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那个文件批转了两个文件，其一为《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纪要》，第一部分“对成绩和问题的估计”，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毛主席、党中央的号召，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占主导地位，成绩是主要的”。第二部分是“统筹解决好知识青年的问题”，分为六条：第一，今后若干年内，还要继续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第二，调整政策，逐步缩小上山下乡的范围；第三，城乡广开门路，妥善安排知识青年；第四，积极稳妥地解决好在农村的下乡知识青年的问题；第五，认真做好对下乡知识青年的培养教育工作；第六，切实加强保护下乡知识青年的工作。第三部分是“加强党对知青工作的领导”，要求“各级知青工作机构只能加强，不能削弱”，“县以上党委都应健全知青领导小组”。 其二为《国务院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若干问题的试行规定》，共40条，归纳为9个方面的问题：1、城镇中学毕业生的分配问题；2、上山下乡的安置形式问题；3、培养教育和保护下乡知识青年的问题；4、支援青年点的问题；5、国营农场的知识青年问题；6、下乡知识青年的选点问题；7、经费问题；8、口粮问题；9、其他问题。 上述内容清楚地表明高层并没有立即终结上山下乡的打算，相关的规定与做法实际上还是知青办等部门对1977年底开始出现的返城新动向而逐步形成的思路与对策，一年之后试图把各地各部门松动的政策规定在最高层次上统一起来。其中与已经此起彼伏的返城新动向密切相关的是：两年内基本解决1972年前下乡的插队知青，对农场知青则是今后一般不办理病退困退。 时过境迁之后，原国务院知青办负责人在《始末》一书中承认，上述决定“对安置在兵团、农场的知青过多地看到他们已身为国家职工、所处条件较为优越的一面，而对他们实际难处和坎坷经历考虑不周，且在当时有些问题和意图又难以说得清楚。因此，在中央决定的贯彻执行进程中，发生了麻烦和矛盾。”“早在1978年全国知青工作会议之前，个别农场已出现下乡知青罢工、请愿事件，但多数地区的农场知青还是稳定的。中共中央在批转全国知青工作会议文件中提出：‘要鼓励和支持他们安心农场工作，为办好农场贡献自己的力量’。‘今后一般不办理病退、困退，如果家庭和本人确有特殊困难，可以通过组织商调’。这样做，原是想稳住200多万农场知青，减轻城市就业压力。不想文件下达后，事与愿违，更加引起了农场知青的不安。许多知青后悔当初不该来农场。他们说，到农村插队，还可以通过招工回城，而招工与农场知青无缘，现在连病退、困退的路子都堵死了，回城更无希望了。有人编成顺口溜说：‘插队插队，越插越对；插场插场，越插越长；改变现状，只有上访’。于是罢工、请愿之风迅速在各地兴起。” 这就是如今常说的“大返城风潮”。 当年上述中央文件文件下达后，各地也发布了落实中央精神的文件出台。近些年有学者从档案馆查到过上海在1979年1月7日发布的市委文件，沪委（1979）5号，关于贯彻执行中央（1978）74号文件统筹解决知青问题的若干问题。其中就提出了上海的具体办法。 第一条就是“积极地、有步骤地解决好在外地插队的老知青问题”，明确而具体地提出：“中央规定，一九七二年以前下乡插队的老知青，一九七九、八〇两年内基本解决。我们争取提前解决。除由安置地区安排的以外，先批准六六、六七、六八、六九届四届插队知青回沪；再批准七〇届以后的插队知青回沪。……凡当地县知青办已经同意病退的插队知青，不再复查，由区、县知青办批准回沪。” 第二条是“有步骤地安排在郊县插队的知识青年”。规定：“一九七二年底以前下乡的老知青，一九七九年安排好；一九七二年以后下乡的知青，一九八〇年内基本安排好。” 第三条是“本市所属国营农场一定要办好”。 第四条是“对在外地国营农、林、牧场工作的知青”的规定，“对全国知青工作会议文件下达前，当地已经同意病退、困退，经过区知青办审核，符合条件的，仍可批准回沪。今后一般不搞病退、困退，对家庭和本人确有特殊困难的，可通过组织商调。” 第五条是关于顶替的政策规定。 显而易见的是，上述条文对插队知青返城是更加宽松了，申请病退的不再需要经过上海的医院复查！（估计这样的政策在执行过程中是不予公开宣布的，复查照常进行，但绝对是走过场，这样既可以显示政策的连续性，又不违背新的政策精神。）而对农场知青返城则是明显收紧了，明确宣布农场知青不再搞病退困退。 实事求是地肯定当年的确存在过“插队知青返城政策”这一历史事实，并不影响对云南知青返城风潮的评价。 在全国知青工作会议之前的一年里，各地各部门都有不同程度的政策变化，既有优先考虑解决插队知青的，也有把农场知青视为国家职工的。尽管当年的普通知青不可能知道高层政策的变化动向，但是民间传递着各地政策变动的消息；尽管当年的通讯手段很落后，但是事关前途的消息还是会不胫而走。在全国开展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大环境下，云南农场知青在1978年10月中旬首次发表的“公开信”，抓住上山下乡运动的要害本质开展尖锐的反思，确实是领风气之先的。不能把云南农场知青的“起事”简单地归因于“争名分”。平心而论，当年我风闻农场知青在人民广场等处“闹事”，还曾经从插队知青的遭遇出发，觉得农场知青应该对自己成为国家职工、享受工资待遇而感到满足；而已经病退返沪的插队知青正在为里弄生产组每天七毛钱、没有病假工资等等的“城市生产队待遇”而愤懑不已，困退返沪的插队知青虽然有幸进入“全民所有制”单位，但又为插队多年的“农龄”不被视为工龄、需要从零开始而耿耿于怀，所以对上山下乡的思考远远没有达到云南农场知青“公开信”那样的深度。 在全国知青工作会议上，明确农场知青是国家职工，涉及200万农场知青，出台这样的“前松后紧”“此松彼紧”，只能是事与愿违，成为“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1978年12月工作会议确定的首先解决插队知青问题的时间表，对农场知青产生了巨大的心理冲击，强化了农场知青对返城的渴望，促进了农场知青对不合理现象的抗争，最终加快了终结上山下乡运动的进程。 （2017-01-17构思，03-09～16写就） (责任编辑：晓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