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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下乡的文化体验

时间:2026-01-06来源:南加知青 作者:丘保华 点击:
在当时的红色文化中,上山下乡就是对知识青年的思想改造运动。作为运动人,知青在农村当然要与人奋斗。但当时将马列主义口朝外,对人马列主义,对己自由主义作为自我修养不高或假革命的同义词。按照当时要斗私批修的要求,应该是斗己在前,斗人在后。而且,

 
 在当时的“红色文化”中,上山下乡就是对“知识青年”的思想改造运动。作为“运动人”,知青在农村当然要“与人奋斗”。但当时将“马列主义口朝外”,“对人马列主义,对己自由主义”作为自我修养不高或“假革命”的同义词。按照当时“要斗私批修”的要求,应该是“斗己”在前,“斗人”在后。而且,中国传统文化中“正人先正己”、“吾日三省吾身”,“知耻近乎勇”的“耻感文化”以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家国情怀似与此不谋而合。可以说,在这个时期,多数知青是力求将红色文化的感召与深藏于心底的传统文化的影响一致起来,以使自己既符合“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标准,又达到个人的道德完善。至少在下乡初期,“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是领袖、党和农村当地人对知青的要求和政策。而知青也自觉不自觉地把自己看成是被改造的对象。知青的革命热情首先被引导到“批评与自我批评”,“斗私批修”,“狠斗私字一闪念”的“自我改造”的政治实践中。知青在当时的许多文本都体现了这种实践。本文拟从知青当时的思想汇报、检讨书、书信和日记来展示知青当时的自我改造状况。
  1,“思想汇报” 可以说,当时一种普遍的“自我革命”形式就是“思想汇报”。思想汇报往往向周围人宣读,然后交给领导,主要是为了表示自己要革命,要进步 。因此,语言往往很正式,内容很“正面”很“革命”。以下这篇可作说明:
  回乡一年的思想汇报(摘自 “田阳的博客:一位老知青当年的思想汇报和日记”)去年元月22号,毛主席发出了“知识青年……,很有必要”的伟大号召,为广大知识青年指出了前进的方向。我就是这时回乡参加农业生产,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     回乡后,自己的思想也曾一度的起过许多曲折和动摇。一心想着:咱这农村条件差,并且己读了十几年书,落得整天价肩不离粪担,手不离镢头把,这样下去蹲在荒山僻沟有啥出息呢?当时,我带着这个问题学习了《青年运动的方向》和《毛主席语录》……
作者先摆出立场,表明自己是响应号召,来革命的。随后列出几条“活思想”,主要是用来强调自我革命的必要性,并不一定表示自己真那么患得患失。然后就用主席思想进行批判。这种“套路”就是今天“体制内”的读者也非常熟悉。
……当时我们队正在轰轰烈烈地搞革命的大批判。广大贫下中农在斗争中充分体现出对毛主席的无限忠诚,我被他们坚定的立场和彻底干脆的革命精神所鼓舞,又被在平时热气腾腾的生产高潮中,他们埋头苦干、克己奉公、忘我劳动的品德所感动。自己又生在农村,长在农村,父母亲又都是在旧社会受尽苦的。我家是下中农成分,解放前父亲被国民党反动派拉去当了几年兵,经够了折磨,挨够了打骂。是党和毛主席给了我们贫下中农的一切,一定要听毛主席的话,彻彻底底地改造自己的小资产阶级思想。
作者谈了在贫下中农“光辉形象”的感召下自觉改造自己的“小资产阶级思想”,从而体现了知青“接受再教育”的必要性。作者还同时强调了自己的苦出身以突出自己的“根红苗壮”这一成为“革命接班人”的有利因素。
……与此同时,我们又和有些人的错误思想和看法作了不调和的有益的争论。人活着到底是为了什么呢?在这个问题的争论一展开后,一些人就说“人活着是为了吃穿”。并说,“古人说‘千里作官,为了吃穿’,世上的人都是为了吃和穿来。”个别人还拿出早已腐烂发霉了的“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等论调来辩护。我们与这部分人的错误看法作了针锋相对的争论,广大贫下中农认为,我们搞生产不光是为了多打粮食,自己吃好穿好,更重要的我们是在干革命啊!过去那些资产阶级老爷们是人民的血汗豢养起来的寄生虫,至于他们所遗留下来的旧思想,到今天那也是臭不可闻的,无须辩护的。……
这一段是表达作者通过学习和锻炼提高了觉悟,力求用毛泽东思想来批判“旧传统”。这里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其实那时多数知青(包括笔者)对“旧传统”知之甚少,主要是从批判文章中知道这些“旧传统”,如“千里作官,为了吃穿”“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等,然后就加在“某些人”头上反复批判,其实在当时“某些人”就是真知道这些话语也不敢公开拿出来宣扬的。汇报最后回归主题,与“贫下中农”站在一起。显然,作者力求通过这种批判提升思想境界,放宽视野,赋予思想改造以新的意义。……总之,一年来,我在同贫下中农结合在一起,同阶级敌人斗,同旧思想斗,同自己头脑中的私字斗,思想有所提高。
与通常的做法一样,汇报的最后强调自己在下乡期间通过学习、斗争,得到了锻炼,取得了进步。该汇报有两个特点值得注意。一是大量引用毛主席语录。在当时,引经据典可以增加文章的权威性,而当时最大的(有时甚至是唯一的)权威就是他老人家。当时的流行观点是“千错万错,毛主席语录不会错”,“用不用是立场问题,用好用坏是水平问题”。还有一个特点是拿民间俗语作靶子。这里提到了“人活着是为了吃穿”,“千里作官,为了吃穿”,“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类俗语流传久远,许多并不“积极向上”,经常成为红色文化的靶子,至今如此。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即使没下过乡,也得承认,这篇汇报写得还是相当认真的。在汇报中一方面遵循了思想小结的固定格式,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反映了作者的真实想法。尽管给现在的读者以“假大空”的感觉,这类现象在当时却是很多知青向“组织”汇报思想时常态化的表达模式。你看,小结开头先阐明了自己的红色家庭出身(下中农),再分析了到农村后每个生活、劳动环节中自己的活思想并强调了改造思想的重要性。最后作者强调自己在工作中进一步端正立场,提高觉悟。尽管只有短短一年,汇报也勾勒出一个“革命接班人”成长的标准模式。
    2,“检讨书”谈到思想汇报,有必要将其与当时的检讨书相比较。下面湖南赴新宁县插队知青都梁月下乡初期给公社领导写的检讨书:(摘自360导航 “知青检讨书”资料提供者:胡开雪,教师,现居湖南省新宁县)
敬爱的公社洪书记及其他领导:   我将自己几个月里犯下的错误毫无保留地坦白如下:    一、贪图享受,不愿彻底革命。我出身在地主家庭,爸爸妈妈虽然参加了革命工作,但他们还做不到彻底无产阶级革命化: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用香水、蝶霜,睡觉也穿内衣内裤等。从小我就受到他们的反动影响。    二,十分怕脏,撒肥后洗手几次。贫下中农们只是在稻田马马虎虎洗一下手,马上冲上田塍端着碗就吃。还是洪书记教导我的话对:手臭了,离资产阶级思想远了,思想香了;手香了,离无产阶级思想远了,思想臭了。   
 三,喜出风头,嘲笑贫下中农不识字。这几乎是搞阶级报复,想翻天了!彻底认识改正,才能当好毛泽东时代的知识青年,无愧于无产阶级革命小将的光荣称号。                                              检讨人:胡小飞  1969年2月15日

根据检讨书,我们大致可知插队知青胡小飞家庭出身不好,下乡后因生活、工作等方面的不慎引起了当地领导的不满,于是给自己“上纲上线”,把一些生活细节往阶级斗争上联系,给自己扣帽子,以求得领导的原谅。这类文本可以看作是颠倒的“思想小结”。成绩不能再写了,错误(无论是工作或生活中的失误,还是思想认识方面的脱离“革命路线”)的严重性要说深说透。尤其是要找到包括家庭背景(如出身不好),思想根源等。最后还要提出整改措施。可以说,这类文本在红色文化中与思想小结共同见证了不少知青当时的“自我改造”。   
   3,家信与思想小结等不同,家书内容多为生活琐事,有一定的私密性,较少顾忌,也更加直接地反映知青的内心活动。先看原上海赴云南兵团知青陆融的家信:(摘自陆融《一个上海知情的223封家书》,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亲爱的爸爸、妈妈、奶奶、哥哥、弟弟:你们好!倪深来信还说,他刚来的时候,看见这嫌脏,看见那恶心。现在可不是了,干活什么脏东西都摸过了,撒过牛屎,身上泼过人粪。在上海这些脏东西真不敢碰了,这都是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结果,改造了自己的世界观,真正感到毛主席说的话千真万确,贫下中农是最干净的,尽管他们脚上有牛屎,但是他们的思想和知识分子的臭思想相比,却是干净得多。这不仅是他本人一年多来的收获,而且对我来讲也有这种体会。刚来几天,看见这井水我就嫌脏,不清洁,但是不用又不行,只好用这水漱口、洗脸、烧烧开吃,但是吃了又没啥,况且人家老工人(指农场老职工。---笔者)吃、用了几十年,也没有什么,而我们年轻的小伙子就不能锻炼了吗?今后道路还长,我决心在农村这个广阔的而天地里、在解放军这座革命的大熔炉里,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彻底改造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斗私批修,不断前进。儿 融 于1970年7月15日下午
来到农村是否必要,是个全社会,尤其是知青本人,十分关注的问题。在红色文化的熏陶和感召下,作为一名普通知青的陆融在一开始就“端正了态度”,努力克服怕脏怕苦的“资产阶级思想”,表明自己要自觉自愿地成为革命接班人。这无疑是一种“积极”、“正确”的态度,既坚定自己的信心,也可以让家人放心。

 再看四川赴青川插队的知青赖善成的家信:(摘自华夏知青网 【知青家书】,寄信人是在四川青川插队的知青赖善成,收信人是赖善成的父母。)
最高指示:(毛主席语录)敬爱的父母亲,心爱的弟弟:你们好!  本来,写此信都很不必要,因为还没有收到你们给我的回信,但是,因为有几件事情要向家里趁早告诉一下,所以我才断然的(地)决定给你们来信一封。第一件事情,就是据我们公社的消息,说关区要准备组织第二次慰问团到成都慰问知识青年家属,我们生产队可能是队长张国学来。因为,最近把上次来成都的那个李德福撤换了,改成生产队长兼管知青的。因此,我准备叫他顺便帮忙代(带)几个核桃米子回来。爸爸,如果有慰问团的人到家里来,就不可以像上次一样,彷徨张望,做起万事通样,天南海北的(地)瞎扯一阵,应该做起工人阶级的气概,诉旧社会我们家庭的苦,摆新社会的甜。反正应该树立到这一个基点上来。从而,给人家一个良好的映(印)象,而不是夸下海口,帮忙买这买那的。共祝毛主席万寿无疆!                                      一九七○年十一月四日于沙坝
   开头的毛主席语录和最后的“共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是文革惯例,表示一种“政治正确”的态度和立场。所以,不管是出于认真、习惯还是不得已,不少知青在家信中都用这个格式。信中谈的是家务,但笔调显得超脱世俗, 政治立场十分鲜明。看来,该知青正在实行当时提倡的“两个决裂”(指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的“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换言之,儿子对家里“彷徨张望,做起万事通样,天南海北的(地)瞎扯一阵”是不满意的,因为这样没有体现出“工人阶级的气概”。这是否说明儿子下乡之后思想境界有所提升,要反过来让家人也要跟上时代的步伐?通信是双方的,父母的来信无疑构成了知青下乡的社会氛围,也对知青有一定的指向和约束作用,请看下例(摘自华夏知青网【知青家书】1970年5月--12月): XX :   你的入团问题解决了没有?可以主动向组织打听一下。但不要有急躁或埋怨情绪,更不能产生对立情绪。 要更加严格要求自己,积极参加劳动,积极学习、积极搞好各种工作。要坚持学习毛主席著作,每天以老三篇为座右铭,以新党章的五条标准对照检查自己,做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可靠接班人。这次在北京过五一,见到金渭英,满家本,袁家聪,他们都很关心你的情况,相信你在不久的将来一定能够入团,希望你在目前阶段能够经得住考验,正确对待这一问题。小金下放到顺义农村,小满在通县农村,小袁一直留在原来单位(原在劳大,后搬到党校),最近从北京抽调一批干部到延安地区支援社会主义建设,把他调去了。据说主要工作是管理那里的插队青年,可能不久以后就要离开北京了。 
 小妹已在五一前夕参加了红小兵。我联想到你在小学一年级参加少先队,第一次戴上红领巾,从学校到我机关办公桌前一站的情景。那时候,我心里也是非常高兴的。你现在的工作是修理拖拉机还是开拖拉机?业余时间都学习些什么?有什么社会工作没有?来信时希望谈详细一些。妈妈          1970.5.11
   此信是一位母亲写给下乡到农村的子女的信,信中涉及一些“政治思想”。信中第三段谈到入团问题,建议“可以主动向组织打听一下。但不要有急躁或埋怨情绪,更不能产生对立情绪。” “希望你在目前阶段能够经得住考验,正确对待这一问题。”就是说“可靠接班人”的大目标永远在前方指引,一切曲折都是考验,应该无私无畏,无怨无悔地加以承受。看来,写信人很正面,很理性,在那个时代大多数的父母都会说出信中类似的话。“华山自古一条路”,“人间正道是沧桑”,在当时,知青除了努力实践,积极要求进步,认真改造自己外并无他路可走。母亲在信中第四段谈到小妹也参加了红小兵,籍此激励在农村的收信人。    需要说明的是,既然是家信,显然更加个性化一些,却更加涉及生活细节,更真实。我这里的节选只是要说明,知青的家信中“红色文化”的影响是很深的。
 4,日记                      
 与小结和家信不同,日记是给自己看的,所以会相对更私密、直白一些。曾在河北保定徐庄公社插队的知青王倩在她的日记(摘自孔夫子旧书网 老日记收藏之知青日记)中写道: 1969年8月8日  今天是下乡的第二天了。两天来,我和其他8位同学在这里受到了热烈欢迎和无微不至的关怀,使我和同学们都很受感动,我决心一定要做一个社会主义新农民,为建设新农村贡献力量。 1969年8月10日  从今天起,我开始正式参加劳动了。在我的一生中,这是一件值得纪念的大事,这是我在前进的道路上又一个新的起点。现在,我已经是人民公社社员了。
王倩在农村先任团支部书记,后任队长,显然是一位积极上进的好知青。她在日记中表达了对她们欢迎和关怀的感激之情。她对自己的要求和定位在刚到农村的知青中有一定的普遍性。
 1970年3月30日 星期一 晴 今天是集,但在这本该是休息日的一天,我不只是没去赶集也没有休息,反而作为河工的补充人员开往王皮田村。 早上天刚亮我们就出发了,赶到王皮田工地,在那里吃过早饭,紧接着展开了一天的繁重、紧张但是让人感到愉快的劳动。我的主要工作是拉钩,一个人拉一辆小推车,刚开始干时真是累的够劲,坚持到下午感觉就好多了,并且有决心继续干下去。
     尽管由于可以理解的原因在网上能查到的日记很少,其中又多为正面叙述, 笔者依然认为日记还是能够在一定程度反映出当时知青的普遍心态:既来之则安之,不管农村条件有多艰苦,咱还是应该好好干。
 再看下面作者写于下乡连两年后的一篇: 1970年3月28日--4月4日 队里决定去吉林买土豆栽子,去两挂车、六个人,社员赵恩玉、刘玉春、齐守来、李胜、崔凤贵和我。车到八面城时,大伙儿商量好了去吉林的伊通县拉。下午就到了吉林的梨树县城,晚上住在大车店。抽空我去看了一个电影《列宁在一九一八》。第二天刚出梨树,车轮胎就放炮了,对付到郭家店镇,修完车天也黑了。住下,晚上和崔三(崔凤贵)看电影《地道战》。第三天,车过公主岭,打尖,下午又走了六七十里进了伊通县境,晚上住在朝阳沟。天一亮到靠山公社红胜二队买土豆,1角3分一斤。装了一天的车,晚上队里没有地方睡,打了一晚上的扑克。第二天起早走,中午到公主岭被“群专”拦下。趁不注意,打马就跑。几天下来,又累又困,总算没出事,把六千斤土豆平安拉回来了。
以上日记的语调平实得多,只是叙述几天来买土豆栽子,看电影的经历。激情似火,气势如虹不见了,有的只是“几天下来,又累又困,总算没出事”的庆幸。



 
笔者在这里,只是把日记作为一种相对更隐秘,因此也更真实一些的展示知青内心世界的途径看待。应该理解,出于理智或安全的考虑,尤其是生活在一个极其缺乏隐私的环境中,即使在日记中,尤其在公布于众的日记中,知青也很少完全真实地袒露自己的内心世界。另外,也许读者注意到,以上信件、日记的书写都在下乡初期,时间不晚于1970年11月。因为根据笔者手中的资料,上山下乡的中后期这样的“红色”印记越来越少。这个问题留待以后讨论。

[作者简介] 
   丘保华,男,上海知青。1951年生,1969年赴黑龙江龙镇农场。1978年考入齐齐哈尔师范学院英语系本科,后在职期间就读上海外国语大学研究生班肄业。82年起在高校任教,后为英语副教授,主讲英语口语、英美文学等专业英语课程。曾经担任上海中学生英语阅读杂志执行主编。2005年开始从事老年大学教学工作,主讲英语口语、英美文学欣赏等课。自1987年发表第一篇作品至今,共出版译著、教材八种(部),并在国内外各种报刊杂志发表文学作品、杂文、翻译、学术论文近百万字。现已退休,积极关注与思考知青经历和上山下乡运动的研讨,并开始在《华夏知青》、《知青》等杂志发表有关知青文章,2019年初加入上海知青文化历史研究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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