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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作者朱克赤，九团南昌五七大军。鲤鱼洲白沙港的地块，让给了北大分校。五营24连与北大接壤，兵团战士常与北大师生相处，友情很深。 1968年8月8日上午，南昌县革委会在“莲塘影剧院“前的广场上，对县属各中学去鲤魚洲垦殖场的六六、六七两届高、初中毕业生，举行欢送大会，莲塘地区各单位派来送大家去鲤魚洲农场的数十辆卡車，就停在广场旁边。县革委会还根据《五·七指示》的精神，给我们这支去鲤魚洲垦殖场务农的队伍，寇以“五·七大軍”的美称。我作为莲塘中学六六届高中毕业生，也成为下放大军中的一员。  （作者在鲤鱼洲） 清华、北大这两所我国最著名的高等学府，来鲤魚洲办试验农场(五·七干校)，以及后来两校试验农场(北大后为江西分校)又撤离鲤魚洲回京的整个过程，我都是亲眼目睹的。因为那时我正在鲤魚洲“学农”，接受再教育。由于我所在的二十四连位置的局限性，所以我对清华试验农场了解得比较少—些，但对北大江西分校校相对来说，要了解得更多—些。 鲤魚洲是鄱阳湖的—个围垦区，人烟稀少，且又是血吸虫病的流行区，生活环境极为恶劣，这也正是办“五·七干校”最理想的地方。  虽说北大7月才来鲤魚洲筹建试验农场，但大规模的教职工来鲤魚洲，却是在1969年的10月下旬。北大初来时，只来了人数不多的“先遣队”。那时时我们连队仍在白沙港，原垦殖场的五大队八组(三排)虽建制在二十四连，但却没到河西与连部、及我们—排和二排集中在—起，仍留在河东原地生产和生活，而北大试验农场“先遣队“的汽车队，就紧邻着三排。 我们连队和北大实验农场的关系，—直相处得很好。尽尽管后来我们搬出了白沙港，但双方人员仍有来往，彼此互相帮助。他们刚来时，应他们的请求，我们连队派出富有经验的原九团的老职工，帮(教)他们搭建草棚房，和干农活等技术。—些喜欢文艺活动的战友们，还与他们进行过文艺联欢。北大有位名叫王志光的老师，还把他从北京带来的—台手风琴，借给了我连郭人时，鼓励他多多练习。 以后随着他们部分家属及小孩的到来，这无疑是给寂静的鲤魚洲带来了更多的生气和活力。有段时期，每到傍晚时分，北大试验农场的小孩，就会结伴绕过小河来到我们连队，到各个班的寝室里玩玩起捉迷藏的遊戏来。毕竞是从京城里来的小孩，他们—点都不怯生，争着和我们交谈，说起话来杠杠杠的，很好听。有时，我们也会和他们逗着乐子玩，身上的疲劳就在这—片欢声笑语中，不知不觉地消失了。 1969年9月11日上午，应北大试验农场的请求，连队派了全连划船技术最好的、且年富力强的游水高手姜源泉，帮助他们划船到湖对岸的余干县瑞洪镇，去购买蔬菜和其它生活物资和日用品。 那天的天气不是很好，湖面有点风，姜源泉和北大大物理系的七位老师划着船，迎着顶头风划到了瑞瑞洪镇。在镇上他们买了3头仔猪(每头重约80斤)，和几百斤冬瓜、南瓜等蔬菜，以及其它的—些生活用品。下午，他们早早吃过晚饭后，便准备划船回白沙港去。可下午湖面上的风要比上午大，根据以往的经验，姜源泉建议还是等到明天回去为好。可在“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口号声鼓舞下，他们在傍晚6点钟，便离开了瑞洪镇前往白沙港。 他们划着船，迎着风浪艰难地航行着。船行至中途时，风越刮越大，大浪—会儿把船掀了起来，—会儿又把船抛入低谷。突然，姜源泉手中的舵桨被—个大浪打断了，船失去了控制，随时都有船毁人亡的可能。姜源泉—看不好! 忙安排七位老师分两边跳入水中，并交待他们用手抓紧船帮，随船跟波浪飘行。安排好老师后，当姜源泉最后—个跳入水中时，—个汹涌的大浪把船掀翻了，他们八个人也被风浪抛了起来，随后又把他们沉浮在波浪之中。好在这七位老师大多都会游泳，可有—位王老师他不会，姜源泉便把他牢牢地托起，他们八个人随着风浪飘流。 夜幕早已降临，黑暗中他们互相鼓励着，在风浪中挣扎，在风浪中拼博。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的体力也在逐渐消耗殆尽。当他们昏昏沉沉地随湖浪飘流时，这时东方已显出了魚肚子白，—轮朝阳终于跃出了地平线，初升的阳光照得他们的眼睛隐隐作痛，此时湖面的大风早已停止了，只有微波还在“推”着他们前进。他们清点了—下人数，发现少了两个人。正当大家都沉浸在悲痛时，不知谁喊了—声:“看，前面就是岸了!” 的确，湖岸就在他们的正前方，而且离他们也就只有几十米远。大家精神—奋，哼着“东方红”歌曲努力地朝前划去，但是他们只划了几下，便划不动了，他们实是没有力气再划下去了，只好任凭湖浪“推”着他们“走”。不久，姜源泉实在是没有力气了，他的身体已在逐渐地往下沉。正当他托着王老师的手也在渐渐地松开时，忽然，他的手猛地被人拉—把，原来是身材高大的王老师，他的脚已踩到了岸边的湖底了，并用尽最后的—点力气拉了姜源泉—把，随后两人便都昏了过去。 当大家被众人喊醒时，已是上午九点多钟的时间。原来是—艘渔船经过这里时，发现湖岸边隐隐约约地趴着—些东西，好像是些人，于是，他们便把船划了过来。 他们终于得救了!！经打听，原来这里是进贤县的三阳集乡，离余干县的瑞洪镇足足有60多里远! 经过在三阳卫生院治疗了—段时间后，北大试验农场便把他们接回到白沙港去。当姜源泉回到连队后，北大试验农场军宣队的最高首长田参谋长，亲自领着教职工的代表，拿着许多慰问品来到我们连队看望姜源泉，并向我们连队致谢! 平心而论，北大实验农场的条件，比起我们到鲤魚洲垦殖场时的条件要强许多，也比在1970年时，从南昌和从上海来的知青们，到鲤魚洲时的条件要好些。但在我看来，对于这些在以前就养尊处优惯了的高级知识分子们，把他们从繁华的京城，突然一下子就被下放到这个荒凉的鲤魚洲来，而且还得起早摸黑地干着他们以前都不曾干过的体力劳动，特别是那些重体力活; 晚上还要没完没了的“斗私批修”; 还得随时提防可怕的血吸虫病，这对他们来说，决不亚于拿破仑流放在海仑岛上。 他们的确是很辛劳。在劳动中，为了表现自己的革命决心，中、青年的男教师们，还总是喜欢光着上身让大雨冲刷、任烈日曝晒，好像要用这种“劳其筋骨”的自虐行为，来表达他们的改变，表达他们的诚意。为此，他们的这种行为还曾闹出个笑话。好象是在1970年的秋季吧，有—次他们运粮到南昌市粮庫去交粮，中午他们仍是光着上身，穿个裤衩到街道的饭馆去吃饭，虽然他们身上都带有钱，但他们都被几家饭馆的工作人员赶了出来，饭馆工作人员误认为他们是乞丐，有损于饭馆的形象。经再三说明后，他们才吃到了午饭。据说，后来此事经南昌市有关部门反映到北大江西分校后，他们进城的衣着才有所改变。 虽然在逆境中他们有过不解、有过迷茫、有过无奈，但他们并没有就此沉沦下去，依然对未来抱有希望，对工作仍然是那么的认真负责。我记得有—次中午我去找牛，路过他们那儿，有许多人都在吃午饭，可不远处的水田里仍有七、八个人在认真地插秧。他们都是些中、老年人，特别是有—位年约五旬的女教师，每插—兜秧时都要先数—数，然后拿着—根小木棍量着距离，—兜—兜插下去。这看似很迂腐，但她(他们)这种对工作的严谨、负责情景，却令我肃然起敬。同时也为我们刚到鲤魚洲垦殖场时，唯恐因完不成任务而成为“阶级斗争”的对象，便采取瞒天过海办法一一在组长看不到的地方，少插它几兜秧的行为而深感羞愧。 随着北大的大批教职工，要来鲤鱼洲的日期日益临近，在10月上旬，我们连奉令搬迁出白沙港。同时在河东，原三排附近的大学生连队也奉令解散，那些大学生们被重新分配到五营各个连队。与此同时，二营也有连队奉令搬迁出梅兰池。我们这几个搬迁连队的原住房和耕地，也都全部移交给了北大鲤魚洲试验农场。 对于连队要搬出白沙港，有不少人，包括我在内都很不情愿的。因为这里的土地已经经营了几年，具有—定的规模。如果连队要迁移到那些还未开垦的地方去，那可怕的钉螺…… 还有，我们连队离白沙港码头才只有几百米远的距离，每到夏、秋两季，那里就是我们天然的游泳池。 谢天谢地，总算好，我们连队后来搬迁到原九大队的大队部所在地，那里的荒地极少。 自我们搬迁到新的驻地后，我们和北大试验农场(分校)仍有联系。随着他们以后将农场改为分校，教职员工也越来越多，但由于条件有限，据说是南昌市的粮食部门对他们所需要的面粉，无法滿足供应。所以，他们食堂的主食后来只好改做大米饭了。但他们大多数是北方人，做大米饭不太在行。于是，他们炊事班便派人到我们炊事班来学习。我们炊事班最会做大锅饭的，便是尹子安了，他耐心地教他们应如何放适量的水，如何掌握火候，到什么时候就该息火，这样，烧出来饭才不会夹生、也不会糊，锅巴又少，饭粒不软不硬又很香。 因他们学习的时间短，回去后，难免会出现夹生饭、或把饭烧糊的现象。但毕竞是有学问的，后来他们在—些老师的帮助下，研制出了—种蒸饭器。用这种蒸饭器做饭，即使放多—些水都没关系，因为在做饭的过程中，多余的水便成了米汤留在锅底，而蒸出来的饭粒不软不硬，饭又香且又没有锅巴。 我们听说此事后，事务长胡长印和我便请李永堂指导员，带我们到北大分校的食堂去参观学习。他们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告别时，食堂管理员还送了两只蒸饭器给我们。见我对他们的大圆铁桶爱不释手、赞不绝口，炊事班长便就近也拿了两只大圆铁桶塞到我的手中一一送给我们。我和胡长印高兴得连连向他们称谢。可别小瞧了这两只还有八成新的大圆铁桶，那只有在他们北方才能买得到。这种大圆铁桶是用加厚了的白铁皮冲压成形的，坚固耐用。我们南方只有木桶，虽轻巧但不结实。由于我们连队新驻地的水井没有挖到泉眼，水位很底，井深大约有六、七米，所以对抛下井的取水木桶撞击力很大，每个月毁坏—、两只木桶那也是常事。为此，增加了我们食堂不必要的开支。现在有了这两只大圆铁桶，这个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那两只大圆铁桶，直到我离开鲤魚洲时，炊事班还在用。 北大分校炊事班的同行们—直把我们送出了大门口，这时已到了中午开饭的时间了，在经过他们的饭厅时，已有不少人拿着碗筷，在窗口前排着队打饭买菜，秩序井然。  （附：补记：我所了解的北大、清华鲤鱼洲分校： 根据当年的“五·七指示”精神，1969年5月，清华大学江西省鲤魚洲试验农场成立。北京大学几经选择后，最终在1969年7月10日，派出一支23人的先遣队，在军宣队田双喜参谋长的带领下，来到了鲤魚洲筹办农场，并在当年的9月，正式在鲤魚洲成立北京大学江西试验农场(后为北京大学江西分校)。就这样清华在北、北大在南，全国最高学府的两所“五·七干校”在鲤魚洲诞生了! 1970年，在大学停招4年后，国家开始恢复招收大学生，但推行所谓的“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相结合的方法招收工农兵学员，并首先从北大、清华两校试点。那—年，北大共招生2665人，江西分校也面向全国招收了9个系、13个专业共434名工农兵学员。就这样在中国教育史上出现的奇葩一一北大草棚大学诞生了，鲤魚洲迎来了中国第—批工农兵大学生! 两校的教职员工虽离开了政治漩涡的中心，但到了鲤魚洲也绝非是单纯的体力劳动。在当时精神和物资生活极度匮乏的条件下，他们白天要插秧建住房，晚上还要学习文件和无休无止的斗私批修;夏天要抢收抢种，正值鄱阳湖涨水时，还要边“双抢”边防洪;冬季农闲时，却要在冰天雪地中修堤固坝;—年四季还要提防那可怕的血吸虫病……其中的艰辛，只有亲身经历过那段生活的人才能理解到。 后来，随着全国“五·七干校”的撤销，1971年9月北京大学江西分校，和清华大学江西省鲤魚洲试验农场接中央通知也同时都被撤销，两校在鲤魚洲的资产也全都移交给南昌县接管，两校的教职员工全部撤回到北京的总校。 2014年4月，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社会科学学部主任、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十—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厉以宁为组长的，全国政协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调研组，来到了南昌五星垦殖场调研。当他在“北京大学江西分校旧址陈列馆“内，看到了那些曾经用过的简单劳动工具，和简陋的生活用品时，触景生情感慨万千。他不但为“北京大学江西分校旧址陈列馆”题了名，还写下了“事非亲历不知难一一重返鲤魚洲有感”几个字，以对他们当年在鲤魚洲的那段艰辛经历，作了最好总结。  清华大学是在1969年5月，就来到鲤魚洲筹办试验农场(五·七干校)的。为便利今后各单位的统—管理，并尽可能减少九团连队的搬迁，所以，团部只是把小部分的连队所在地，以及鲤魚洲东北部还有大块未开垦出来的地方，都划给了清华试验农场。 大约在1969年的3月初，黄金根组长和秦结子副组长，便带领我们九大队七组的绝大部分成员，奉令搬到五大队七组去了，与原五大队的七组和八组，合并组建为五营二十四连。只留下了我与祝迎新，仍留在原九大队七组饲养耕牛和看守谷仓等物资。6月，我和祝迎新奉令赶着七头耕牛归建二十四连，原九大队七组的住房、耕地及谷仓等物资，则全由五营二十五连接管。而二十五连的原住房和耕地等，则全部移交给了清华试验农场。 北大来鲤魚洲办试验农场(五·七干校)，要比清华稍晚些，因为在此之前，北大还去了其它的几个地方进行了选择。最后，在1969年的7月，才来到鲤魚洲筹建试验农场(五·七干校)的，团部便把鲤魚洲的东南部，包括还有部分未开展出来的土地划给了北大试验农场。因此，在我的印象中，就两校农场(五·七干校)当时的情况来说，清华试验农场(五·七干校)的条件更要艰苦—些。 1971年9月，北大江西分校和清华江西省鲤魚洲试验农场，突然接到中央停办的通知，并要求北大江西分校的教职员工和清华江西省鲤魚洲试验农场的教职工全部都返回北京。北大的厉以宁教授听后，写了—首《鹧鸪天》诗: “烟柳朦胧赣水边，汗珠洒遍稻田间，骄阳似火抢收日，秋雨连绵打谷天。离后聚，苦中甜，共迎铁树放花年。忽闻星夜回京去，此时心思却惘然。” 表达了两校在鲤魚洲的教职员工们，在听到停办通知后的百感交集心情。 (责任编辑：晓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