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9年8月，我应黑河市政府的邀请，参加了“黑河知青博物馆”的开馆典礼，看到一组知青教师的雕塑；在一间简陋的教室里，一位即将离开北大荒农场的杭州知青老师，在黑板上用粉笔写下的临别赠言；“亲爱的同学们，再见了，我实在没有勇气和你们告别，因为我太爱你们了。记住老师的话，无论遇到任何困难都要坚持学业，一个人只要有了文化才能够插上人生飞翔的翅膀。我在千里之外时刻记挂你们。你们的老师 虞哲杰”。看到这动人的场景，我立刻潸然泪下；因为在我漫长的长达七年的知青生涯中有四年是在担任民办教师，我永远忘记不了那些可爱的农村孩子。 从1958年---1978年，全国有1700多万知青上山下乡（如果加上这期间的回乡知青总人数达到3000万），他们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同时，他们把先进的城市文化和现代文明传播到全国各地的农村，遥远的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把他们火热的青春年华献给了第二故乡。大规模的知青上山下乡，形成的整体性的城乡互动，促进了各地农村，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环境发生潜移默化的巨大变化，广大知青在缩小城乡差别，移风易俗，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发挥了不可取代的作用。成为社会主义新农村最富生气的力量。 上个世纪60年代中叶，各地农村开始普及教育，扫除文盲。知青成为各地民办教师的主体，为农村的教育普及，扫除文盲，培养农村新一代做出巨大贡献。无数农村孩子一辈子都忘记不了自己的知青老师，称呼他们为人生的引路人，他们开启了农家孩子的人生视野，让他们向往外面广阔的世界，为他们创造性生活插上飞翔的翅膀。据《中国教育大事典1949---1990》（刘英杰主编，浙江教育出版社）的统计；从1949年建国之初到60年代中期，全国城乡学龄儿童入学率一直徘徊在40%到50%左右，由于知青下乡，从1970年开始全国城乡学龄儿童入学率一下子上升到90%以上，1975——1977年高达95.99%。可是，1978年知青大返城后，这个比率就下降了。全国初中招生人数1949年仅仅34万人，从1950—1960年达到300多万，从1969年开始突破了1000万，1976年达到2300万，主要是知青上山下乡，提供了足够的初中教学师资队伍。然而，到了1978年知青大返城，1980年全国初中招生人数一下子下降到1500万，一直延续到1990年，每一年都在1300万左右。 在十年文革期间，由于政治运动，国民经济的发展受到严重影响，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对教育的投入是十分有限的，国家对农村教育的投入更少。但是，当时各地各级政府已经认识到，要改变农村贫穷落后的面貌，必须扫除文盲，普及教育，提出“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把扫除文盲，普及教育列入重要的地位，在国家对农村教育的投入严重不足的情况下，主要依靠人民公社的集体经济的力量举办普及教育事业。各地的学校的校舍基本是因陋就简的，各地师资队伍，特别是农村小学基本以民办教师为主，几乎每一个自然村都有一所民办小学，每一个大队有一所完全小学，有的完小还开设了戴帽子初中班，以便利学生就近接受初中教育。每一个公社有一所中学。在师资条件较好的区有一所高中。办学经费基本依靠生产队，大队，公社三级集体经济的支持，学生只缴一点书本费和少量的杂费。村办小学的民办教师的工资基本是记工分，大队完全小学和公社中学的民办教师的工资是集体经济的补助加上县教育局每月6元钱的固定补助。我是1965届高中毕业生，在文革前受过完整的高中教育（数理化基础知识扎实，如数学已经学完解析几何，高中学的是英语），所以，在1971年被大队革委会举荐为大队戴帽子初中教师（这所大队小学有8个教师，只有我一个人是民办教师），第一学期的工资是每月18元，第二学期的工资是每月22元，以后我被调到公社中学教语文，每月工资挺高到每月29元。1973年7月，我被抽调到安徽省南陵县知青办公室工作两个月，就是整理建立全县的知青档案，根据我们的统计，截止1973年7月，全县共有知青3283人（其中上海知青1260人。芜湖知青1313人，南陵本地知青645人），已经担任民办教师的共计517人，达到全县知青总人数的13%。如此类推，全国各地农村，生产建设兵团，农场担任民办教师的知青总数将近200万左右，这只是一个初步估计的人数，至今各级教育志中一直没有公布一个具体准确的数子。在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担任民办教师的知青的人数可能更多。在大多数村办小学往往是一个自然村一个班，而且是复式班，一个民办教师，在同一个教室教几个年纪的学生，备课和教学是非常辛苦的。在教育资源较好的地区，县教育局和公社教育组，还重视民办教师的政治和业务素质的提高，不定期举办师资培训班，以提高民办教师的教学水平。我在1972年先后参加了南陵县教育局与安徽师范大学联合举办的农村中学英语教师和化学教师的培训班，还安排我们到芜湖市参观钢铁厂，化肥厂，化工厂，玻璃厂，以达到理论联系实践。当时，上海市政府为提高知青的文化知识，在大专院校的支持下，编写了一套“知青函授教材”，对提高知青民办教师的的文化素质发挥了较大的作用。 知青老师的工作是非常辛苦的，我们白天在学校教学，晚上还要到附近的生产队（基本是自然村）去辅导红夜校的扫盲识字班，全大队有22个自然村，我们8位教师分成4个组，每一周3个晚上深入生产队去辅导，还要编写刻印钢板，装订成《扫盲识字课本》辅导农民识字，简单的记账方法。知青民办教师对学生倾注了全部的爱，把先进的城市文化和现代文明传授给他们，培养了他们要具有远大的理想和抱负，使他们懂得只有知识才是一个人立足社会的资本，只有文化知识才能改变命运。当时，大多数知青民办教师身处逆境，仍然以爱国主义的情怀，共产主义的道德情操，自然科学的理性思维，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精髓来教育影响农村孩子，使他们从小树立远大理想和科学求实的精神，深深地影响了上个世纪70年代整整一代农村孩子和他们的家长，也获得了各地政府和广大农民的敬重和爱戴，他们评价知青老师是现代文明的播火者。1973年由于我在农村教育和文艺创作上取得的成绩被先后评选为南陵县优秀教师和芜湖地区知青先进典型，受到表彰。又如1969年从上海南海中学毕业的朱克家，只有17岁，来到云南西双版纳的勐腊县勐仓公社插队，这里是傣族聚居区，生活条件艰苦，语言不通，生活习俗不同。他立志在少数民族地区锻炼，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经过一段时间，他学会了傣语，在他插队的寨子傍边有一座高山，山腰有一个爱伲族的莫登生产队，那里曾经有一所小学，但是，几年来几位老师无法忍受那里的贫穷和艰苦，先后离去。70多个爱伲族孩子没有老师教，莫登生产队队长恳请朱克家去那里当老师。1970年12月朱克家上山了。这里抬头见山，出门爬坡。他看到，用汉字编写的课本爱伲族孩子根本听不懂，他决心学会爱伲族语，便利了与这些爱伲族孩子的沟通。他还运用自己掌握的物理学知识，带领爱伲族农民修小水电站，学会修理农具，为爱伲族老乡裁剪衣服，理发，他成为这个边缘穷山寨里最忙碌的年轻人，将先进的现代文明和城市文化传播到整个蛮荒之地。1972年公社根据他的表现，要推荐他去云南师范大学物理系上大学，但是他放弃了，因为他去上大学，整个爱伲族寨子就没有一个老师了，那70多个爱伲族孩子又要失学了，她望着爱伲族老乡和孩子们渴望的眼睛，决定留下来。朱克家的事迹是近200万个知青老师的一个榜样，20多年后的1998年，朱克家回到莫登寨子，听说他要回来，莫登寨子前几天就做好准备，迎接他的回来，让他特别高兴的是，他当年教过的70多个爱伲族学生，现在已经有55个担任了中小学老师，成为爱伲族教师队伍的生力军，他为自己青年时代在这里留下的汗水生根开花结果，感到无限的欣慰！1978年全国知青大返城，知青老师们离开各地农村，告别可爱的农村学生和他们的家长，回到故乡，生活从新的起点开始，但是他们从来没有忘记自己的农村学生，广大的农村学生一直没有忘记自己的知青老师，一直感恩知青老师，称知青老师是最可爱的人，知青老师虽然走了，但是他们播下的理想和知识，文明的火种却大大推动了中国农村社会的发展。这种影响对农村孩子个体来说是触动心灵的影响，对整个社会来说。这种城乡互动产生的影响成为推动当代中国社会的变革。1978年知青大返城后，近千万的知青对城市的升学，就业，社会功能和服务形成的巨大的压力，促使党和政府尽快结束文革对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造成的种种倒行逆施，百废待兴，拨乱反正，及时调整招生政策，恢复高考，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不仅大批知青老师获得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也使许许多多农家孩子跨入大学校门，以后成为社会的精英。大批返城知青涌入城市成为待业青年，政府及时调整劳动就业政策，广开就业门路，发展个体经济，使中国的经济体制回归50年代初的多元经济。促进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时代，城市与沿海地区的经济快速发展，催生了在1980年代初期形成的民工潮，这是与1968年的知青上山下乡潮绝然不同的移民潮，这是中国回归全球化经济发展潮流的社会巨大进步，而民工潮中第一批涌入城市和沿海地区的农民工正是我们知青老师培养的农村孩子，当年知青老师传播的知识与文明的火种，萌发了这新一代的农村青年走向大工业，走向世界，走向明天。 已经进入不惑之年的中国知青老师的学生们，他们中许多人已经成为中国社会各行各业的精英，但是他们至今没有忘记自己的知青老师，他们是现代文明的播火者！ (责任编辑：晓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