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37年7月7日，日军在未通知中国地方当局的情况下，径自在中国驻军阵地附近举行所谓军事演习，并诡称有一名日军士兵失踪，要求进入北平西南的宛平县城（今卢沟桥镇）搜查，中国守军拒绝了这一无理的要求。日军随即开枪开炮猛轰宛平城，向城内的中国守军进攻。中国驻军第29军37师219团在师长冯治安命令下，团长吉星文指挥奋起还击，进行了顽强的抵抗和英勇的战斗。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七七抗战”。又经常被称为 “七七事变”、“卢沟桥事变”。 把“七七”称为“事变”，尽管媒体称呼了几十年，国人也已默然如故。然而，对于“七七事变”之称，本人以为极不妥当，不符合史实。在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1周年之际，本着对历史负责的信念，提出并望中国史学界改正此说法。 一、“事变”之称源自日本国 1937年7月7日，日军攻打北平宛平城，开始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日本就把“七七”称“支那事变”。就如同1931年9月18日，日军侵略东北发动侵华战争，日本称“九一八事变”，1932年1月28日，日军进攻上海，日本称“上海事变”、“凇沪抗战”称为“第二次上海事变”，在凇沪抗战所包含的南京保卫战以及南京大屠杀等等统称为“南京事变”等等。日本把侵略行为称为“事变”是有其扩张侵略的阴谋目的，本质是违反战争法规的战争罪行，也是一以贯之的贼喊捉贼、嫁祸于人手段。对此《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以下简称判决书）上有明确的宣判。 首先，其称“事变”是否认侵略罪责。“从‘918事变’的爆发到战争结束为止，日本历代内阁都不承认在中国的敌对行为是战争。他们坚持地称它为‘事变’。以此为借口，日军当局主张战争法规不能适用于这一敌对行为的实行。”（见《判决书》第479页） 其次，其称“事变”是蔑视战争法规。“日本政府和陆海军，虽然组成了完全的战时态势，但依旧把中日战争作为‘事变’来处理，并借此而蔑视了战争法规。”（见《判决书》第483页） 第三，其称“事变”是不撤兵的借口。“国际联盟在1931年12月10日的决议中决定设立李顿委员会并命令作事实上的停战。日内瓦的日本代表当接受这个决议时，曾声明说，他是在下列了解下接受这个决议的，就是说这个决议不得妨碍日军在满洲对‘土匪’所采取的必要行动。日本军部根据对决议的这项保留就继续对中国军队采取敌对行为。日本军部主张说：日本和中国之间没有存在着战争的状态；纷争只是‘事变’，所以不能适用战争法规；抵抗日军的中国军队不是合法的战斗员，仅仅是‘土匪’。为了消灭在满洲的‘土匪’，所以开始了无情的作战。”（见《判决书》第482页） 第四，其称“事变”是虐待战俘的根据。“日本政府不承认这次‘事变’为战争，并主张对于这种战争不能适用战争法规，而被俘获的中国人也不能享有俘虏的身份及权利的资格。”（见《判决书》第605页） 第五，其称“事变”是日本扩张侵略的一贯手法。“国际联盟和九国公约签字国的布鲁塞尔会议，都未能阻止日本对中国所实行的所谓‘膺惩’战争，即自1937年在芦沟桥所爆发的敌对行为。日本将中日战争作为‘事变’处理的这一方针，一直没有改变过。” （见《判决书》第483页）显而易见，“事变”一词道出了日本侵略者的强盗逻辑，充满着对中国人民抗战岁月的侮辱，是对历史的歪曲。  1937年7月7日，针对日军在卢沟桥发动的突然进攻，国民革命军第29军司令立即命令前线官兵：“确保卢沟桥和宛平城”，冯治安师长当即指示：“为维护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寸土都不许退，可采取武力自卫及断然处置。国家存亡在此一举，设若冲突，卢沟桥即是你们的坟墓！”8日凌晨4时50分，正当中日双方代表在宛平城里谈判时，日军突然炮轰宛平城，守卫卢沟桥和宛平城的国民革命军第37师第219团第3营在团长吉星文和营长金振中的指挥下奋起抗战。当天击退日军三次进攻，用鲜血和生命保卫北平。 日军挑起“七七”后，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1937年7月8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就通电全国，呼吁：“全中国的同胞们，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并且提出了“不让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中国寸土！” “为保卫国土流最后一滴血！”的响亮口号。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主席蒋介石提出了“不屈服，不扩大”和“不求战，必抗战”的方针。并致电宋哲元、秦德纯（第29军副军长兼北平市市长）等人"宛平城应固守勿退”，“卢沟桥、长辛店万不可失守”。 1937年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指出“如果战端一开，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8月22日，国民政府公布了改编红军的命令。9月22日，国民政府中央通讯社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次日，蒋介石发表了对中共宣言的谈话，实际上承认了中共的合法地位。至此，以第二次国共合作为标志的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了。所以，不论从当时战事的进展和性质，都可以认定“七七”是抗战。 陈毅在《新四军在华中》（1943年7月5日）一文开篇道：“七七抗战爆发，我党即在东南各大城市进行抗战动员及组织工作”。可见七七抗战之观点在抗战时期就有共识。  三、正视历史 要以民族利益为中心 “七七事变”一词，因历史原因沿袭多年，充斥报刊传媒。但这决不是默认错误，回避历史真相、甘受屈辱、误导下一代的理由。 2018年，在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1周年之际，我们再也不能以讹传讹，让误读的历史观延续下去，否则，就是对历史的不尊重，就是对抗战殉国将士的不尊重。 试问：在七七抗战中以身殉国的佟麟阁将军、赵登禹将军和无数牺牲的中国将士，在天之灵倘若知道后人将这一抗战史实称为“事变”，他们如何瞑目？坚持尊重历史、实事求是、正确地认识历史，是每一个国人实现“铭记历史，以史为鉴，维护和平，开创未来”的出发点和责任。  2012年7月7日，纪念七七抗战75周年，南京举行《山河记忆》杂志首发式 2014年，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77周年仪式讲话中指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 2015年7月，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李蓉在《伟大的七七抗战》一文中高度评价：伟大的七七抗战，极大地振奋了全中国人民抗战的决心和信心，振奋和鼓舞中华民族为独立解放而英勇奋斗，有力地推动了全国抗战的兴起。 作为二战反法西斯国家，我们要以民族利益为中心，以我为主，要有自己的史学观。 历史告诉我们：七七抗战拉开了中华民族全国抗战的大幕。卢沟桥的枪声引燃了整个中华民族的抗日圣火，将中国推到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中华民族的空前觉醒和因此重新焕发出的民族精神和民族气节，是中国人民坚持全民族抗战、最终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根本力量。 在此，我呼吁关注抗战历史的人们：将“七七事变”改正为“七七抗战”。纪念的应是“七七抗战”，非“七七事变”。 (责任编辑：晓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