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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看题目,很多当代年轻人难免疑惑:过春节还有“革命化”一说?是的,不仅有此概念,且有相当长的实践历程。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无数共产党人和革命战士,在枪林弹雨中度过一个个艰苦奋斗的春节,其“革命化”意义不难理解;在新中国的前30年,广大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为了加快社会主义建设步伐,过节都不休班甚至“打连勤、闹高产”;无数解放军战士为了祖国和人民的安全,都坚守在战斗岗位上(现在依然如此),其“革命化”意义更加突出。
(责任编辑:铁滨)所谓“革命化春节”,我理解为过春节既要有欢乐祥和的节日氛围,又要不耽误生产和工作;既要勤俭节约不铺张浪费,又要不忘初心使命。 作为新中国同龄人,我也度过很多革命化的春节,从少年时代到青年时代,从中年时代到老年时代,至今仍在坚持着。 我的少年时代,春节只放三天假。年初四大人们都回到了工作岗位,我们这些中小学生就在没有任何取暖设备的家里做寒假作业、学唱红色歌曲或画画;再就是出门开展学雷锋活动,比如清扫村子里的鞭炮碎屑和道路上的树叶,或上街帮助拉板车的叔叔推车。不管我做了什么,总能得到大人们的赞扬,心里美滋滋的,觉得自己也过上了“革命化”的春节。 准青年时代(16岁)我当上了兵团战士。每逢春节前,兵团总要组织船队载送知青们回家乡过年,同时号召留下几人看守连队过“革命化春节”。我因每月15元津贴连基本生活都窘迫,是个典型的“到头光”,总是囊中羞涩,不愿意回家增加父母负担,便积极主动留在连队。一个连队一般留下四五个人,其中有一名炊事员负责做饭,其他人每天对连队所有营房宿舍、办公室、卫生所、仓库、菜园、畜牧场、防风林、围河、草滩以及3000亩地巡逻查看两遍。空余时间我就做会计账目、写黑板报,读《毛泽东选集》1—4卷和《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法兰西内战》《反杜林论》《哥达纲领批判》《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等6部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并坚持写“革命日记”或读书笔记,把每天的时间排得满满的,“革命化春节”过得很充实,尽管间或也难免想家。 ![]() 当年春节期间,我和工友在井下采煤“闹高产”(孙凤高摄于1975年春节) 20岁时我调到徐州矿务局当上了矿工。矿工们来自五湖四海,已成家但远离家乡的中老年矿工都盼着春节期间享受探亲假回家过团圆年。但那时的国有煤矿生产任务紧,所有节假日都正常生产甚至“闹高产”,以确保各行各业和人民生活需要的煤炭供应,因此分给井下每个生产班组回家过年的名额有限。矿党委就号召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青年矿工发扬风格,把探亲假优先让给中老年师傅们。所以在长达16年的煤矿生涯中,我大多数春节期间都主动留在矿山下井“闹高产”,上井后不是写新闻报道就是为矿工们写春联,或创作反映矿山生活的文艺作品,或编辑《矿山文艺》杂志,积极参加各项文体活动,享受着矿党委对“两堂一舍”(饭堂、澡堂和宿舍)的改善成果——春节期间大食堂的伙食特好,全天候保持饭热菜香,价格也因工会补贴而比平时便宜,大年三十中午、晚上和年初一还安排三班倒的工人分别集体就餐(当然,不管干部群众每人都必须交3毛钱和4两粮票);大澡堂里的水24小时保持清热,数十个莲蓬头都检修完好出水流畅;单人宿舍里的卫生也出奇好,那是行政科组织“矿嫂”们前来帮忙打扫的成果。矿上还买来大批厚实保暖的草垫子给单身矿工做褥子,堆在广场上每人一条自己拿,竟然没人多拿。总之,社会主义煤矿的春节生产和生活两不误,整个矿山沉浸在“抓革命促生产”如火如荼的“革命化”氛围之中。 ![]() 笔者当年为群众义务写革命春联 1973年春节前,兵团同学苗龙生(后为常州二院眼科专家)得知我春节不回常州后,专门乘火车到徐州煤矿来慰问我,还带来了父母亲和同学给我的家乡食品。我全部拿出来招待北方工友,他们大快朵颐,把大碗的常州糟扣肉、椒盐带鱼和八宝饭都一扫而光,连声喊道:“江南人的饭菜太好吃了!”后来我父亲、姐姐、弟弟及许智明同学都分别到煤矿来看我,我得到矿安全处批准,先后带领龙生同学和姐弟下井参观,介绍煤炭生产原理、掘进和采煤程序以及矿山管理的各项规章制度,在他们的人生中留下了唯一一次下矿井的经历。就这样,我在煤矿因工作需要而度过了好多个“革命化春节”的美好时光。 中年时代因人才交流政策我调到国有无锡电机厂抓企业管理。为了完成海军舰队和科学考察船“远望一号”“远望二号”需要的西门子发电机订单任务,全厂职工春节期间加班生产,过的还是“革命化春节”。二十世纪80年代末回到常州后先后担任《企业与改革》《常州月刊》的主编工作,不仅部门人员不足,又因均为月刊,手工改稿和编辑工作特别繁重(那时没有电脑),再加上深造本科专业,因此工作特忙,长年加班加点,所有节假日包括春节大都在工作岗位上度过,被很多同事称为“工作狂”。节日期间老同学和朋友们但凡找我,只要把电话打到办公室,准在。记得张庆东同学生前总在节日期间打我办公室电话:“工作狂,又在单位度春节啦,快过来,都在等你呢!” 到了二十一世纪,民盟常州市委与市公安局每年元宵节联合开展“铁窗帮教”活动。为了使在押人员受到心灵震撼而痛改前非,很多节目都要根据实际情况来创作。我就从大年初一开始连续几天骑车赴公安监管支队“五所”采访调研,收集大量素材,然后连续几天独自到办公室里静心创作,整个春节假期都用在了工作上。记得我创作的一首朗诵诗《梦里依稀父母泪》,经民盟主委赵忠和与常委秦佳声情并茂的配乐朗诵表演,全场观众包括干警和在押人员都热泪盈眶,后者很多甚至号啕大哭。该节目成为连续几年的保留节目,“铁窗帮教”不仅成为民盟市委的一大品牌,还被公安部评为社会帮教品牌。这样的“革命化春节”过得太有意义啦! 眨眼工夫到了老年时代,退休后又过了十几个春节。我除了必要的走亲访友之外,绝大多数时间都用在了传承优秀历史文化和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的红色宣讲及其备课上。如2014年大年初三就开始开会筹备编撰出版时隔70年的《常州树德堂〈金氏宗谱〉》(全六卷)、每年到社区或学校宣讲《老常州人的过年习俗》《家庭教育的社会意义》等,传播勤俭节约的过节文化和优良传统。今年1月8日是人民的好总理周恩来逝世50周年,我又应邀去为青少年宣讲《周恩来的亲民故事》…… 过去春节前总要写几百张贺年明信片,如今有了手机微信,我却认为群发现成的图片有欠诚意,坚持手写“阖家万福”——这就是我一辈子坚持过“革命化春节”的初衷。 (编辑: 刘伊湄 ) (责任编辑:铁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