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事实到底如何呢？我这两天查看了一些文献，发现我们的有关记载，基本上按照西方的口径记叙有关“种痘免疫”的说法。如1993年7月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现代医学》第1893页“种痘”条目写道：“中国早在宋真宗时代（998~1002）即发明了人痘接种法，但此法不安全，有时候会引起天花。英国医师E·詹纳发现挤牛奶的妇女感染牛痘后不再感染天花，1796年试用牛痘预防天花，获得成功。”这个说法看上去挺“客观”，没毛病，至少承认了中国疫苗接种一千多年前就有发明，但却是提供了一个“对比”，无非就是中国虽然早有了“人痘接种法”，“但此法不安全，有时候会引起天花”云云，而西方虽然发明比较晚，却取得了“成功”。 接着，我又看到了1982年8月由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稿》一书，书中有标题为“人痘接种法的发明”一节，内容简略介绍了中国天花病的流行以及进行诊治的经验积累，这才知道，原来中国是疫苗疗法的创始国！根据这部书提供的线索，再往前查阅相关资料，看到了比较完整的，中国以“种痘”战胜天花疾病的整个历史实践的过程，大致厘清勾勒出以下内容，仅供参考： 最早记载和描述天花这种烈性传染病的，是葛洪（283—363）的《肘后救卒方》。该书记载：天花是“建武中于南阳击虏所得，乃乎为虏疮”。“建武”为东汉年号；“南阳”即当时马援南征的交趾国，所获战俘带入天花，所以这种传染病最早称为“虏疮”。葛洪详细描述了病情状况：“比岁有病时行，乃发疮头面及身，须臾周匝，状如火创，皆载白浆，随决随生，不即治，剧者多死。治得差者，疮癜紫黑，弥岁方灭，此恶毒之气”，并说“永徽四年，此疮从西流东，遍及海中”。唐代王焘（670~755）编纂的医著《外台秘要》记载的“斑疮”：“须叟遍身，皆戴白浆”。金代刘完素（约1110~1200）在他的医书中写道：“小儿‘疹痘’未出，误以热药发汗，致使阳热转甚，则重密出不快，多至黑陷而死”。此后，古医书上记载的“痘疮”、“疱疮”、“豌豆疮”等，都是天花的别名，医家对此皆束手无策，一直没有有效的治疗办法。 至唐、宋时期，有关天花病的流行及症状的记载越来越多，期间开始出现治疗天花的诊治经验，甚至出现“人痘接种”的记载。如唐代孙思邈（581-682）的《千金要方》中介绍：“治小儿身上有赤黑疵方：针父脚中，取血贴疵上即消”；“治小儿疣目方：以针及小刀子决目四面，令似血出，取患疮人疮中汁黄脓傅之”等，就是“人痘接种”的初始方法，也是中医药学的科学精髓——“以毒攻毒”思想的体现。清代朱纯嘏（1634-1718）在《痘疹定论》一书中写到发生在宋真宗（997～1022年）时的一则故事：当朝宰相王旦儿子王素，向四川峨嵋山 “神医”求医，就是以“接种人痘”预防天花。“王素种痘”的故事，成为中国典籍上最早的“种痘”记载。其实，按孙思邈《千金要方》“以毒攻毒”的思路和办法展开，经过三百多年的医治实践，“王素种痘”的故事还是可信的。这是中国“人痘接种”预防天花病成功的案例。早期“人痘接种”尽管技术上不成熟、不规范、不安全，而且受众范围也相当有限，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人痘接种”的应用和推广，但毕竟在治疗和预防天花的探索上取得了可贵经验，开辟了一条征服人类疾病的崭新途径！ 至宋代，由于天花病主要侵袭危害儿童，而成年人大多已具有免疫力，不易感染，所以天花病归于“小儿科”病类。小儿科早在战国时期出现，小儿科医学理论至宋代也达到鼎盛时期，其中董汲的《小儿斑疹备急方论》，就是中国第一部天花（也叫斑疹、斑疮）、麻疹医治专著。元代也有天花医著，如朱震亨（1281~1358）的《心法·痘疮》。到了明代，更有相当多的专著出现，如王肯堂（1549－1613）的《证治准绳·幼科证治准绳·痘疮》；而名医万全（1495-1580）所著《家传痘疹心法》中写道：“痘本胎毒，俗名天疮，虽疠气之传染，实杀机之显彰”，甚至记载了“嘉靖甲午年春（1534年），痘毒流行，病死者什之八、九”的惨状。这些医著不仅记载了天花症状，也记载了医治方法，这时候已经出现了多种“人痘接种法”，如“痘衣法”：取天花患儿贴身内衣，给健康未出痘的小儿穿着二三天，以达种痘之目的。“痘浆法”：以棉花蘸取天花患儿的新鲜痘浆，塞入被接种对象的鼻孔，以此引起发痘，达到预防接种的目的。“旱苗法”：取天花痘痂研极细末，置细管一端，对准鼻孔吹入，以达种痘预防天花的目的。“水苗法”：取痘痂20-30粒，研为细末，以净水或人乳三、五滴调匀，用新棉摊薄片，裹所调痘苗在内，捏成枣核样，以线拴之，塞入鼻孔内，半日后取出。通常至七日发热见痘，为种痘成功。 以上四种接种法，有三种是通过鼻腔进行的，统称之为“鼻苗种痘法”，其中以“水苗法”为人痘接种效果最好。据清初“国手”张璐（1637-1699）《张氏医通》说，当时种痘法包括痘衣、痘浆、旱苗等，已经得到推广，“始自江右，达于燕齐，近者遍行南北”，说明“人痘接种法”已经在全国范围推行了，而且实际效果还是不错的。俞茂鲲在《痘科金镜赋集解》证实了张璐的说法：“闻种痘法起于明朝隆庆年间宁国府太平县，姓氏失考，得之异人丹传之家，由此蔓延天下，至今种花者，宁国人居多。” 隆庆年间即1567~1572年，有安徽太平县医家以人痘接种法预防和治疗天花，得到显著效益，事迹上报隆庆皇帝，得到了朝廷的赞许和嘉奖，种痘法遂得以“蔓延天下”。俞茂鲲的说法不错，但种痘法并非“起于”太平县，而是太平县运用种痘法扼制了天花病的肆虐，这倒是事实。 1682年，康熙皇帝颁令《庭训格言》：训曰：国初人多畏出痘，至朕得种痘方，诸子女及尔等子女，皆以种痘得无恙。今边外四十九旗及喀尔喀诸藩，俱命种痘；凡所种皆得善愈。尝记初种时，年老人尚以为怪，朕坚意为之，遂全此千万人之生者，岂偶然耶? 张琰出身于痘医世家，“余祖承聂久吾先生之教，种痘箕裘，已经数代”。他于1741年刊印出版《种痘新书》，其中写到他一生行医，为人接种痘苗的疗效：“经余种者不下八、九千人，屈指记之，所莫救者二、三十耳”。这个记载可能有自我吹嘘的成分，但至少可以说明当时“人痘接种”的成功率已经相当高了。俞正燮（1775—1840）的《癸巳存稿》明确记录着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俄国派皇家医学院师生至中国学痘医，“由撒纳特衙门移会理藩院衙门，在京城肄业。”此后1717年，英国驻土耳其大使蒙塔古夫人在君士坦丁堡（伊斯坦布尔）学得“种痘法”，人痘接种法由此传入英国。还有1744年中国医生李仁山将人痘接种带到日本等等。由此可知，人痘接种法在十七世纪就已经从中国传入欧亚大陆，并在各国传授、培训，出现了专以人痘接种为职业的“痘医” “痘医”是风险巨大的职业，不仅自身面对具有强烈感染性的病毒侵袭，而且承担着天花病人生死的责任，毕竟太多的感染和死亡是医生无法承受的。郑望颐的《种痘方》写道：医师种痘，若是有效率能达到百分之八、九十的成功，人们则称为“太平痘（医）”；假若达不到这个标准，则种痘的医师要接受政府处罚。在如此社会压力之下的“痘医”，除了坚定的人道精神，还必须具有种痘的一般常识，特别是甄别和使用痘苗的经验。人痘接种的方法，关键还在于痘苗的选育，这才是“以毒攻毒”能够奏效的原因，于是才有了“熟苗”、“时苗”之分。所谓“时苗”，即早期的种痘术使用的是人体自然生成的天花疮痂。按《医宗金鉴》说法，这样的痘苗要选“苍蜡光泽，肥大厚实，可以收而用之”。所谓“熟苗”，即采用的痘苗要经过“养苗”、“选炼”，使之成为“熟苗”才可使用。如朱奕梁《种痘心法》所说：“其苗传种愈久，则药力之提拔愈清，人工之选炼愈熟，火毒汰尽，精气独存，所以万全而无害也。”在科学技术尚未达到相当水平的历史条件下，能够将“痘苗”选育应用到这种地步，这是现代制备技术难以想象的！ 按照《中国大百科全书》的说法，“英国的牛痘发明者琴纳原是一名种人痘的医生”，这种说法是可信的。试想，一个没有人痘接种法的职业培训和行医实践的人，他怎么可能发明“牛痘接种法”？况且到琴纳发明牛痘接种法的时候，来自中国的人痘接种法在欧洲大陆已经流行应用了一百多年，疫苗的培育和接种技术都已经相当成熟了，琴纳只不过是在这个基础上，改变了一个疫苗对象，以“牛痘”取代“人痘”获得了成功。琴纳的大胆尝试应该肯定，但我们不能因为琴纳的成功，就忘记了人类付出的一千多年的生命代价和艰难探索，而将所有的历史光环都特特地套在英国人身上？ 1796年“牛痘接种法”发明以后，1805年由葡萄牙商人传入中国。因为牛痘接种法更为方便、安全、有效，遂逐渐取代了“人痘接种法”。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通过“讲究卫生，消灭疾病，提高健康水平”的群众运动，至1960年中国政府宣布彻底消灭了天花病。1980年，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在全世界范围彻底消灭天花病。至此，天花病成为被人类彻底消灭的唯一传染病，人痘接种法和牛痘接种法也随之成为历史的遗响。但疫苗疗法依然是人类预防和战胜疾病的武器，这也是中医药科学所以不断探索，世代更新、长盛不衰，至今发挥着重要作用的原因。 2021-01-27-21-29完稿 (责任编辑：晓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