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键词】传记学；《现代传记学》；新突破 传记学作为艺术门类之一种在中国的诞生是20世纪的事情，但长期以来，中国的传记学学科理论却大多照搬西方传记学理论，很少有创新之处。因此，迫切需要重新规范传记学学科理论的研究范式，促进传记学学科理论的发展。截至21世纪初，国内传记学教材的结构主要有三种：一是将西方诗学与西方传记学理论、跨学科理论综合起来，形成了一种混合式的“传记诗学”或传记学理论模式；二是在上述学科理论的基础上加诸西方比较文学学科理论进行阐发研究，特别是法国学派的“影响研究”和美国学派的“平行研究”；三是简单借用西方传记学理论来阐述中国传记文学。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三种教材结构或传记学学科理论范式均存在一定的问题，需要作新的规范和整理。 1994年，时任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杨正润出版了中国传记学学科理论发展史上第一部从比较文学视角研究东西方传记文学史总体比较的学术专著，也是中国比较文学和传记学研究领域代表性的前沿之作——《传记文学史纲》（江苏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近50万字的《传记文学史纲》是杨正润在中西传记文学比较研究基础上所完成的一部总体性的研究成果。他把世界传记文学看成一个整体，并厘清了十多个主要国家的传记文学发展史。这部学术专著填补了中国传记学学科理论发展史研究的空白，为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发展注入了新的血液。 此后，杨正润又用十多年时间完成了《现代传记学》（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该书对传记学学科理论的研究范式作了重新调整，为现代传记学学科理论和世界比较文学学科理论提供了新的思想资源和理论资源。 一 杨正润为推动我国的传记学研究作出了极为重要的贡献。《现代传记学》向中国读者全面、系统地介绍了东西方传记文学以及传记学理论。该书以东西方传记文学、传记学理论作为考察对象，结合欧美诗学、西方哲学、欧美传记学理论、心理学、文化人类学、接受美学、新历史主义、欧美传记、中国传记等文本和批评，以及比较文学理论中的跨文化研究、跨文明研究、跨学科研究的方法，以传记和自传的标准形式为主要对象，兼及各种边缘形式，在传记本体、传记形态和传记书写三个层面展开论析。这对于我国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的学科建设，对于传记学的学科建设，对于中外文学与文化交流，都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杨正润的《现代传记学》给国内外传记学研究带来了一个新的研究境界，是近年来难得一见的精深之作。它是将传记学理论与比较文学理论、诗学理论、哲学理论等跨学科研究结合运用的典范，开辟了现代传记学的研究新路径。尤其是该书导论部分对中国的现代传记学应当具备的基本条件的设想，即“对中国和西方代表国家几千年传记发展的历史进行研究，总结传记作品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吸收中国传记理论以及同传记有关的史学和文学理论中有价值的内容，特别是20世纪以来的传记理论的精华；对西方传记理论，特别是现代传记理论成果进行总结，同时吸收西方传统史学和文学理论中有价值的内容；对传记的各种形式进行研究，既以其核心形式为主要考察对象，又兼及其边缘和新兴形式以及交叉形式；与现代学术同步发展，注意和吸收人文和社会科学中相关学科的成果，丰富传记理论的内容；坚守理论立场，维护传记和传记理论的独立性，反对颠覆和消解传记文类”[1]。 二 《现代传记学》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和国家教育部博士点基金项目成果。该书共分导论和主体两大部分，以传记和自传的标准形式为主要考察对象，在传记本体、传记形态和传记书写三个方面展开论述，并建立了一个比较完整的现代传记文学理论话语体系。 在《现代传记学》导论部分中，杨正润以翔实可靠的资料追踪溯源，精辟地分析了传记作为一种文类的重要性和东西方传记发展史，并对传记学学科理论发展作了总述。该书认为：“传记已经成为文学与文化范畴中最重要的文类之一，而且无论从其作品的数量、影响以及读者范围来看，也是最大的文类之一。”[2]“传记不可能、也不应当被文学所取代，古代的一些文类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以后就走向消亡，而传记作为一种文类却始终顽强地存在和发展，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其原因在于传记同时具有了文学、也具有历史学的某些特性，所以它既不能被文学、也不能被历史学取代。”[3]此外，杨正润还以比较的视角介绍了东西方传记文学的发展史。这种研究阐释相对于用历时性的学科理论描述来重构传记学理论的做法更显合理。它既能让读者或初学者了解传记学理论或传记在不同发展时期所具有的不同特点，又能让读者或初学者了解传记学或传记在不同发展阶段所具有的相似性理论话语。纵观世界族群文明的发展历程，虽然族群文明的历史渊源各有差异，但是他们都有相似的传记文本，尤其是人类早期具有传记特点的历史文献或文学文本。如古希伯来人《圣经·旧约》中的“历史书”，古希腊哲学家伊索克拉底的《埃拉格勒斯》，柏拉图的《理想国》《文艺对话集》，中国的《晏子春秋》，司马迁的《史记》，古罗马的三大传记家普罗塔克的《希腊罗马名人传》、塔西佗的《编年史》和苏埃托尼乌斯的《罗马十二帝王传》，以及古罗马哲学家圣奥古斯丁的《忏悔录》，犹太经典文学文本《圣经·新约》中的“四福音书”等。文艺复兴以来，西方出现了很多优秀的传记家和传记文学作品：如塞缪尔·约翰逊的诗歌“诗人传”、鲍斯威尔的《约翰逊传》、卢梭的《忏悔录》、歌德的《诗与真》等。特别是到了20世纪初，西方各国出现了“新传记”，如斯特拉奇的《维多利亚时代名人传》、安德烈·莫洛亚的《雪莱传》、茨威格的《巴尔扎克》、艾德尔的《亨利·詹姆斯》等。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英国出现了很多伟大的传记家和理论家，其中最重要的作家和传记理论家是弗吉尼亚·伍尔夫。她的代表性传记文本囊括了他传、自传、回忆录、日记、书信和自辩书，代表传记作品有《奥兰多传》《弗拉狮传》《罗杰·弗莱传》等，代表性的传记理论文章有《传记艺术》和《新传记》。弗吉尼亚·伍尔夫对传记有独到的看法，她从时间、性别、写作技巧上质疑传统传记文学的叙述话语，所以她的传记文学与其他传记文学不同，具有很强的实验性和独一性。1927年弗吉尼亚·伍尔夫评论哈罗德·尼柯尔森的自传《某些人》时，第一次使用“新传记”一词。她强调“新传记”与传统传记不一样，它包括传记作家的主体性、传记文本的艺术性、心理阐释和缩短传记篇幅。杨正润也概括了“新传记”的特点：一是为了区别从鲍斯威尔的《约翰生传》开始，到锡德尼·李结束的旧传记；二是“新传记”对人物心理世界的兴趣日益增长，传记家除描述经验的事实之外，还注意到心理的事实，即人物的个性和行为动机；三是“新传记”有意识地增加了传记的趣味性，力图把传记写得生动活泼，并显示出自己的风格[4]。 该书主体内容的第一部分由“传记的本质”“传记的构成”“传记的主体”“传记的功能”四章组成。其中第一章，杨正润主要论述了传记的本质，从词源阐释入手，对东西方各国学者给“传记”这个词所下的定义进行考证分析，细致地归纳总结了东西方各国学者对传记文学的解说。杨正润指出：“这是一个在历史中逐步形成、而且至今争议甚多的概念。大体上可以说，传记是某一个人物的生平的记录；从其文类考察，传记同历史学和文学都有相通之处，但又各有原则的区别；从其属性考察，传记是一种文化形态的体现；从其发生考察，传记是对一个人的纪念。”[5]这既反映了杨正润的理论创新观点，又彰显了《现代传记学》的学术价值之所在。 该书主体内容的第二部分阐释传记形态，由“自传”“私人文献：边缘自传”“亚自传”和“形态的实验与扩张”“他传的范畴”五章组成。其中第五章“他传的范畴”论述了东西方各国传记分类的标准以及存在的一些问题。杨正润指出：“在进行传记的分类和考察其范畴意义的时候，还有几个需要说明的问题：第一、中国古代传记同现代传记、也同西方传记有许多一致的地方，但也有比较大的差异，鉴于其数量极大，宜于单独列出进行专门的考察和分类；第二，随着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频繁和深入，西方传记在中国大量译介，中国传记的形态也在逐步与西方趋于一致，因此对现代传记可以放在一起进行研究和划分；第三，随着传记的日益盛行和现代学术的发展，传记的范畴被日益扩大，诸如书信、游记、日记等传统文类被列入传记的范畴，也出现了口述历史等新的传记文体。”[6]因此，“他传不同于自传，他传的叙述者不同于作者，他是由作者所创造的。在他传中作者一般不是叙述者，但作者有时也可以‘我’的身份出场，这时他就成为公开的叙述者”[7]。 杨正润认为：“对传记的一种最常见的划分，是把传记分为他传和自传两大类，然后再作下一层次的划分。这种划分有其合理性和适用性，在本书里也是采用这样的方法。”[8]第五章第一节主要对中国古代传记进行了严谨的分类，将其分为12种类型，它们分别是史传（二十四史中的人物传记）、杂传（正史以外的短篇人物传记）、故事传记（故事化的传记）、年谱（年录、年表、年考）、书传（专用一部书写作的一个人的传记）、类传（一种短篇传记的合集）、人物表（中国古代传记的特殊形式）、言行录（记录一个人的言行）、正式的自传（作者的自叙）、书信（人们把文字书写于纸张或其他载体进行交流的一种形式）、日记（一个人对自己每天的生活、见闻和感受作出的记录）、游记（作者实际出游经历的记录）。另外，杨正润还重点阐述了自传与忏悔的异同及其形成缘由。 该书主体内容的第三部分侧重于传记书写分析，从书写的准备、传记中的虚构、文本的完成等修辞技巧进行研究。针对传记写作实践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作出了详尽的分析和归纳，并提出了建设性意见。该书认为传记的书写不同于小说，“传记的历史要求传记家动笔前必须进行充分的准备，书写前有大量前期工作要做，这里有思想的、心理的准备，也有物质的、专业的准备。传记家书写前面对着一系列的问题：自己是否适合写传记，又适合写谁，写他的什么，又怎么写，只有这些问题有了比较明确的答案以后他才能动笔；不过，在写作的过程中一些似乎解决了的问题又会不断被重新提出，需要再加考虑”[9]。杨正润还重点阐述了传记家在书写传记时的想象或虚构材料，即传记家以史实为依据，通过作家个人想象来推测“传记事件”的真实性和可靠性。 三 传记作为一种古老的文类，在中国已有几千年的发展历史。而现代传记学作为一门学科被体系化、规范化则以杨正润《现代传记学》的出版为标志，此后十几年来现代传记学的理论体系建构始终与杨正润的学术创建和理论推进重叠相映，特别是其《现代传记学》是中国第一本较为系统地把中国传记放在世界传记学体系的环境下加以考察的理论著作，在东西方传记学理论话语的对比过程中凸显了各自的优点，并探讨了东西方文明平等对话的现实性、可能性，以及平等对话的基础、意义及前景等问题，而杨正润无疑是我国现代传记学学科领域的拓荒者。杨正润传记学理论话语的重构既不局限于中国传记的本土视域，也不屈尊于西方传记学理论的时髦，而是踏实研究中国传记的独特知识谱系，探寻其在世界传记文学发展史中价值的方法和传记文本的独一性。《现代传记学》作为一部开创性的学术专著和我国高校文科教材教辅，具有以下几个明显的特点： 第一，在跨学科研究方面的创新。《现代传记学》主要从比较文学、心理学、新历史主义、接受美学、文化人类学等跨文化的批评视角来对传记学理论进行重新审视或重构新的传记学理论话语。这本书独特的阐释传记学理论方法有利于读者的学术思考与探索。 第二，对现代传记学理论方面的创新。《现代传记学》中的“传记本体论”“传记形态论”“传记书写论”三个部分主要探究现代传记学学科理论和方法，对东西方学者未阐释的一些传记学理论思想进行了深入研究，对传记学学科理论进行了重新整合，并重构一个完整的传记理论体系。《现代传记学》将尊重传记学传统知识谱系与创新结合起来，它不仅让读者或初学者了解传记学学科的基本理论和知识，还让读者或初学者了解传记学学科的最新研究成果。 第三，对于学者传记学理论和作家传记文学选取的不拘一格，每个学者或作家都是一个时代的缩影，全面展示了中西方传记文学的独特性和民族性。《现代传记学》选取了中西方具有代表性的理论家和作家及其所写的理论著作和传记文学文本，几乎涵盖了东西方传记文学发展史上所有知名和不知名的理论家和作家。选取的文本更是多种多样，既有摘取大师的理论著作和文学文本，也有东西方各族群的古代传记或传记文学文本。 第四，“百科全书”式的专著目录索引。本书的两个目录索引尤其值得推崇，内容丰富、信息量大，便于读者迅速查到相关信息。第一个附录是“中英文人名对照与索引”，列出了本书的所有引用人名，详细介绍了论文中每章引用的所有作品的出处；第二个目录索引的论文和论著也都非常具有参考价值，囊括了东西方传记学发展史中大部分重要学者和作家的理论著作和传记文学文本。 综上所述，杨正润的《现代传记学》是一部很有价值的学术著作，正如詹姆斯·威尔顿·约翰逊所言：“一个民族可以有许多方式成为伟大的民族，但是要人们承认其伟大却只有一个标准，那就是这个民族所创造的文学艺术……没有一个创造了辉煌文学艺术的民族会被世人认为低等民族。”[10]《现代传记学》以较小的篇幅完成了对现代传记学学科理论发展史的话语叙述，对于这样一部既受篇幅严格限制、又在时间跨度及空间的覆盖面等有较高要求的学术专著，作者力求避免材料的堆积，简要地选择了东西方具有代表性的传记文学或传记理论，描绘了现代传记学学科理论发展史。 总之，《现代传记学》是一部由中国学者自己编写的学术创新、内容丰富，具有实用性与科学性的重要的学术专著和教材，也是一部关于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重要参考书，这对于中国的比较文学和传记学教学与研究都具有重要意义。 注释： [1][2][3][5][6][8][9]杨正润：《现代传记学》，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页，第1页，第16页，第19页，第232页，第232页，第481页。 [4][7]杨正润：《传记文学史纲》，江苏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428页，第588页。 [10]王家湘：《20世纪美国黑人小说史》，译林出版社2006年版，第2页。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文学院 本文刊载于《传记文学》2021年第9期 “传记研究”栏目 (责任编辑：晓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