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社会早已进入老年化时代，我们一代知青，渐行、渐远、渐老、渐衰。社会养老是严峻的国家问题，是“国之大衡，政之大务，民之大事。”搞好社会养老，迫在眉睫。根据中国社会老年化的严峻形势与特点，我认为必须实行养老社会化。 一、目前社会养老状况； 养老社会化的对立面是养老个体化，即居家养老，这似乎与“9073模式”不能趋同，但养老社会化是符合社会老年化实际的，是接地气的。分析中国老年化社会的特点； 【一】、家庭养老功能弱化； 现在七十岁左右的老人绝大多数是独生子女家庭，《大国空巢》作者，人口学者易富贤讲“中国有2.18亿独生子女家庭。从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有4亿领了独生子女证的儿童，待他们结婚之后，形成了“421”(四个老人，一对夫妇和一个孩子)格局，就算他们都与其中一方的父母生活在一起，还有一半家庭的老人必须面对空巢，何况随着人们生存竞争的加剧，跨地域职业流动的加速，生活方式的改变，独生子女政策的推行，在老人身边的子女能有一半就算不错了。据有关资料透露：全国有40.1%的老年人因子女长大远走高飞而静守空巢，农村老人与儿女分居的比例已占48.3%。 家庭养老功能弱化主要原因：一是子女数的减少；二是代际居住方式的变化，即从过去的共居转向分居；三是劳动力社会参与率的提高，社会竞争因素的介入，使不少子女陷入“事业人士”和“孝顺子女”角色的冲突。 过去中国社会“养儿防老”，“多子多福”的养老传统习俗观念已不合时宜，独生子女们陷入既要赡养、服伺老迈、甚至患病失能的父母，又要努力工作挣钱，抚养下一代的三难困境。家庭的养老功能严重弱化。赡养老人的责任自然流向社会。 另还有一大批丧偶和独身老人进入独居老年人行列，成为特殊的老年人群体，他们既无家庭，更无儿孙辈的照顾，由此而增加了独居老年群体的特殊福利服务。他们日常生活的照料在相当大程度上要依赖于社会。迫切要求发展各项养老服务功能，满足他们的需求。 为此，大力推进养老社会化已是大势所趋、势在必行，将社会养老作为家庭养老的有力支撑，有利于形成代际和谐，有利于家庭和社会关系。 【二】、老人经济状况弱贫； 原全国政协会议新闻发言人赵启正回答记者提问时讲：“中国的老龄化的确有自己的特点，就是未富先老。”中国人民大学人口学教授杜鹏讲：“未富先老是中国老年化特征。” 2017年3月，《民政部》、《财政部》、《全国老龄办》及其所属《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全国老龄办党组书记、常务副主任王建军发布数据；2016年企业退休人员8500万人，机关事业单退休1700万。合计一亿多人，全国企业平均退休工资2300元。 人社部资料：2019年全国退休职工平均养老金达到3070元；2020年年人均养老金可达3153.5元；2021年3287.8元。前三名，西藏4611元；上海4237元；北京4157元。超过4000元仅此三家。经济大省广东只有3050元；江苏3190元；山东3312元。3000元以下的有17个省，最低的吉林2490元；湖南2590元；海南2595元；广西2650元；四川2676元。 一位国情专家分析中国两次失业高峰。一次是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第二次是1990年后期。其中受到最大最直接伤害的是那些有过上山下乡知青经历的下岗职工。”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老知青刘晓萌在《不要美化上山下乡》一文中说；“现在城市的底层，被边缘化的贫民，很多都是当年的知青。前几天看到知青作家梁晓声有个谈话，他说85%的知青处在社会底层。落入底层的原因当然有多种，有的原本就是工农子女，家境差、文化水平低，又没有可以利用的社会关系，他们在农村呆的时间较长，后来没能升入大学；再有就是他们的家庭出身不好。” 当然，我国经济发展很快，老人也能享受改革开放成果，胡温时代的十年连涨10％，后10年连涨4.5％至6％。 【三】、社会养老功能弱化； 老龄委办公室主任吴韶玉讲：中国养老三大短板一是农村养老，二是失能老人照顾，三是社区养老服务。满足率只有2％。而国外居家养老社会化服务满足率达到60%以上。成为专业化很强的成熟行业。 目前，国办养老机构仅仅能够满足“三无”、“五保”对象供养和少量自费代养。民办养老服务机构普遍存在规模偏小、设施简陋、护理条件差，与国家规定对养老机构的要求和老年人的需求还有很大差距；二是资金缺乏。由于政府对国办社会福利机构投入较少，服务功能不配套，不能发挥国办社会福利机构在社会福利事业发展中的示范、辐射作用；民办养老服务机构前期投入较大，又得不到政府的补贴和银行的贷款支持，导致民办养老服务机构发展迟缓，数量少，积极性不高；三是服务人员整体素质偏低。国办的养老机构由于管理体制问题，工作人员出现年龄偏大、文化水平偏低、护理人员素质较差等现象，养老机构服务人员的来源主要是农民工。缺乏医疗、康复、服务的专业技术，使老年人的服务需求得不到满足。 据2016年央视新闻频道报导：全国公益养老床位580万张，平均每100位老人1.5张床位。 民政部资讯：2019年中国养老服务机构床位数量为761.4万张。2020年每千名老人床位数达40张，千名老人拥有的床位数达35-40张， 目前西方发达国家，100位60岁以上老人，国家财政承担的公益养老福利院床位达到18至20张床位；非洲国家也达到12张床位。 江苏省是全国最富裕发达省之一，2014年4月出台《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完善养老服务体系的实施意见》，制定的养老目标，要求到2020年，每100位老人达到4张床位，护理床位达到养老床位的50%以上，南京市规划2015年达到此目标，2020年达到每百位老人拥有5张床位的目标。这远远达不到非洲国家现有的养老福利水平。 2021年江苏省民政工作视频会议上获悉的。江苏省民政厅党组书记、厅长吕德明介绍，“十三五”期间，江苏新增养老床位16.3万张，总数达到74.3万张，每千名户籍老年人拥有养老床位从35.2张增长到40张。江苏已步入“中度老龄化”社会，而且老龄化与低生育率、少子化并行，老年人口将持续快速增长。要贯彻落实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以积极的态度、政策和行动应对人口老龄化。 养老社会化对立面是碎片化，例如缴养老医疗、保险基金应当全国统一流通，不应当有地方利益割据，给老人旅居、旅游、随子女居住带来麻烦不便。 养老社会化可以降低养老成本，例如孤独、空巢、失能老人社区老人餐桌，可以克服“烧一顿吃三天”或“吃一半倒一半”的现象，可以解决子女的后顾之忧。还有许多失能、半失能老人子女要上班，需要雇用护工，但经济负担大，招雇难，若统一住在养老机构，或社区驿养站、个人微型养老院，按护理标准，三个老人雇用一个护工，成本会大幅降低。 在这方面，欧美、日本、中国台湾的养老社会化做法值得我们借鉴，老人白天上社区“托老所”接受照顾，晚上回家感受家庭温暖的养老模式成为主流。日本政府力推“托老所”模式。2018年时，东京托老所数量就已经超过2100家。〔东京人口1250万〕，全日本或已超过5万家。中国台北〔275万人〕58家托老所。 而《天津日报》报道：2018年天津〔1390万〕16家；北京市〔2200万〕民政局社会福利处副处长周洪敬今年在“第五届北京国际老龄产业博览会”上透露：北京市自2009年起陆续建设了2000家“托老所”，但由于是居委会、村委会服务，内容单一，布局不均衡，目前只有70家活下来，其他都“只剩下一个门面”，“基本都荒废了”。 上海市〔2450万〕民政局局长朱勤皓在做客2016年“民生访谈”节目时表示，上海老龄人口已达435万，“十三五”期间上海将再建社区老年人日间照护机构400家；南京〔人口850万〕托老所19家。 二、加强养老社会化的措施 养老社会化就是努力搞好机构养老、社区养老，树立“以人为本”的观念，建立性价比高，适合普罗大众，服务功能齐全的养老机构、旅居康养中心、社区养老服务中心、社区托老所，居家养老与社会化养老并不完全对立，可以有机结合统一，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养老社会化是一个社会系统工程，涉及社会诸多行业与管理部门，这必须由政府主导，政府是提供公益服务产品，负有社会养老的法律责任，家庭负有亲情责任，朋友负有友情责任。 【一】、促进养老福利机构社会化 以政府为主导动员社会公益慈善组织企业宗教组织财政倾斜，税收优惠，形成合力，大办适合普通老人，性价比高的养老机构。中国社会养老历史上就有悠久的机构养老传统。 1600年前，南朝的梁武帝在首都建康〔南京〕就设立“孤独园”，官府收留赡养老人、流浪儿，这就是中国最早的官办养老院。 唐朝武则天时代，官府开办“悲田院”。既收养无家无归，无经济能力，无自理能力的“三无”老人。据唐《事物纪原．贫子院》“悲田院”、“疗病院”、“施药院”三种养老组织，由府官、寺院、半官半民的慈善养老组织设办。遍布全国各道郡州，都是免费吃住、医疗，逝世后，由官府负责安葬。这些组织官府设置官管理，并拨发经费后来这些慈善养老组织还收容抚养社会上的流浪孤儿。唐代实行“给侍”制度, 也就是唐政府给80岁高龄老年人配“侍丁”，即护理人员，助其养老。 宋代也是颐养天命的黄金年代，因为50岁就可以进养老院，享受国家福利。北宋初年，国家养老院叫“福田院”。后叫“居养院”。南宋则叫“养济院”。 苏东坡任职杭州父母官期间，就在城内设立养老院，收养需要赡养救助治病的老人。 北宋京城开封设立城东与城西两个“福田院”，收养鳏寡孤独者，以及城中衣食无着的饥民，每当寒风凛冽大雪纷飞时，福田院最为忙碌，开封府的主管官吏亲自去大街小巷巡视，把无依无靠的老人，以及乞食流浪的饥民，都一起送到福田院住宿。福田院每天把收养、收治人数及状况，汇报给上级主管部门“中书省”，若财政有困难，由国库拨给。北宋对老人如此仁慈宽厚，宋徽宗功不可没，他当政期间京城就开设居养院收养孤独鰥寡其经费来源有三，一是贪腐官员抄家之财；二是无人继承的绝后民户；三是国库拨款、拨物。 南宋期间的苏州居养院闻名遐迩，是当时的“五星级”养老院。而且规模庞大，有65幢房屋，310间居室。为解决孤独鰥寡者的粮食问题，官府拨给官田1600亩，租给民间垦种，每年可收获粮来700石，作为经费给老人治病，安葬逝去的老人。 解放后农业合作化，农村开始实行"五保"制度是中国农村实行的社会养老措施。《1956年到1967年农业发展纲要》规定，农业生产合作社对于社内缺乏劳动力、生产没有依靠的鳏、寡、孤、独的社员，应当在生产上给以适当安排，使他们能够参加力所能胜任的劳动，在生活上给以适当照顾，做到保吃、保穿、保烧(燃料)、保教、保葬，使他们的生养死葬有保障。 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以来，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进行，有些比较富裕的农村，开始发放农民退休金或养老金，使农村社会养老开始有了新的发展。与此同时，作为社会养老设施的职工养老院和农村敬老院也在不断增加和发展。 中国老年化特征主要以年轻老年人为主《全国老龄办》所属《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2016年企业退休人员8400万人，机关事业单退休1700万。合计一亿多人。低龄（60-69岁）老年人口占56.1%；中龄（70-79岁）老年人口占30.0%；高龄（8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13.9%。活力老人占大多数，旅游、旅居康养是一种合适方式。目前推介苏州西山知青康养中心受到知青的关注青睐。 （未完）（2022年3月7日）  作者简介 王家林，江苏作协会员，1969年初，下放江苏生产建设兵团二师九团，1976年回城后在烟草专卖局工作，直至退休，担任江苏省烟草学会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烟草》《东方烟草报》特约记者，高级经济师，曾在《人民日报》《瞭望》《经济日报》《文汇报》《法制日报》《中国物价》《记者文学》《记者写天下》《销售与市场》等几十种报刋杂志上刊登文章。 曾出版《睿智铸金叶》《红花绿叶》《悟游欧洲》《欧美行思》《老吾老 以及人之老》，合作编写大学教材《消费心理学》论文曾作为范文，编入《商业写作》大学教材。 （责任编辑 晓歌） (责任编辑：晓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