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林嗣丰（左一）与小矫同学（右四）在知青文化活动中 ——读矫佳玲的《“上山下乡运动”的动因：经济是否是最深层动因》 在英国卡迪夫国际学院求学的“知三代”矫佳玲同学于今年暑期回国，特意为她研究的课题“‘上山下乡’的动因”，来上海市历史文化研究会与老知青们交流，以获得第一手资料，揭开这场运动形成的真正动因。 我是在今年7月8日的研究会《春歌秋韵》一书首发式上见到她的，她到会认真地听取老知青的发言，详细地做了笔记并做了即兴发言，这让我对她有了很好的初步印象。会后乘地铁回家，我和她一路同行，但却少有交流，一则车上人多，我们没能坐在一起，没了交流的空间；二则她一直在看资料，不便打扰，便也没了交流的时间。但这更让我心存感动。后来，刘宏海先生组织了一次部分知青的座谈会，和佳玲同学进行面对面的交流，我却因出席同团知青的追悼会而错过，失去了一个很好的机会。会后，根据佳玲同学留下的访谈要点，我写了篇简短的《答问》给她，也算是支持她的一个行动。不久后在微信群中接到她在浦东机场发来的微信，知她已启程去英国回学校了。此后，除中秋节时收到她给我们这些老知青的问候外，再无其他的信息，不知她的研究进行到了何处。 等待中，竟于十月二十日夜收到她从学校发来的4千多字的研究论文，先是英语版的，后有中文版的，引用的资料之多，远超我写过的相关文章。粗略阅读后，脑中立刻跳出了题目中的七个字——“喜看后浪推前浪”，深深地为佳玲同学那种不迷信权威、勇于独立思考的学术研究精神所感动。后又仔细阅读，便有了下面的这些文字。 佳玲同学的论文最为可贵的是她研究问题的科学性，即思考的独立性，不为已有的研究成果所束缚，尤其是权威人士的论述。从论文看，佳玲的研究中参阅了孙成民的《决策知青上山下乡的初心》、刘小萌的《中国知青口述史》和博宁（潘鸣啸）的《失落的一代》，这都是在知青研究中具有权威性质的人物所著的权威论著，但佳玲并未为他们的声誉所束缚，她在吸取其中的养料和同时，大胆地直接指出了他们的局限性：孙成民的研究“反映了当代政治议程对中国历史叙事的影响，然同时阻碍了对历史事件的客观评估。作者强调上山下乡决策意在建设国家、培养革命接班人，但对知青的个体缺乏关注”，“文章缺乏客观的统计数据，只引用了由党出版的书籍”。刘小萌的论著则因“采访时间为上山下乡结束几十年后，难以还原当年知青即时的真实反应；并且其侧重于上山下乡运动中的先驱者和领导者，因此读者很难对这场运动下的普通大众产生正确认知”，连编辑自己都承认，“一些重要片段由于被访者的隐私顾虑而被删除，降低了内容的真实性”。对于博宁的《失落的一代》中有关“意识形态和经济目的‘无法兼容’，导致实操过程中无法满足经济发展的既定目标；因此，上山下乡背后乌托邦式的思想才是最主要的动因”的论述，佳玲同学认为“这种分析中有事后偏见的嫌疑，排除了经济规划失败的可能性。尽管‘文革’期间所有决策背后都有思想考量，但城市资源匮乏仍然是底层动因，受到政府高层的持续关注”。“虽然以博宁为代表的西方历史学家有缜密系统的方法论，但博宁在序言中提到写这本书的政治目的是为了阐述‘毛派乌托邦的矛盾后果’。 这句话读后让我感到怀疑，开始仔细评估博宁对意识形态动机的关注是否纯粹以证据导论，最后导致我在正文中挑战他后见之明的偏见”。这种怀疑和挑战具有何等的勇气！随后，她通过对当时中国的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红卫兵运动”及“再教育”指示的分析，她做出了“经济不能被归为唯一的动机，因为‘再教育’的意识形态动机在‘文革’中对毛泽东有重要意义，并且往往越过了现实利益。帮助农村发展的宣称与现实相矛盾，因此只是表层原因。‘红卫兵’的政治动因是短期且次要的，背后仍然由经济与意识形态动因决定：到农村去既减少了失业和缺乏教育空间，也有助于毛泽东思想的影响力遍布整个中国”的结论。不管这种结论是否完全正确，但就这种敢于挑战权威，“后浪”挑战“前浪”的勇气，和敢于提出自己独立见解的思考方式而言，就十分值得肯定和提倡。作为一个还在读中学的青年学生来说，更加值得鼓励、赞赏和钦佩。 其实，我们这些老知青大多熟悉佳玲论文中提到的这些文章及书籍，也对其中的观点有不同的看法，但大多人并没有认真的去追究，更不要说去提出自己的观点，除了有“看穿不说穿”“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成份在，更在于“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各自的见解往往会因为各自所处的环境、所有的经历和所在地位而受到局限，不能有真正客观的见解，或存有这样那样的顾虑，因而也便少有针对性的论述。而作为“知三代”的佳玲，在“上山下乡”已过去半个世纪的今天，又身处异域，站在旁观者的地位上可以少受甚至不受各种来自内心和外界的干扰，没有各种顾虑和障碍，能够得出较为客观的评价。这就是“后浪”的可贵之处。 更加可贵的是，佳玲同学没有因为论文的顺利问世而沾沾自喜，她十分清醒地进行了反思，强调自己的论文因参考的资料范围的局限，“让我认识到历史偏见的不可避免性，与正确认识其来源的挑战”，“尽管我同时使用了第一手和第二手资料，包括学术论文、口头叙述，但仍然无法涵盖全局，因为选择本身就意味着偏见”，而“历史学家必须承认，他们的作品既不可能成为最终结论，也非客观，而随着更多文件的解封，历史认知可能会发生巨大的变化”，因此，对这场运动真相的研究，必须要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深入。这种清醒，实为难能可贵！ 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真心希望矫佳玲同学在知青研究上走得更远，走向更高，走得更扎实，取得更大的成就。 责任编辑晓歌 (责任编辑：晓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