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日升
江隐龙 中国人过春节热衷于讨口彩，图吉利，而最能撑起新年红红火火的“门面”的，莫过于春联。一幅幅龙飞凤舞的毛笔字连着抑扬顿挫的语句，自有一股豪气在挥斥方遒。而在不少乡村，一扇扇古朴的双开门上还会张贴门神。方方正正的红底上面，画着两个威武凶猛的武士。再怀旧点的人家，还乐于挂两个桃符，别人问户主这是什么，户主便会美滋滋地念一句诗：“总把新桃换旧符。” 春联、门神、桃符，这些吉祥物统称为年红。“年”自然是指新年，而“红”则是这些物件的喜庆“本色”，毕竟没有中国红的新年，就是不够喜庆。不过年红可不止喜庆而已，在这无数片飞入寻常百姓家的红背后，隐藏着中华文明漫长的文化进路——到底有多漫长呢？偷偷告诉你：比五千年还要长。 【门神】 至晚于汉代，古人便开始在岁末年初进行门祭了，而门神正是以门祭为渊源。汉代新年贴门神习俗已成定式 “门神”这个称呼不算很古老，但其渊源可以一直追溯到三代的原始习俗：门祭。在信仰万物有灵的时代，人类对门的崇拜可谓顺理成章：房屋在严酷的自然界为人类提供了挡风蔽雨的栖息之所，作为分界线的门自然沾染上了神圣的意味。直到今天，寺庙的山门依然带有分隔神域与尘世的隐喻。 从考古发现及文献记载来看，中国早在三代就产生了“磔牲衅门”的门祭仪式，以厌胜安宅。周代的门祭已发展出完善制度，《礼记·祭法》记载：“王为群姓立七祀……曰国门……诸侯为国立五祀……曰国门……大夫立三祀……曰门……适士二祀，曰门……”，可见先秦的王与诸侯要行“国门”（即城门）之祭，地位稍低的大夫与士也要行门祭。 门祭最早的形式是杀鸡祀门。《风俗通义》中引邓平之言解释道：“腊者，所以迎刑送德也……杀鸡以谢刑德，雄著门，雌著户，以和阴阳，调寒暑，节风雨也。”《太平御览》引《新言》云：“初年悬羊头，磔鸡头以求富余。”《晋书·礼志上》云：“岁旦常设苇茭、桃梗、磔鸡于宫及百寺之门，以禳恶气。” 从中又能看出，至晚于汉代，古人便开始在岁末年初进行门祭了。《晋书》中列了苇茭、桃梗、磔鸡三种辟邪之物，据吴天明《中国神话研究》中考证，苇与桃其实是三代先民的先妣神——夏人主要生活在河南省以西，这一带芦苇生长茂盛；周人原出身蛮荒，崇尚生命力顽强的桃树，因而苇茭、桃梗身上带有上古传统的遗留。磔鸡的文化渊源就相对晚近：依阴阳五行之理，西属金，金主刑杀，而十二地支中酉鸡正对应西方，因此岁旦杀鸡正合送走刑杀、迎接新春之意。 磔鸡祀门与门神何干呢？引用《论语·八佾》的理论就一目了然：“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因此有门祭就自然有门神，只是“门神”这一称呼直到东汉才正式诞生。东汉大儒郑玄在为《礼记·丧服大记》作注时写道：“君释菜，礼门神也。必礼门神者。”这算是目前存世文献中门神的第一次亮相。 那么，门神是谁呢？古代文献中同样给出了答案。《荆楚岁时记》记载：“（正月一日）贴画鸡……绘二神贴之左右，左神荼，右郁垒，俗谓门神。”这里的神荼和郁垒，便是中国第一代的门神。《论衡·订鬼》中引《山海经》佚文云：“度朔之山……上有二神人，一曰神荼，一曰郁垒，主阅领万鬼。恶害之鬼，执以苇索而以食虎。”《风俗通义》中引《黄帝书》叙述过这一对“组合”的生平：“上古之时，兄弟二人曰荼与郁。住度朔山上桃树下，简百鬼。百鬼搰人，援以苇索，执以食虎。”两部古籍对神荼、郁垒的描述都差不多：能管鬼怪，能惩罚恶鬼，由此，过年以神荼、郁垒兄弟作为门神以辟邪驱鬼那是再适合不过了。蔡邕《独断》载当时新年风俗中有“乃画荼、垒并悬索于门户，以御凶也”的描绘，可见汉代新年贴门神习俗已成定式。 神荼、郁垒兄弟能简领百鬼，自然有着一副凶神恶煞的表情。在《三教源流搜神大全》的画像里，神荼、郁垒两人头生犄角，虬髯虎须，袒胸露腹，手执桃木剑，不明就里的人看了，恐怕倒要把这两位神灵当成鬼了。当然，《三教源流搜神大全》里的神荼、郁垒是其“下班”时的状态，一旦为百姓守门，两位神仙便换上了军装，一副擐甲操戈的武士装束，直到——第二代门神登场。 相比于神荼、郁垒，第二代门神的知名度要更高些，他们便是秦琼、尉迟恭。这两人都位列唐初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为什么他们能当上门神呢？《搜神记·门神》描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唐太宗为鬼魅惊扰，夜不能寐，秦琼便上奏道：“臣平生杀人如摧枯，积尸如聚蚁，何惧小鬼乎！”于是与另一员猛将尉迟恭一同为唐太宗守门，果然鬼魅不再惊扰。于是唐太宗便命人画了两人的全身像贴在门上，后世沿袭，终成门神。 这个故事当然不可能是真的。秦琼、尉迟恭成为门神，应当与宋元以降民间文学的兴起有关，某个以勇武著称的历史或文学角色为百姓所喜闻乐见，便可能在门神这一“职业”占据一席之地，秦琼、尉迟恭只是众多候选人中脱颖而出的一组“参赛选手”，其余竞争者尚有《三国演义》中的赵云、关羽、张飞；《封神演义》中的燃灯道人、赵公明；《杨家将演义》中的孟良、焦赞，以及钟馗、岳飞、祖逖、戚继光、郑成功、梁红玉、穆桂英、花木兰……到了清代，门神更是阵容强大，文武兼有，以至于《燕京岁时录》中如此“吐糟”：“门神皆甲胄执戈，悬弧佩剑，或谓为神荼、郁垒，或谓为秦琼、敬德（即尉迟恭），其实皆非也。” 门神以门祭为渊源，有着相对独立的演进史，然而自古而今却有不少学者认为门神这一习俗源于桃符。比如，《月令广义·十二月令》中认为“道家谓门神……其义本自桃符”；《集说诠真》引《新新年杂咏·小序》言“司门之神，自桃符以神荼、郁垒能辟邪也”，这又从何说起呢？这就要将话题引入“年红”第二巨头桃符了。 【桃符】 陈列桃梗是汉代春节习俗的重要组成部分。隋唐之后，桃印等被称为桃符，这一称谓最终流行于民间 根据《中国神话研究》的考证，桃是周人的先妣神，但即使褪去这一社会学考证，桃能辟邪的文化印记依然源远流长。桃木又称“鬼怖木”，《左传》有“使巫以桃，茢先祓殡”的记载，《礼记·檀弓》有“君临臣丧，以巫祝桃、茢、执戈，（鬼）恶之也”的记载，郑玄注云“桃，鬼所恶”。 桃既有驱鬼之效，古人于岁首以桃木辟邪就不足为奇了。《玉烛宝典》记载：“元日造桃板著户，谓之仙木。”“元日”即农历正月初一。此外，桃梗因谐音“更”，更与新年辞旧迎新的寓意相合，如《风俗通义》所言：“桃梗，梗者更也，岁终更始，受介祉也。”可见最迟在汉代，陈列桃梗已成为春节习俗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于桃木、桃梗的加工，历代也各有不同。《战国策·齐策》中载“今子东国之桃梗也，刻削子以为人”，可知战国时期已有将桃梗刻为人形的习俗。《独断》中载“岁竟十二月……已而立桃人、苇索、儋牙虎、神荼、郁垒以执之”，《晋书·礼志上》亦言“岁旦常设苇茭、桃梗、磔鸡于宫及百寺之门”，又可知由汉晋数百年间皆有立桃人、列桃梗的习俗，而且与贴神荼、郁垒门神像并不冲突。大致而言六朝之前古人往往刻桃人，先秦时多刻单桃人，之后渐转化为双桃人。汉晋时期，桃人等物虽多用于元日，但同样也见于其他节日。《后汉书·礼仪志》中载：“仲夏之月，万物方盛……以桃印长六寸，五色书文如法，以施门户。”《宋书·礼志一》引《汉仪》云：“仲夏之月设之，有桃卯，无磔鸡。”这里的“桃印”与“桃卯”意同，因桃印多用于正月卯日，故称。隋唐之后，日渐兴起道教因以符箓制鬼瘟疫病，故将桃印等称为桃符，这一称谓最终流行于民间。 定型后的桃符长约七八寸，宽约一寸，上书“神荼、郁垒”“姜太公在此，百无禁忌”“有令在此，诸恶远避”等驱邪降福的吉祥语句，这种形制的桃符，最终取代了更为古老的桃梗和桃人。 桃符上书神荼、郁垒两神名讳，是理所当然。又或者说，门神与桃符的相逢命中注定。桃能驱鬼，神荼、郁垒二神阅领百鬼，而且神荼、郁垒的传说中本不乏桃木的身影。神话中的神荼、郁垒生活在桃树下，道教中的二神也随身携带着桃木剑……古人在岁首时以桃符刻字厌胜，还有什么比神荼、郁垒更适合刻的名字呢？ 通过对桃符、门神历史的梳理，不难发现将桃符视为门神的起源是有失偏颇的。两者应当有着不同的渊源，最终又在新年习俗的发展历程中出现了混同。不过，当桃符被人刻上汉字的那一刻起，另一段历史波澜不惊地开始了。 木制的桃符难以抵挡岁月侵袭，但通过敦煌写本，后人得以知晓最早的桃符上记载的文字。在敦煌写本斯坦因0610卷中存有不少桃符，如“岁日”一类中有：“三阳始布，四秩初开。福庆初新，寿禄延长。三阳回始，四序来祥。福延新日，庆寿无疆。”又如“立春日”一类中有：“五福除三祸，万古回百殃。宝鸡能辟邪，瑞燕解呈祥……年年多庆，月月无灾。鸡回辟恶，燕复宜财……”这些词句两两对仗，最后又以“书门左右，吾傥康哉”结尾，如此说来，后世春联的影子，早在唐代的桃符中就已经隐隐成型了…… 有宋一朝崇文之风极盛，桃符也渐渐沾染上越来越浓的文人气息。宋代朝廷会在除夕前赐官员桃符，《南宋馆阁录·故实》中记载南宋馆阁人员有“岁除，桃符、门神各二副”，而且这里的桃符还可能是空白桃符，需要受赐官员自行填写。刘克庄《岁除即事》中的“官送桃符犹懒写”，陆文圭《丁卯新正纪怀四首》其一中的“懒将诗句上桃符”、张镃《守岁》中的“桃板书符换旧诗”等句中所言的桃符显然都为空白桃符。 空白的桃符成了文人最好的风雅舞台。宋代官员大多为饱读读书的文人，收到桃符之后极喜题诗，如陈造《元日》中的“桃板得诗仍自书”、杨公远《除夜》中的“桃板欲题诗未稳”、卢炳《瑞鹧鸪》中的“诗成无处写桃符”等句，鲜明地彰显出宋代文人与桃符之间的雅趣。甚至有文人在作诗的同时，就标明其中一联“以供桃符之用”，如方回《桐江续集·饮商氏普安堂》中的颔联“一念人人皆上寿，四时日日是春风”即是如此。而不识字的普通百姓无力自撰，便少不了请人题桃符之举，王谌、刘克庄均有“过门人挽住，相倩写桃符”“邻人或倩写桃符”的经历——以今人之眼光审视，此处的桃符，不就是春联么？ 没错，桃符与门神说清楚了，接下来就是春联了。 【春联】 经过明代的推广，春联作为新年风俗已经彻底拔得头筹。至清代，甚至还发展出了春联用纸的等级制度 关于春联的起源，有两个最著名的传说。 第一个传说与五代时期后蜀君主孟昶有关。《蜀梼杌·卷下》载：“蜀未归宋之前一年岁除日，昶令学士辛寅逊题桃符板于寝门，以其词（非）工，命笔自题云：‘新年纳馀庆，佳节号长春。’蜀平，朝廷以吕馀庆知成都而长春乃太祖诞节名也，其符合如此。”由此，“新年纳馀庆，佳节号长春”成为不少学者眼中的第一副春联，而春联源于桃符之说，也就此成立。 第二个传说，与明太祖朱元璋有关。陈云瞻《簪云楼杂记》记载：“春联之设，自明太祖始。帝都金陵，除夕前忽传旨：‘公卿士庶家门上，须加春联一幅。’帝微行出观，偶一家独无，询知为屠者，尚未倩人写耳。帝为大书‘双手劈开生死路，一刀割断是非根’，投笔径出，校尉一拥而去……又太祖赐陶安门贴曰‘国朝谋略无双士，翰苑文章第一家’……又赐廖永忠以漆牌，书‘功超群将，智迈雄师’八字，悬于门首……”赵翼在考据之余，认为：“则门贴起于明太祖，理或然也。”因此，民间也有春联始于朱元璋的传说。 其实这两个传说均值得推敲。孟昶的故事太过于巧合戏谑，以其笔法来看，很可能是宋人杜撰的谶纬传说，其证据在于同一故事的不同版本之间多有抵牾。《岁时广记》中，“新年纳馀庆，佳节号长春”十字出于辛寅逊之手，《茅亭客话·蜀先兆》中，不仅作者改成了后蜀太子，连春联的内容也变成了“天垂馀庆，地接长春”八个字。而在《洛中记异录》中，春联的版本又成了“天降馀庆，圣祚长春”。由此看来，孟昶创春联这一典故，大抵是“假语村言”般的玩笑。 第二个传说中，关于“双手劈开生死路，一刀割断是非根”的故事也太具江湖传奇的味道，无从考证。而且，桃符经宋代文人之手已经孕育出了春联的雏形，其内容甚至相对完善，将春联的诞生时间强加于明代某一确定的君主，恐怕有失严谨。不过，宋元之际“春联”一名并未出现，直到明代，“春联”“桃符”两种称谓才开始混用，且出现了士大夫阶层以春联为主，民间以桃符为主的趋势，这背后自然少不了朱元璋的推动，因此“春联”一名起源于朱元璋之手，倒也不是不可能。 经过明代的推广，春联作为新年风俗已经彻底拔得头筹。至清代，甚至还发展出了春联用纸的等级制度，如《燕京岁时记·春联》记载：“或用朱笺，或用红纸，惟内廷及宗师王公等例用白纸，缘以红边蓝边，非宗室者不得擅用。”其实，宗室门庭黄瓦红柱，的确不适合再用朱笺或红纸，因此“例用白纸”倒也成了自然之事。 门神、桃符、春联，作为年红的三巨头，毫无疑问为千家万户撑起了过年的“门面”。在这样的日子里，倒也不用太在意到底是谁孕育了谁、谁又是谁的前辈。只要在喜庆中保留这一份中国人的自豪就可以了：它们很古老，它们又很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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