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坝登辉堂，右侧为周谷城先生题签的抗战校址纪念碑
 夏坝大礼堂外景  由北碚区东阳街道设立的渡口石碑  复旦北碚夏坝教室 (复旦大学档案馆藏)  北碚夏坝复旦校舍后侧的农场 (复旦大学档案馆藏)照片除署名外，图片均由本文作者拍摄 走出重庆江北机场，一股热浪扑面而来。气象报告说，当天重庆温度为39摄氏度。乘上出租车，年轻的的哥很好奇：“这么热的天，来重庆旅游吗？”我不置可否地“嗯”了一声，的哥来劲了：“是看了抖音吧？”之前，朋友就告诉我，重庆有不少地方，经过抖音热传，已成为“网红景点”。听着的哥兴致勃勃地介绍洪崖洞吊脚楼、李子坝轻轨站，我没忍心打断他…… 很想对的哥说，我早已过了赶时髦的年龄。这次来渝，是要看一看北碚夏坝，寻找当年复旦的痕迹。说来惭愧，1986年，我还是留校的青年教师，曾专程抵渝，探访现代史遗址。记得那时去过桂园曾家岩，也去过渣滓洞、白公馆，却浑然不识文化重镇北碚，更不要说北碚夏坝复旦旧址了。前一阵子研读复旦校史，我突然意识到：复旦成为有影响力的大学，西迁北碚是重要节点之一。今年恰逢复旦西迁北碚80周年，我就是想探寻，北碚复旦的魅力在哪里？ 登辉堂，曾经笙歌鼎沸 搜索地图发现，从重庆市区到北碚，约有百余里，轨道交通六号线可直达。第二天一早，我乘六号线前往，到达北碚时，一看表，才花了一个半小时——这个速度，比起抗战期间，简直天差地别：当年从重庆两路口乘车到北碚，至少四个小时。据新闻系名师舒宗侨先生回忆，1941年冬，他到新闻系兼课，早上7点就要在李子坝马路边等校车，一路上，“一车子人就像货物一样，东倒西歪，七上八下”。等过了歇马场，望到北碚时，“大约是快下午一点钟了”。（舒宗侨《忆重庆，念北碚》）但这还不算，复旦在嘉陵江对岸——夏坝，还得等船渡江，到达学校，往往精疲力尽。 北碚博物馆莫骄馆长见到我，非常热情，在他的导引下，我们乘车直驱夏坝。跨过北碚嘉陵江大桥，汽车就驶上了夏坝路。夏坝路上，有一排法国梧桐，枝繁叶茂。据说，这些梧桐原有131棵，是从上海引进的。1937年12月，复旦师生跋山涉水到达重庆，先落脚在菜园坝复旦中学。1938年初，吴南轩校长走遍大半个四川，四处勘察校址，终于看中了北碚夏坝（原名 “下坝”）。夏坝位于黄桷树镇和东阳镇之间，依山临江、地势平坦。经过几年筹建，“巍巍学府”终于矗立在嘉陵江畔。如今，复旦早已东返，但夏坝梧桐仍在。它们静默着，冬天测风，夏日听蝉。 汽车在一幢米黄色小楼前停下，于右任先生书写的“登辉堂”三字映入眼帘。夏坝登辉堂竣工于1943年初，是北碚复旦的行政楼和教室，也是夏坝的标志性建筑。后来陆续建起的相伯图书馆、寒冰科学馆、青年馆和新闻馆等，都以登辉堂为基准。登辉堂周围，还有大礼堂、食堂、学生宿舍和复旦新村（教师宿舍）相伴。当年，从嘉陵江对岸远眺复旦校舍，“晴川历历汉阳树”，分外壮美。 登辉堂建成后，章益先生任校长，想必他的办公室就在楼上。1945年8月，抗战胜利消息传来，当晚的登辉堂前汽灯高悬，笙歌鼎沸。学生们提灯笼、放鞭炮，欣喜若狂。章益校长从复旦新村赶来，兴高采烈地说：“同学们……现在不论你们用什么方法来表示你们的快乐，我都照着你们做。”（有兰《忆夏坝》）那一晚，学生们又跳又唱，章益也跟着唱，他先唱了京戏，又加唱了安徽大鼓，人们笑得前仰后合、热泪盈眶；各院系的教授们也唱念做打，大显身手。新闻系主任陈望道先生因不会唱戏，诵读古文一篇，赢得满堂喝彩。 1992年3月，登辉堂被列为重庆市文物保护单位。现在，作为“抗战时期复旦大学校史纪念馆”，登辉堂显得庄重而沉寂，一楼陈列着校史图片和实物，二楼是“陈望道先生纪念展”。我忽然想到，假如能根据史料和档案，复原章益校长的办公室，岂不是更生动完美？ 大礼堂，画面浪漫凄美 走到登辉堂后侧，一幢高高的平房立在眼前。房屋破败，大门封闭，粗看像是废弃厂房。莫馆长介绍说：“这里，原来是复旦大礼堂。”什么？这是大礼堂？墙角堆满瓦砾，窗户栏杆锈蚀，朝里望去，天花板已经敞开，横梁断裂，阳光肆无忌惮地挤射进来，照得房内杂草郁郁葱葱…… 眼前一幕，让我思绪蓬乱。大礼堂建成于1941年，是夏坝最早的建筑之一，也是举行考试和大型活动的场所。当年学校规定，一年级新生在这里晚自习。早期夏坝没有电，每天，由一位工友在礼堂北侧向学生发放灯油。一到晚上，学生们焚膏继晷，刻苦夜读。一时间，火苗摇曳，星星点点，大礼堂内浪漫而凄美。 后来，有了汽灯、电灯，大礼堂常举行晚会。一天晚上，复旦国剧社正在演唱京戏《平贵别窑》，礼堂外，嘉陵江畔风声如涛；礼堂内，王宝钏苦守寒窑、哭哭啼啼，扮演薛平贵的学生顺口念道：“江边风大，三姐还是回家吧！”观众顿时哄堂大笑。1945年冬，复旦剧社重排曹禺名剧《雷雨》，外文系青年教师索天章和夏照滨先生担任该剧导演，索天章之妹、历史系学生索景章饰演繁漪，外文系学生冯惠端饰演四凤，索天章饰演周萍，夏照滨饰演周朴园。复旦剧社沉寂多时，消息一出，轰动北碚，各界人士争相观摩，国立戏专师生也前来帮助化妆。演出当晚，大礼堂被挤得水泄不通……一年以后，“周萍”索天章和“四凤”冯惠端假戏真做，终成眷属。 章益担任校长后，大量聘任名教授，常在大礼堂举行师生见面会。一位学生记得，周谷城先生受聘担任史地系专任教授时，章益把他请到礼堂，与大家见面。“当周谷城教授讲话时，章校长一直站在木板讲坛的边上，直到周先生讲完话，又亲自陪周先生走出礼堂。可以说，自始至终‘执礼甚恭’。”（孟庆远《忆章益校长》）这样的见面会，章益不知主持过多少次。他提倡“兼容并包”，常常包容进步教授。外文系主任梁宗岱先生曾在大礼堂演讲，批判国民党消极抗日，章益虽在台下坐立不安，但也仅在会后埋怨几句：“你太大胆了！你太大胆了！”（洪轶《怀念复旦“夏坝时代”的几位老师》）有一次，孔祥熙到校“视察”，大礼堂贴出标语：“欢迎国家栋梁孔祥熙！”中文系教授靳以先生一把撕下标语：“孔祥熙是国家栋梁，国家早垮了！”（杨宝煌《夏坝忆旧》） 历史镜头未经剪辑，接连晃过……假如大礼堂会说话，它的叙述一定更精彩。可惜，现在它已摇摇欲坠、奄奄一息了。 农场，足印深深之谜 大礼堂旁边，还有几排规划整齐的平房，青瓦灰墙，破旧斑驳。我想，这大概就是学生宿舍吧！复旦刚迁北碚时，先在黄桷树镇借用庙宇、民宅办学，青灯黄卷，生活艰苦。1940年起，夏坝校舍陆续兴建，办学条件才稍有改善。新中国成立后，校舍归重庆市农业局管理。几十年来，有的被拆，有的充作蚕种场和宿舍，保留下来的房屋，至今仍有人居住。 为什么由农业局接管校舍，我未及考证，但我确信，这与校舍西北侧的复旦农场有关。1939年起，复旦在夏坝开辟农场，占地约两三百亩。在此基础上，成立了复旦农学院。农学院名师云集，李亮恭、严家显、吴觉农和钱崇澍等先生都是国内顶尖的农学家，钱崇澍还是当年为数不多的中央研究院院士。农场，浸透了他们辛勤实验的汗水。 复旦农场里，还留下过其他名教授的足迹。1941年，舒宗侨先生到夏坝上课，就喜欢到农场散步，呼吸新鲜空气；1943年，曹诚英先生辗转来到夏坝，担任农学院专任教授。她是中国第一位女农学家，常以农场为家；1944年，顾颉刚先生被聘为史地系兼任教授，每周六到夏坝上课。开课第二周，他就来到农场。此后，他又多次踏足这里…… 来北碚前，我翻阅《顾颉刚日记》，有个意外发现：顾颉刚到校后，与曹诚英过从甚密。1944年3月11日，顾颉刚“到复旦。到农场管理处访曹诚英”。3月12日，与女友张静秋女士“由江边到珮声 （曹诚英字珮声——引者注）处，与同至东阳镇渡江。到吉林路吃饭”。3月26日，“冒雨渡江，到蚕种制造场，赴曹诚英约，吃饭（饺子）”。4月30日，“渡江，到曹珮声处。与静秋由参桑场行，吃桑椹。”这几次交往记录，几乎都与复旦农场有关。有时，曹诚英也会渡江到对岸，或到顾颉刚家小坐，或请客吃饭。7月1日晚，顾颉刚与张静秋结婚，设宴于重庆蓉香餐厅，因“临时发表，亲朋猝不及防”，有人称之为“闪电战”，但曹诚英却早被告知。那天上午，她即来到顾家。中午，“同饭。”下午又与顾颉刚小女儿一起 “招待来宾”。最有意思的是，10月27日，顾颉刚记道：“珮声来，送花苗。”我猜想，“花苗”当是复旦农场培育的品种。第二天（28日），顾颉刚在日记里冷不丁感叹：“……此后予其筑圃于舍旁，学作老农乎！” 抗战胜利后，曹诚英随复旦返沪，入住复旦嘉陵村（今复旦第四宿舍），直到1952年高校院系调整，她调往沈阳农学院。这一时期，顾颉刚本人虽与复旦若即若离，但与曹诚英的往来却一直延续。 顾颉刚与曹诚英在专业上毫无交集，他们为什么会往来频繁？曹诚英的另一个身份，是胡适先生的亲戚和情人。与胡适的情缘，让她刻骨铭心，终身难忘；而胡适是顾颉刚在北大读书时的老师，后者的古史研究方法，直接得之于胡适——难道顾、曹交往与胡适有关？这个谜，始于复旦农场，已无人能解。 渡口，通向诗和远方 离开夏坝前，我随莫馆长走到校门口。牌坊式校门上，于右任手书的“国立复旦大学”六个大字灵动飘逸。莫馆长说：“原来的老校门早已拆除，现在这个校门是按原样复制的。”想起江湾复旦，原来老校门的命运都一样。 校门正对面，就是复旦渡口。渡口旁，立有一块石碑，上写“相辉渡口”。我想，这大概源于“相辉学院”。1946年复旦返沪后，复旦校友利用校舍开办相辉学院，“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先生就毕业于该校。我特别注意到渡口石碑上的一行字：“设立时间：建国前……”这个“建国前”，实在有点抽象。稍微了解北碚复旦的人都知道，渡口筑于1942年。 复旦门前原来没有渡口。夏坝校舍落成后，为了方便师生渡江，开始修筑渡口码头。百余级的石阶，4米多宽，从岸边蜿蜒直达校门口。渡船靠岸，一抬头，就能看到石阶尽头的牌坊式校门。渡口建成后，学校还特地购置趸船，组织专人维持秩序，避免船家纷争。当年，一位复旦新生初来报到，一上岸，见到码头上有人吹哨子指挥渡船，一片忙碌，好生奇怪：“咱这不是来梁山水泊入伙！”（洪轶《怀念复旦“夏坝时代”的几位老师》） 关于渡口，还有不少名教授逸事。顾颉刚渡江到夏坝上课，常提着布口袋。一到雨季，他不免要对渡口抱怨几句：“今日到复旦授课，两腿颇软，经行陡坡。心亦宕甚，雨中行，更不易。”“复旦码头之跳板既腐烂，又动荡，近日水涨。着地处减少，更难行。”（《顾颉刚日记》1944.10.13、1945.5.12）作为“古史辨派”学者，顾颉刚渡江还常有心得。有一次，船夫喊道：“大梁子到了！”他“立刻联想到，这就是《书·禹贡》中九州的‘梁州’，跟着，举出史据，证明这个判断是正确的”。（邵嘉陵《夏坝学人芬芳圃》） 梁宗岱是诗人，上课常有即兴佳作。一个春日的上午，他正在谈诗，一位学生自言自语道：“这么好的天气，江边谈诗才有意思。”梁宗岱闻言，二话不说，拿起讲义就跨出教室。学生们跟着他，争先恐后奔往渡口。刚坐定，又一位学生举手发言：“您觉得泛舟吟诗是不是比在草上晒太阳更美好？”这一次，不等梁宗岱回答，大家又一骨碌站起来，招呼船家。结果，梁宗岱被大家簇拥至岸边，“早已跳上船的男生伸出强壮臂膀，一把把他拉上去，随波荡往江心。”（张铭瑛《夏坝趣事两则追忆》）师生泛舟江上，吟诗作赋——这一幕，在夏坝不知上演过几回。 渡口，似乎注定是离别之地，“江上孤帆远，城边古木疏。”就要离开夏坝了，我有点依依不舍：北碚复旦，曾经风涛阵阵，吹走过多少往事、多少秘密！此刻，我凝望嘉陵江上，不见孤帆，但见浪稳风平，雾气迷蒙…… (责任编辑：日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