以直观外露见长，有时玩起含蓄来，也是“云遮雾罩”的。 最有趣的是那些歇后语，集中体现了东北老乡善于将复杂抽象的概念具象化、口语化的特点。如“横垄地拉滚子---一步一个坎”，“熊瞎子敲门---熊到家了”，“道南的兔子---隔路”（指不入大流），等等。 更有甚者，赴吉林插队的上海知青林一平在学习朝鲜族语言时，特别注意到朝鲜族特有的敬语。他发现，对长辈的尊敬渗透到了朝语的语法中。比如对老人、父母讲话必须使用敬语，而敬语的主要表现形式在于动词词尾的变化。他认为，汉语中将老人敬称为“老人家”，或者敬称为“您”，是通过改变称呼的名词或代词形式来表达敬意，但这种敬称没有提升，没有形成为日常会话中的语法。他跟着村里同龄的伙伴学习朝语时，自我感觉甚好，尤其是对那些敬语，更是认真模仿，直到运用自如。而这无疑提高了他使用语言的文明程度！ 语言背后 语言再学下去，就不仅是发音、词义方面的问题。本文开头就提到，语言是文化的载体，语言的隔阂就是文化的隔阂，语言的交流就是文化的交流了。 笔者在黑龙江农村生活期间就发现，东北人遵循上下有别，长幼有序的中华传统，而上海知青似乎辈不清。他们看不惯上海知青一方面对当地人长相老一些就叔叔大爷乱叫，真问到老一辈年龄时又会说：“你几岁了？” 有去过上海的还嘲笑上海父母竟然叫子女“弟弟”、“妹妹”。有坏一点的还趁机占便宜，故意叫某个上海男知青“小舅子”。那个上海知青以为自己当了舅舅，没想到是把姐姐输给了对方!上海人最喜欢的是东北人讲义气，有上海知青受欺负了会找东北知青帮忙。不过上海人最头疼的，大概是东北人好“急（念鸡，阴声）眼”。“急眼”就是发脾气，就是不讲道理，就是动粗。这也是双方接触初期诸多矛盾和冲突的一个动因。东北人喝酒后抱着头哭，兄弟大哥叫着；但有时又两句话不对就翻脸掀桌子。 在红色文化占主导地位的下乡初期，颇具地方特色的革命歌舞为载体的语言给知青留下的印象非常深刻。笔者刚到黑龙江农场时，当地女职工为了欢迎我们一边舞蹈，一边唱道：“新苫的房，雪白的墙，墙上挂着毛主席的像，贫下中农瞧着你，心里升起红太阳。我们欢呼，我们歌唱，歌唱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歌虽俗了点，这种乡土气浓厚的“红歌”却能占领农村舞台。东北知青心记口传的京东大鼓也会时时在田间地头想起：“火红的太阳刚出山，朝霞就布满了半边天。路边上走来了人两个，一个老汉一个青年。 张老汉今年有五十多岁，后跟他的女儿 叫张桂兰 ......” 秦川妹也认为陕北方言的特点在陕北民歌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在她的回忆中，行走在陕北高原，那山梁峁盖上，沟渠坡洼间，你会听到拦羊老汉的歌声：驴驹驹撒欢羊羔羔跳，哪达达也不如咱山沟沟好。你会听到纳鞋垫婆姨的低吟：高高山上一骨朵蒜，谁也不要想把我俩来拆散。秦川妹还详细描写过刚到陕北听到陕北民歌《夫妻识字》时也有类似的心情：“合：黑格隆咚天上出呀出星星，黑板上写字放呀么放光明。女：写了字放光明，学习，学习二字我认的清。男：认的清，我认的清，要把道理说分明。女：庄户人为什么样要识字，不识字不知道大事情。”毫不夸张地说，那种开朗明快的歌声既正面描绘了当时当地的农村场景，又以欢乐明快的乡土风情令知青终生难忘。 由于“天高皇帝远”，还有一类边缘化的民间文化也在知青中流传。笔者所在的农场就流传有一些人们口传心记的故事。故事一：村里的民兵开大会，村长说，“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上级决定给我们发枪了!”底下兴奋异常，一片掌声。“一人一把(停顿、掌声)是不够的，两人一把（停顿、掌声）是木头的。”故事二略显粗俗：上级领导给村民作报告时说道，“我是大老粗，粗不粗妇女主任知道。昨晚上我和她捅咕了一宿......” 这类故事源自部队文化，与转业军人开发北大荒有一定关系，能唤起了人们对逝去久远的农村革命时代的记忆。 也许是乡情难弃，也许是为了抗衡，尽管缺了点地利人和，笔者农场的上海知青也常常把自己的家乡民谣拿出来展示。沪剧《 芦荡火种》就是其中之一：“芦苇疗养院，一片好风光。天是屋顶地是床，青枝绿叶作围墙，又高又大又宽敞，世界第一哪个比得上 ......”笔者也和一帮上海知青在当地舞台上唱过一首上海民歌《社员挑河泥》：“社员挑河泥，越挑越欢喜，扁担接扁担，脚步一展齐。挑过小麦地耶挑过油菜地，菜花剌剌黄，花香透心里。”以上都是“红歌”，有货真价实的政治正确，同时能在知青中广泛流行。 为了表达思乡的情感，排遣身处北疆的寂寞，各地知青才要竭力挖掘心灵深处那些支离破碎、或隐或现的家乡记忆。笔者还记得有个上海知青用地道的苏州话唱过这么一段：“三月初三白相苏州虎丘上，宁三宁海交交里格怪，耐了旁旁额，额了旁旁耐， ......”是的，后面的内容很俗很低下，却也成了我们饭后茶余的一种消遣。 还是因为“天高皇帝远”，一种早已被边缘化的口头文学也偶尔能传进知青耳中。 笔者记得，在70年代初进孙吴县小兴安岭修公路期间的一段经历。那天下雨不能施工，一个“二劳改”（刑满就业人员的俗称）被请进工棚，好吃好喝好烟好酒供着，就为了听他讲那些胡编乱造的武侠传奇。只见他酒上脸，话不停，把个卖迎风拔毒膏的侠客描绘得如神似鬼，云遮雾罩。 木斋的回忆也很生动：一天他们在地头歇晌时，一个善说书的瞎子，大家一拥而上，请他说段书，最好是荤的。那个瞎子说书人一方面吓得四处侧耳，连说笑谈笑谈，哪个敢说。一边又说，大家捧场，就说段不害人的吧。于是他来了段秦琼卖马 ，“人穷志短，是马瘦毛长耷拉鬃呀! 的铃铃--- 那秦琼一听，心里如同落块冰呀---” 辽宁前所农场知青金秋时节（网名）的回忆中详细提到当地老张的一段说书： 话说绞线虎，身材剽悍，乌发朱颜。二目生光，似豹瞪环眼。一鼻刀削，如剑阁森然。大口一声咳，哇呀呀，大地倾倒一片群山。看他，腰阔膀圆，虎臂熊肩。头戴金盔甲，身披铁布衫。手持赤红电光叉，脚蹬黑紫螯蟹钳。兀地一声吼，吱楞楞钻云天。青雕盖顶，未敢沾边，秃鹫见背，望风丧胆。忽啦啦，一绳坠下，飘飘乎如神仙入凡，踏雪无痕留，走灰不起烟。若道绞线虎真正的英雄处，并非这武功，平少林，灭武当，扫尽天下帮万千，曾叫陈真跪地求饶喊爷娘，绝后空前。而是那滔滔东海水，滚滚长江浪，口若天河的说功强。退敌阵，吞虎狼，黑压压妖魔叩头降。你道死马当做活马医，他云活牛我能说它亡。别人的咱不碰，自己的不让动也不成。啪，小脸蛋这么一拍，过来!谁个不服这虎的威风。 这种根植于乡村文化的口头文学并未被革命浪潮冲刷殆尽，而是通过口传心记流传于民间，像徐徐微风吹送到知青耳边。 还是那句话：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语言承载一方文化。 笔者根据自己在黑龙江农场生活工作的十年经历，透过语言视点，把东北农村生活概括如下：北大荒历来就是新土地，来到的是新人类，拓荒，戍边，还有罪贬。由于黑龙江地处北疆，具有“长冬无夏，春秋相连”的气候特点，在农村存在一种“猫冬”文化。受气候的影响，农业生产活动基本可概括为春播、夏锄、秋收，然后就是漫长的冬闲。到了冬天，雪是干的，地是白的，路是硬的，屋外的东西都冻成了冰坨，倒也是“白茫茫大地真干净”。天一冷，外面走道都打滑，活是不能再干了，于是就“老婆孩子热炕头”，抽烟喝酒打麻将。这就是人们所说的“猫冬”。“猫冬”的特点是一个“闲”字。一闲下来就要吃要喝。杀猪过年就成了当地人的头等大事。头蹄下水归杀猪的，猪血灌肠，肋巴扇儿切完冻上，回头上了席就是一桌“杀猪菜”。过大年前，乡亲们还会凑在一起包豆包，包饺子。一包就是十几锅，吃不完放外面冻上，要吃的时候再拿出来蒸/煮一下。这就是天寒地冻的好处。整个室外都成了大冰箱，冻起来慢慢吃的除了猪肉、豆包还有冻梨、冻柿子、冻豆腐等等。这些东西冻过以后，吃起来也别有风味。“无酒不成席”，有吃就要有喝。尽管全国人民都喝酒，东北的“酒文化”还是有特点的。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侠义风范是东北人的生活写照。消愁解闷都得喝酒。喝酒也是交友办事的必须，“以酒会友”是常态，“感情深，一口闷，感情浅，舔一舔”，“酒杯一端，政策放宽”。当然，酒的副作用也非常明显。“酒后无德”随处可见。酒席上也常常暴露出东北人缺乏分寸感，“喝好了就是喝倒了”，似乎最终目的就是把对方灌醉。“酒场如战场”，“舍命陪君子”，这种喝酒似乎成了玩命。闲了就要闹。东北人能“作”（念阴声）好耍已是全国有名。在当时，尽管民俗传统很难看到，逢年过节的“大秧歌”还是免不了的。笔者记得，刚过年，农场的当地职工脂粉盖脸，腰扎红绸，在齐鸣的鼓镲声中走村串镇，真给我们带来了不少节日的气氛。不过，由于政治原因，笔者在农场整整十年，却未能目睹后来红遍大江南北的“二人转”，甚是可惜。 北京知青秦川妹更是通过几个陕北方言中的常用词与背后文化的联系进行了分析。她认为能够表现陕北老乡生存状态的 词语有“熬”、“球”和“菩萨”。陕北人长期以来生活条件恶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曾认为这是不适宜人生存的地方，认为“能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简直是人类生存的奇迹。”在陕北话中的“熬”，日常生活中，煮粥叫“熬粥”，疲劳也叫“熬”。就其抽象含义而言，“熬”字就是陕北人对生存的全部表达。说到日常生活中出现频率最高的字，非“球”莫属。陕北地域偏远，天高皇帝远，这使陕北人养成了自由不羁、喜乐随心、无所顾忌的民风。他们把天大的事情说成“淡球事”。他们有时把 “球”用作句首，表示感叹，如：“球，今天真倒霉！”表示祈使，“球！快点给我。”“球”用在句中，只作补字，没有实在意义。如：“这事干球不成。”“你球没事干了？”“球”用在词尾，表示加强语气。如：“这事我不干了，球！”陕北人把“太阳”叫“日头”、“太阳”，还叫“菩萨”。太阳给人们光明和温暖是肉体的，而菩萨保佑人们平安幸福却是心灵的。这种灵与肉的结合，神与物的统一是那么的和谐自然，但你却不得不为陕北人民的想象力感到震撼。北京知青王克明总结道：陕北话是生动的艺术，是富有的文明。它们从遥远的古代走来，蹒跚沧海，文化厚重，加泥带土，沉沉甸甸。以至于，今天很多人都能唱响一曲陕北信天游，也熟悉陕北的秧歌、腰鼓、剪纸。而他希望，把黄土高原破碎沟壑里吆牛踩场的农民话语中那些祖传的俗语告诉大家，让人们从中知道，陕北是一处文化圣地。 再看南方，上海知青作家王安忆是这样描绘她插队落户所在地的安徽淮北：田少人多，淮河年年泛滥，不停地修改着地貌，治淮的堤坝和土圩切割地表，阻断地平线，视野相当局促。站在堤上，极目望远，这里那里，一丛丛矮树，就是村庄，显出人烟的稠密。倘若到了“湖里”---我们那里将耕地叫做湖，呈现向河洼取地的农耕史，倘若忽略沟渠以及沟渠这边的榆树不计，也许还算得上开阔，可是，很快就接上邻乡甚至邻县的地边。两边的割草的孩子，互相嘲骂口音，入侵领土，征地的械斗时有发生。村里的青壮把着铁器呼啦啦奔向湖里，气氛陡然紧张起来，就知道土地的宝贵。在黄淮流域，却是多少年多少代的驻守，离乡背井的人，走到哪里都要回望。岁月积累的生存原则，维系着道德伦理的范约，难免是保守的，同时又是保障。我们那里的人，即便目不识丁，也深谙儒家大义。比如，从不语怪力乱神：比如，闺阁中的女儿谨言慎行，再调皮的后生也不敢轻慢；出殡的仪式我想是脱胎于周礼，白幡摇摇前领，子子孙孙络绎不绝，荒野的田野里，男声女声的哽咽里高唱低吟，刹那间醒悟，这呜咽不就是古制里的“乐”？现在社会的行政制度重新划分了权力权威，但依然潜在以血缘宗族为基础的阶级秩序。
沟通与融合 不过，误解与冲突是其次，这些语言的主要功能还是交流。为此知青做出了巨大的努力。 上海知青卞林富就有这样的记录：在昆明逗留时，云南冶炼厂的一个在勐海当过兵的朋友教了他们几句傣话。急用先学，其中最适合他们身份、最实用的一句，就是“毛主席门比。”因为，在傣家人眼中 ，我们是毛主席派来的客人。他们随后来到了各自的村落，隐隐地听到了锣鼓声。穿着鲜艳的傣家妇女，在寨边路旁夹道欢迎，男人们敲着象脚鼓，打着芒锣，小孩们瞪大了眼睛。他们振作起精神，挥着小红书，一次又一次地喊着学到的那句傣话：“毛主席门比 ！” “毛主席门比!”老傣们显然听懂了，也立即喊起来：“毛主席门比 ！”“毛主席门比 ！看来。这是老乡发自内心的呼喊。这句话既表达了对领袖的热爱，也表示了对知青的欢迎！ 邓启耀就谈到他们学傣语的过程。首先是发音，傣族人要辨伪，只要说：“你说说‘嘛撇’（辣椒）”，知青立马现原形。当然，知青也可以反戈一击。宰竜们汉话说得再好，让他用昆明话说“桌子脚”，他们总是说成“桌子桌”。邓启耀还发现，傣语的语法也常常和汉语相反。比如说“把你的刀壳（鞘）给我看看”，傣话的词语排列顺序是“壳刀你我瞧”。 前面提到，笔者所在龙镇农场上海知青东北知青混居。“阿拉上海宁”大概是很多东北人听懂，并且会讲的第一句上海话。一次，一个叫江波的齐齐哈尔知青问“江波是个大好人”上海话怎么说，一个恶作剧的上海知青说叫“江波拉屋里宁西光”。于是江波逢上海人就说“江波拉屋里宁西光”，弄得上海人莫名其妙。还有一位齐齐哈尔知青比较聪明。他叫郝秀怀，当他知道了上海话把“好”叫“哈嗲”，就活学活用，在上海人面前自称“哈嗲秀怀”，逗的我们捧腹大笑。 当然，恶作剧与搞笑都走不了多远，虚心求教肯定效果更好。“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这是革命文化的引领。“退后一步，海阔天空”，老话中也有这方面的教诲。总体而言，上海人学东北话除了发音不太标准，相对还比较容易，而东北人学上海话最多只能达到听懂，真正会说的凤毛麟角。但凡事总有例外，笔者一位“荒友”李春荣是齐齐哈尔赴龙镇下乡知青，她非但学会了上海话还部分因为这个原因而嫁给了上海知青，下面是她的回忆： 我学上海话也属偶然。69年3月上海知青来到了咱分场，做为本省知青我充满了好奇。那时候很少有人去过上海，看到上海知青吃穿住行确是与北方不同，语言就更不同了。他们分别编了二个排，各自由上海带队的曹菊文，沈明良二人负责。由于语言不通让当时的连长姜书田，杨国安（本地职工）工作很吃力，最后连部决定让我去负责女排工作。于是我就和她们吃住一起，工作也着实吃力的很。他们觉得一个东北人住在排里很不方便，有的人在讲东北人有“老不死”。北方人戴着方头巾，他们也觉可笑，称之为“狼外婆”，“鸡妈妈”。一开始叫他们起床，出操都很困难。我开会批评她们大都市来的知青不文明，有意见可当面说为什么要骂人？后来才知道他们说的“老不死”是虱子，鸡妈妈狼外婆是说东北女人戴方巾类似卡通画册里的人物。类似这样的笑话还有很多。我当时也是年轻气盛，觉得语言不通咋能做好工作，就开始学上海话了。学着学着我慢慢喜欢上了上海方言，知道好多话都是有典故的，且很形象。语言畅通后我也渐渐发现上海人好多优点：认真细腻，实事求是，勤奋好学。 北京赴陕北插队知青越江对此也很有感慨。下乡期间，北京知青是与陕北老乡一起浸润在这语言、文化之中。 不到一年光景，越江已经是满口陕北话了，以至在梦里头都用陕北话跟人吵架！就是返城之后，见到陕北插过队的知青，他们也禁不住拉起当年的陕北话。一位北京知青甚至用陕北方言写了一篇回忆： 六八年俄从延安回到山西老家，屋里原有几外烂土窑窑子，气捏都有三五憋年了，都快塌了。里头有介有低，经年的烟薰火燎且上丘象荷黑漆漆过一样，靠前头兀一节有旋，还能强点，黑头窑顶都塌了，显迪比前头高了不少，也宽了不少，但列岸缕*得学狼牙锯齿，且上到处老鼠骨轮子，到了黑地老鼠乱窜，亭里同笼就学闹故事一样，走进齐煞劫人，让人都气蹴*迪喘不上气来，不学个人出的地方，不由题想起猿人出的洞穴，俄回齐丘写先把斋出窝修一哈。 （释文：六八年我从延安回到山西老家，家里原有的几个破土窑，估模也有三五百年了，都快塌了。里面又窄又矮，多年的烟薰火燎墙上就象用黑漆漆过一样，靠前面那一节有旋*，还能强点，后头窑顶坍塌，显得比前面高出不少，也宽了不少，但两边土掉得象怪兽的巨齿，墙上到处老鼠窟窿，到了晚上老鼠乱窜，叮哩咚隆就象闹热闹一样，走进去非常害怕，气憋地都喘不上来，不象个人住的地方，不由地会想到猿人住的洞穴，我回去就想先把这住的地方修理一下。） 知青陈雪鸿的例子也许可以算是学习当地语的最高阶段了。刚到延吉县勇新公社涌泉大队务农时，语言不通给陈雪鸿带来了麻烦的同时，也给他带来了学习朝鲜语的机会。再加上后来在延边大学朝鲜语系的学习，他的朝鲜语水平和对朝鲜族文学艺术的认识有了质的飞跃。早在1976年他就将其翻译的朝鲜族民间故事《海兰江》发表在全国性的文艺杂志上。他常说的话是：“对朝鲜民族和朝鲜族文学艺术的情结，已经深深地渗入了我的心灵和骨髓。而我所从事的工作，就是成为民族融合的文化粘合剂。” 长期身处城乡一体、南北混杂的语言环境，有人注意到，在黑龙江等地竟然出现了一种知青家乡语言和当地语言混合的“知青语”。这种“知青语”在语音上“各自为政”;在语汇上“精华互补”;在风格上“南腔北调”! 如黑龙江知青张政就谈到他下乡的地方（北岸农管局）几乎没有本地人：一类是家在两广、两湖、闽浙等地的劳改人员，刑满了在当地就业；一类是管教干部，多是不同省籍的转业军人；还有一类是从北京、上海、天津、哈尔滨、齐齐哈尔来的知青。 刚下乡时听到这些南腔北调显然发懵，但久而久之，他发现方言自有方言的妙处。上海话“搞百叶结”“花头巾”“十三点”，东北话“整景儿”“糟践”“嘚瑟”都挺有特色。没过几年，就听到上海人说“今朝夜里厢贼冷，风哈邪乎”，北京人说“去河沿儿打衣裳，打好困觉”等乱成一锅粥、却又趣味无穷的语言， 后来甚至包括俄语的“畏大罗”“列巴”、日语、英语的许多单词，以及鄂伦春族的“麻达山”等也跟着混了进来。于是上海知青说“练家子”“猫着”，撞大个子（知青方言：放开量喝），北方知青满口“开大兴”。 想象一下，在烧得冒烟咕咚的大窝棚里，围坐着天南海北的年轻人，北京二锅头加酸菜粉条，三阳风干肠配咸菜疙瘩，大白兔灌凉水，南腔北调的话，侃着天南海北的事，这种场合，当然是“知青方言”的天下了！ 上海话中夹杂着北味，北京话里带着吴音。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令外人惊诧不已，也让语言学家瞠目结舌！
知青来到农村，是走进社会的第一步，却是语言学习的第二期。他们进入的，是一个各地方言土语混杂，城市与乡村文化交错的特殊生活环境。他们通过语言接地气，会生活，通过语言懂习俗，爱文化。随着时间的推移，年龄的增长，他们在这块天地中放下了身段，睁开了双眼，深邃了思考。他们开始懂得，要在这个社会中生活，唯一的渠道是交流与沟通，重要的原则是理解与宽容。以上语言现象有许多登不上大雅之堂，但语言背后是习俗，习俗背后是文化。这也是为什么时代可以过去，语言却如水银泻地，根深叶茂，让人至今难以忘怀。
作者简介：丘保华，男，上海知青。1951年生，1969年赴黑龙江龙镇农场。1978年考入齐齐哈尔师范学院英语系本科，后在职期间就读上海外国语大学研究生班肄业。82年起在高校任教，后为英语副教授，主讲英语口语、英美文学等专业英语课程。曾经担任上海中学生英语阅读杂志执行主编。2005年开始从事老年大学教学工作，主讲英语口语、英美文学欣赏等课。自1987年发表第一篇作品至今，共出版译著、教材八种（部），并在国内外各种报刊杂志发表文学作品、杂文、翻译、学术论文近百万字。现已退休，积极关注与思考知青经历和上山下乡运动的研讨，并开始在《华夏知青》、《知青》等杂志发表有关知青文章，2019年初加入上海知青文化历史研究会。 (责任编辑：晓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