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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知青上山下乡，起始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结束于80年代初年，大致经历了前后27年时间，与新中国建立以后前30年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基本同步。
 毫无疑问，以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为界，党和国家持续推进知青上山下乡主要是在改革开放前的时间段进行的，其中经历了“社会主义改造”后期、“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和“文革”时期；另外，还有3年时间是在改革开放后的时间段进行的。在这样一个纵跨两个时期且在复杂特殊背景下推进的知青上山下乡，必然表现出阶段性的重要特点，也必然表现出连续性的基本特征，它是知青上山下乡历史发展的整体性的一个显著表现。  不同时期知青上山下乡的这种密切联系，从本质上看，都是属于中国共产党延绵不断地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重要内容，都是属于毛泽东思想体系中关于“知识青年与工农相结合”思想的基本内涵。 毋庸讳言，不同时期的知青上山下乡在工作重心、政策措施、动员安置等方面确实存在着不少差别而且有的是重大差别。特别是“文革”时期的知青上山下乡在内外背景、现实环境等方面，所显现出的阶段性特征更突出一些。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是不应否认的。 现在的问题是，如果只看到知青上山下乡历史进程中不同时期的重要区别，而看不到或视而不见不同时期的密切联系，这也是片面的。知青上山下乡不同时期的密切联系，不仅指时间、空间上的顺延和承续，而更重要的是指在知青上山下乡的基本动因、发展方向、主要政策、规划实施等方面的密切联系。这里仅从1962年下半年开始国家有计划、有组织地开展城镇知青上山下乡为起点说起。  一、党和国家对广大知青一以贯之地寄予着期望 据史料记载，在1962年6月至1966年5月的时间段里，对知青上山下乡，“党中央和国务院是当作国家大事来办的，周恩来总理投入了巨大的精力，各级党委和政府做了大量的工作。”（顾洪章主编：《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人民日报出版社2009年版，第71页。）其间，周恩来亲自主持参加知青上山下乡的座谈会、汇报会、工作会，以及发表讲话、作出决策、签发文件等有数10次之多。 大规模知青上山下乡之后，无论是1970年3月国务院召开延安插队青年工作座谈会，还是同年5月中共中央转发毛泽东批示“照办”的（1970）26号文件，会议内容、文件精神无不体现党和国家对下乡知青的关心和关怀。特别是1973年4月毛泽东给知青家长李庆霖的复信，周恩来主持召开全国知青工作会议制定的政策措施，无不饱含着对广大下乡知青的关怀和期望。以至1975年10月，邓小平对参加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的知青代表给《毛主席、党中央的一封信》的批示，也字字体现着对下乡知青的关心与鼓励。（顾洪章主编：《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事记》，人民日报出版社2009年版，第124页。） 在持续27年之久的知青上山下乡历程中，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下乡知青倾注的巨大心血、寄予的殷切期望，将永远铭记在广大知青心中。  二、知青安置政策在延续中得到逐步调整与发展 1964年1月，经邓小平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通过，并以中共中央、国务院名义发出《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草案）》以后，全国性的知青安置政策体系开始逐步建立并得到健全。“以插队为主”，这是邓小平1963年“想了好长时间”提出来的，获得周恩来的首肯。（顾洪章主编：《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事记》，人民日报出版社2009年版，第32页。）这一知青安置的基本形式，在大规模知青上山下乡以后继续贯彻实施，一直到知青上山下乡结束为止。 “文革”开始后不久，1967年至1968年全国就有199.68万城镇知青奔赴农村、边疆，对知青的安置政策仍沿袭“文革”前的相关规定，其中知青的粮油供应、冬装补助等政策按1964年粮食部、商业部等相关规定执行。 对插队知青的安置补助费，1965年国家规定为南方每人230元，北方每人250元，这个标准从规定之日起，一直执行到1972年底。毛泽东提出“统筹解决”知青问题以后，知青安置补助费才提高到南方每人480元，北方每人500元。（顾洪章主编：《中国知识青年记上山下乡始末》，人民日报出版社2009年版，第191页。） 知青安置政策是知青上山下乡的基本政策之一，贯穿长达27年的知青上山下乡的全过程。不同时期的安置政策虽不完全相同，但体现在这些政策中的思想、立场、观点和方法却是一脉相承的。  三、编制实施一项善始善终的上山下乡总体规划 1965年8月，中央安置领导小组编制了从1966年至1980年的15年上山下乡安置规划。从那时算起，一直到1980年9月中央明确提出“能够做到不下乡的可以不下”时为止，全国上山下乡按此规划推进实施的时间刚好15年。 无独有偶，1973年7月国务院制定《1973年到1980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初步规划草案》，1978年12月中央决定在两年内优先解决1972年底以前下乡知青回城安排的问题，这些时间节点都确定在1980年。这绝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初始决策层与后来领导层接力实施这项长远规划的必然结果。 尽管不同时期知青上山下乡的背景有所差异，运行中也出现了不均衡的状况，但其总体趋势、发展模式、时间步骤等并没有脱离最初“规划”确定的基本框架，它客观上反映了知青上山下乡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和整体性。  事实确是这样，在知青上山下乡的发展历程中，党和国家决策知青上山下乡的思想指导、实施步骤、政策措施等，不仅表现在不同时期知青上山下乡的历史文献之中，而且体现在不同阶段党和国家矢志不渝地坚守初心使命的实际行动之中。 不同时期知青上山下乡的这种密切联系，从本质上看，都是属于中国共产党延绵不断地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重要内容，都是属于毛泽东思想体系中关于“知识青年与工农相结合”思想的基本内涵。  不可否认，不同时期的知青上山下乡之间是有区别的。这种区别主要是在探索实践中的工作重心、方针政策、现实基础等方面存在着区别。但是，不同时期的知青上山下乡之间绝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对立的。那种认为“文革”中的知青上山下乡应从整个知青上山下乡历史中割裂开来，并扣上“文革产物”的帽子，进而认为“文革”否定了，知青上山下乡也要“全面否定”，这是不符历史事实的，也是站不住脚的。 【作者孙成民，四川省社科院知青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1969年至1978年在四川省开江县红岩公社插队落户。本文摘自作者著《论知青上山下乡》（上卷）第56-59页。】 （责任编辑：铁滨） (责任编辑：铁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