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5年前的今天，胡耀邦离开了我们。他所踏上的道路——建设一个重回常识、开放的、民主的国家——却从未缺少奋力行走的身影。比如习仲勋、比如袁庚、比如冯兰瑞、比如于光远...这些同行者既有耀邦的同侪，也有耀邦的属下，还有一批与之肝胆相照的知识分子，也包括耀邦的子女甚至是素昧平生的年轻人。 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人群踏上耀邦曾经踏上的道路，也已成为中国当代政治生活中的一大景观。胡耀邦和他的同行者，曾经推动了是我们的历史，也代表了时代所趋的方向.. 胡耀邦习仲勋在转折关头患难相助友谊堪称典范 在中央书记处，胡耀邦和习仲勋肝胆相照、精诚团结、同舟共济。他们把自己的全部精力投入到浩浩荡荡的改革开放事业当中，开创了改革开放事业的新局面。1985年9月，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在京召开，邓小平指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将近七年，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好的、关键性的时期之一。我们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拨乱反正，二是全面改革。邓小平对这一时期的工作高度肯定。 胡耀邦和习仲勋是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卓越领导人，他们率先投身历史的洪流，谱写了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壮阔篇章。 胡耀邦和习仲勋早年投身人民解放事业，长期的革命生涯锻炼了他们坚韧的意志和豁达的胸怀。两人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为新中国的开国、初创做出了巨大的贡献。1962年习仲勋因为小说《刘志丹》被打成“彭高习反党集团”的主要成员。随后，胡耀邦在陕西主持工作时因为反对“左”的做法，被打成“彭高习在西北的黑线”。两人先后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备受迫害。在逆境中，胡耀邦和习仲勋开始思考中国发展的新道路。 1977年底，胡耀邦担任中组部部长，在叶剑英元帅的支持下，胡耀邦主持为习仲勋平反，并安排习仲勋赴广东工作，称“把守南大门”。三中全会前后，胡耀邦在北京组织领导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平反冤假错案等工作；习仲勋主政广东，支持和配合中央的部署，同时进行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大胆尝试，付出了艰辛的努力，开创了广东发展的新局面。胡耀邦受叶剑英委托写信转告习仲勋：“仲勋同志去广东后，大刀阔斧，打破了死气沉沉的局面，工作是有成绩的。我们完全支持仲勋同志的工作。如果有同志感到有什么问题，希望直接找仲勋同志谈。”这一时期，胡耀邦和习仲勋突破教条主义的夹击，杀出本本主义的重围，批判左倾路线，在工作上鼎力扶持、患难相助，推动了三中全会重新确立正确的路线，开启了改革开放的新航程。 1980年2月下旬，胡耀邦当选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总书记，2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为所谓“习仲勋反党集团”平反的通知》，习仲勋被彻底平反。同年底，习仲勋调任中央并于1981年3月参加中央书记处工作。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胡耀邦当选中共中央主席，邓小平当选中央军委主席，习仲勋当选中央书记处书记。改革开放事业有了一个革故鼎新、声气相求的中央领导集体。 在中央书记处，胡耀邦和习仲勋肝胆相照、精诚团结、同舟共济。他们把自己的全部精力投入到浩浩荡荡的改革开放事业当中，开创了改革开放事业的新局面。1985年9月，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在京召开，邓小平指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将近七年，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好的、关键性的时期之一。我们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拨乱反正，二是全面改革。邓小平对这一时期的工作高度肯定。 胡耀邦和习仲勋在长期的工作中结成了坚强的战斗友谊。胡耀邦积极支持习仲勋开展工作，习仲勋也在胡耀邦面临危机时挺身而出，大声疾呼。胡耀邦和习仲勋的友谊，堪称典范。 在我党的历史上，长期存在着“左”的思想，胡耀邦和习仲勋在历史上都受到过“左”的迫害，但习仲勋“一辈子没有整过人，坚持真理不说假话”，“耀邦一生襟怀宽广，光明磊落，对同志、对朋友、对上下级，从来开诚布公，坦诚相见。他心里想的，口里说的，手里做的，是一回事。真的是心口一致，言行一致，表里一致”。胡耀邦和习仲勋身上，闪耀着人品、人格、人性的光辉。 1977-1986年，平反冤假错案 十年浩劫结束之后，大量冤假错案急待平反，中央每月收到的申诉信突破6万封，到京上访常住的人口在4千人以上。中央组织部每月也收到申诉信1万多封。来信来访猛增，成为这个历史时期的特有现象，为新中国几十年来所未有。在胡耀邦和习仲勋看来，对待基层信访的态度，不论来信说什么，各级领导干部都要认真对待。而来信来访中，有关冤假错案的问题占的比重很大。 1977年12月15日，胡耀邦出任中组部部长，很快，中组部和胡耀邦家门前便排起了长长的队伍，聚集着一群群上访的人。胡耀邦夜以继日地工作，重要信访案子亲自过问、审查、批示，直至最后解决。 夏衍等人写信要求恢复工作 12月19日，胡耀邦在中央组织部全体人员大会上发表讲话。在讲了中组部面临的平反冤假错案的艰巨工作后，他说，最后提出两个要求：一是认真做好来访接待工作，二是认真处理群众来信。他说，今后如有蒙冤挨整的老同志来找我，我都要和他们见面谈话，请任何人不要阻拦。凡是信封上写有“胡耀邦“三个字的来信，都请及时送给我，如没有我的同意，任何人不要主动代劳处理，更不能扣压。 年底，胡耀邦收到署名原对外文委二百零五名干部的来信。来信反映：对外文委已被撤销，只有我们这二百零五人一直“没人要”，“四人帮”剥夺了我们的工作权利，我们强烈要求恢复工作。特向“党员之家”、“干部之家”求助。信末署名包括国内外著名文化人夏衍、楚图南、原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曹瑛、革命战争年代长期从事地下工作的陈忠经等同志。胡耀邦说，这简直是瞎胡闹！对夏衍、楚图南、曹瑛、陈忠经等等这样的老同志，怎么都诬称他们为“社会糟粕”呢？怎能因为他们的“家庭出身”和“海外关系”之类的不由自主的客观存在，就剥夺他们继续为党工作的权利呢？“文革”十年强加给他们的种种磨难，难道还不够重吗？他随即指派中组部干部组负责人与国务院政工组取得联系，共同组成工作组，前往调查研究。 1978年初，就上访人员登门申诉问题，胡耀邦对老秘书高勇说：现在找我的人很多，有的是看望的，有的是要求帮助解决各种问题的，也有不少上访的。高勇，你告诉大家，谁要是想提拔，不要来找我，这些事我都不管。要是受了委屈，遭到错误打击，找我，我管。  胡耀邦为习仲勋平反 1962年8月，康生借小说《刘志丹》之事陷害习仲勋，把习仲勋等人定为“反党集团”。“文革”前后，习仲勋遭到残酷迫害，被审查、关押、监护前后长达16年之久。 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习仲勋先后三次给中央领导人写信。1976年 11月15日，习仲勋致信中央领导人，热烈庆贺中共中央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署名为“一个仍未恢复组织生活的毛主席的党员习仲勋”。1977年 8月21日，习仲勋提起笔来，分别给邓小平、胡耀邦和王震写信，述说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遭遇，特别是被监护以后的状况，恳切请求党中央重新认真审查他的党籍问题，作出结论，早日恢复组织生活。1977年8月24日，习仲勋又给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副主席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与党中央写信，一方面热烈祝贺党的十一大和十一届一中全会胜利召开，另一方面再次请求中央审查他的问题，提出想在有生之年继续为党工作的请求，并表示听从中央的安排，为党做些工作，为实现四个现代化，为共产主义事业献出自己的一生。 习仲勋的夫人齐心看到一些受过迫害的老干部纷纷恢复工作，而习仲勋的问题在粉碎“四人帮”之后一年多尚未得到解决，心急如焚。她在女儿桥桥的陪伴下多次往返于北京、洛阳之间。1978年初齐心找到刚刚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的胡耀邦和叶剑英副主席。 胡耀邦专门听取了齐心的意见，他十分关切地询问习仲勋在洛阳的生活和身体状况，对习仲勋在1962年蒙冤以后遭受到的各种磨难深表同情。胡耀邦当即表示说，凡是冤假错案都要实事求是地坚决平反昭雪，不论谁说的，谁定的。习仲勋同志的案子当然也不例外。胡耀邦还说，现在是充分行使人民赋予我们的权力的时候，但也是容易出错的时候，既要大胆果断，也要谦虚谨慎，遵守党规党法，才能把事情办好。胡耀邦从资历、经验、能力、威信等方面对习仲勋作了充分肯定。 叶剑英会见齐心时也表示，坚决支持习仲勋出来工作。 齐心迅速把与叶剑英和胡耀邦的谈话情况告诉了习仲勋。习仲勋当即感到，平反自己冤案的时机来到了。 胡耀邦雷厉风行，立即行动，指示中央组织部迅速查清习仲勋的冤案。1978年2月，习仲勋的人生历程出现历史性转折。2月中旬，中共中央办公厅电话通知河南省委，指定由一位省委书记负责，速将在河南洛阳的习仲勋接回省委、护送进京。河南省委立即派省委组织部和保卫处有关人员于当天晚上赶赴洛阳。2月22日，习仲勋乘坐火车离开古都洛阳，到达河南省会郑州，受到河南省一位省委书记及其他同志的热烈欢迎。习仲勋情不自禁地与这位省委书记紧紧拥抱，激动地说：“这是我16年来第一次和同志拥抱，我感到自己又回到了党的怀抱。”这位省委书记当即安排习仲勋白天在中州宾馆休息，晚上坐火车回北京。习仲勋说：“我不需要休息，我建议你能带我坐车到郑州大街小巷转一转，而后我们俩人好好谈谈，我和外界完全隔断联系多年了，要到人民群众当中去，呼吸新鲜空气。”习仲勋游览了郑州市区、百货公司，来到纪念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殉难烈士的二七纪念塔。回到中州宾馆，习仲勋谈起，“十年内乱”时期有一段时间他被关在七八平方米的一间小房子，坚持每天两次转圈散步。转圈开始从一数到一万，然后再退着走，从一万数到一。 当天晚上，习仲勋登上北上列车，翌日抵达北京。 1978年2月24日至3月8日，习仲勋作为特邀委员出席政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这次会议选举邓小平为第五届全国政协主席，习仲勋当选为全国政协常委。与此同时，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习仲勋列席了这次会议。 叶剑英对于安排习仲勋的工作早有打算。当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韦国清因在中央工作，政务、军务繁忙，无暇兼顾广东工作。广东地处中国南方，战略地位非常重要。“十年内乱”使得广东问题极为复杂，大量冤假错案亟待平反。因此，叶剑英决定派习仲勋这位担任过西北党政军主要负责人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老资格”坐镇广东，主持广东省工作。 叶剑英与华国锋、邓小平等人商定后，中共中央正式决定派习仲勋到广东。习仲勋听到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胡耀邦说派自己到广东“把守南大门”（胡耀邦原话），深感责任重大。 曾任广东省委书记的吴南生回忆说：1978年3月，中央在北京召开全国科学大会，我代表省委参加这次会议。当时我和韦国清都坐在人民大会堂主席台上。有一天，韦国清对我说：“等一会儿开完会后还有一个小会，中组部长胡耀邦同志有事找我们谈一谈。“会后，我和韦国清来到人民大会堂的一个休息室，胡耀邦已经来了。胡耀邦说：“中央决定让习仲勋到广东担任省委第二书记，这次是叶（剑英）帅提名，大家也都同意。“当时省委第一书记还是韦国清，他准备回广州主持召开中共广东省第四次党代会，习仲勋的职务也要在会议上通过。随后，习仲勋相继担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二书记、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广东省省长、广州军区第一政治委员，主持广东党政军工作。 1978年初，中组部来访人员每天有几百人。胡耀邦对警卫人员打招呼说：对找到家来申诉的上访人员，一律不要阻拦。有些上访者凌晨就在家门等候，他一边吃早饭一边接待上访者。他在中组部一年时间里批复了四千多件来信。 担任广东省委书记的习仲勋也感到了要求平反的压力。1978年习仲勋复出工作后，许多要求平反的信件和电话飞往广东省委习仲勋的办公室。面对无数的群众来信，他不满足于省信访办筛选后送来的少数信件，指示秘书贾延岩到信访办直接查看人民来信，倾听来访者呼声，到大街上抄看要求平反冤假错案的大字报。一天，一群从远处赶来的披麻戴孝、悲愤不已的群众贴出大字报，内容事关数百条人命的血案，贾延岩被吸引了。事关重大，贾延岩出主意叫他们到省委门口信访室去直接申诉。这种做法招来同事批评，说他感情用事，一个领导的秘书不该叫百姓到省委闹事。习仲勋听了贾的汇报后，不但没有批评他，反而严肃地说：“你没有做错，共产党的机关，共产党的干部怎么能怕老百姓，对老百姓没有感情？那能叫共产党的干部吗？这样的干部在封建社会都不算好官！” 1978-1979年是平反冤假错案的关键年头。在这期间，党中央先后制定了一系列政策，复查冤假错案，为右派分子摘帽改正，为地富分子摘帽，落实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政策，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平反。中央大张旗鼓地为彭德怀、陶铸、陆定一、彭真等平反，这些政策措施极大地激发了各阶层人们的强烈回应。 1979年1月11日，在全国宣传部长座谈会讲话中，身为中共中央秘书长的胡耀邦专门讲到认真对待群众来信来访问题。胡耀邦说：现在来信来访很多，有增无减。中央每月收到的来信已突破6万封，到京上访常住的人口在4千人以上。中央组织部也是如此，每月收到来信10万多封。纪律检查委员会一成立，已经收到来信三麻袋。来信来访所以猛增，是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是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造成的。这是一个历史时期的特有现象，为新中国几十年来所未有。此外，还有我们主观上、工作上的问题。干部、党员、工人、农民的合理要求，如冤、错案的平反昭雪没有得到解决，中央规定的政策还没有在他们身上落实。这些人的正当要求，长期以来没有得到合理解决。必须要看到这两个方面。中央的意见是，这种现象不能再拖下去了，否则，人心、党心、军心不安，对于实现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不利。 胡耀邦说：西双版纳的知识青年7万人联合罢工，已个把月了。7万人中，四川3万多，上海3万多，北京二三千人。为什么他们那里矛盾特别突出，还是要从我们的工作上检查一下。农场没有办好，强迫命令，违法乱纪严重。中央也可考虑抽三五百人到西双版纳去帮助他们搞一年工作。抽几个副部长挂帅。各级党委对事情不要推，不要踢皮球，不要受框框的束缚。如右派摘帽问题，文件发下去三四个月了，开除党籍开除错的，就纠正过来，50万人中，有多少要恢复党籍？有个估计有20万人，有20万就20万，实事求是嘛!有些人为冤案上访九年，跑了一百几十次，没人理。我觉得，我们当官的，可怕人啦! 1981年12月21日至1982年1月6日，第十五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主席胡耀邦和书记处书记习仲勋到会讲话。胡耀邦强调，对于如此广大的上亿人口的统战对象，我们一定要很好地同他们讲团结，并且主动地、积极地和很细致地向他们做工作。不敢放手地争取和团结他们，也就不可能真正打开统战工作的新局面。对今后统战工作的主要任务，胡耀邦特别强调要狠抓落实政策工作。习仲勋随后发表讲话。他回顾了统一战线工作的历史，指出了“左”的流毒对统一战线工作的影响。他说，统战部“不仅有‘左’的影响，甚至‘左’的流毒还很深。我们的‘左’，也不是从‘文化大革命’以来有的，‘文化大革命’以前，从一九五七年反右派以来，有些地方就‘左’，但那时还不那么严重。”习仲勋专门提到胡厥文、胡子昂写给胡耀邦的信，他说，“信写得非常中肯，也切合当前我们统一战线工作的情况。他们非常谦虚，我们要学他们这个好作风。五十年代初，我们反对的就是我们有些共产党员盛气凌人，总觉得比人高一等，这是不好的。” 胡和习的讲话，有力地促进了落实政策工作的开展。 1983年9月15日，胡耀邦就落实统战政策问题致函习仲勋： 落实政策，特别是落实党外朋友、归侨政策这件大事，须要请你代表书记处来抓。主要不是再发什么文件，而是要一个一个地方检查，发现一个解决一个，有些典型，要发通报。因此抓这件事，要有最大的务实精神，最大的魄力。 1984年1月24日，胡耀邦在一份《信访简报》上作出批语： 六年以来，我几乎每个星期都收到要求落实政策的信，大部分我都批了，可能不下一千件。批了的，大部分都有回报，都大体落实了，这方面我没有什么意见。但我不了解：为什么推一下，动一下，不推就不动？这几个人的问题，我主张有专人负责。查一个就解决一个，使官僚主义无法推脱。×××的问题，我主张要查查八个接待单位，看看究竟谁是严重的官僚？我觉得中央机关有些单位官僚主义实在严重，如果不查处几个，风转不过来，整党也就会走过场。这个问题，联络小组要抓，两个直属党委也要抓，而且一定要抓出一点名堂来。 为了加强对落实政策工作的领导，根据胡耀邦的指示，中央于1984年初成立了落实政策小组，由习仲勋负责召集。 1984年7月6日，中共中央落实政策小组由习仲勋主持，召开扩大会议。关于“文化大革命”中查抄的物资，会议要求必须清退，要开放存有查抄物资的仓库（包括文物仓库），物归原主；确系“文化大革命”中被查抄，而现在又找不到原物的，可从已处理查抄物资存款中适当给以补偿，或从国家礼品仓库中选择一部分礼品顶退；“文化大革命”中被挤占的房产也须退还，一时腾退不出的先给房主立据，两三年内退还。 会议还特别指出：不论是过去或现在犯错误、犯罪的人员，其无辜家属和子女一律不得株连，目前在上学、就业等方面仍然受到株连影响的，均应纠正；三中全会以来处理的问题，包括打击经济犯罪、打击刑事犯罪中处理的案件，确实搞错了的应该一律纠正。 清退“文革“中查抄财物 早前，6月14日，中央统战部、全国政协机关党组起草制订了《关于妥善处理“文化大革命”中查抄财物遗留问题的意见》。 《意见》指出：解决好“文化大革命”中查抄财物的遗留问题，是一项严肃的政治任务，必须从思想上高度重视。这是关系到我国宪法保护公民合法财产所有权，关系到党和政府的声望和信誉，关系到国内外的政治影响，关系到党风和社会风气根本好转的问题。 11月，胡耀邦在中央信访部门一份报告上作出批语： 我是希望各部门直接办事办案的。一切部门，第一要如实反映情况，第二要亲自解决问题。没有第一条，我们这些人可能变成瞎子聋子，但如果没有第二条，我们这些人还是“无兵司令”，受制于人，党内不干事和干坏事的人永远会有。如果我们事事都照转，坏人就要钻这个空子，欺负我们不办事而更加胡作非为。反过来说，如果我们每个星期办成一件事，一年就办成了五十多件事，一百个单位每年就能办成近六千件。这样，正气就会吹遍全国各个角落。 在胡耀邦等领导同志的指导下，习仲勋和中央落实政策小组经过努力，清退查抄财物工作基本处理完毕。截至1984年底，“文化大革命“中被查抄的原工商业者的（包括其他方面人士）约300万两黄金、700万两白银、15万件金银制品和800万枚银元已基本按上交时的银行牌价作价退还；查抄的文物、字画、珠宝、玉器、工艺品等1100万件，大部分被毁坏或散失，尚存的约350万件，退还了原主；查抄的1200万册图书，退还264万册，其余原主已无法确认。“文化大革命“中被侵占、没收的私房约1000万平方米，房主被迫出售的约100万平方米，采取腾退归还原主，或其他办法，解决了约55%。同时，还将“文化大革命“中侵占的民主党派、工商联的办公用房等，大部分退还给了原主。 到1986年中，“文化大革命”及以前的主要历史遗留问题的落实政策工作，基本完成。胡耀邦和习仲勋领导和组织的落实政策工作，历经数年，涉及各个方面，牵涉到成百上千万的家庭和个人。落实政策是平反冤假错案、调整社会政策的继续，他们的工作，对后来国家的稳定、社会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责任编辑：晓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