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知青上山下乡战略决策的提出 1949年10月，中国完成新旧政权的交替，仅仅解决了社会主义国家的框架结构，“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第一步”。旧社会留下了山多、土瘠、水缺，半原始生产工具和生活水平的遗产，并不就像“芝麻开门”的神话故事那样，一声门响什么旧东西烟消云散，蓝天白云，绿水长流;一声门响高楼豪车，金银财宝光鲜灿烂，男女手指就给上一枚钻戒。旧中国的落后、贫穷、大而弱等三大沟壑依然横亘在脚下，各种陋习弊端依然存在。社会主义建设起点之低，世所罕见，而且每前进一步均存阻力，充满变数。东方古国砸碎半封建半殖民的枷锁，如何从根本上实现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发展安全，建设四个现代化的强国，是一个空前未有宏大复杂的现时课题。毛泽东和中央决策层要从艰苦探索和反复权衡中，从一团团乱麻中理出经纬，编织国家发展安全的战略决策链网络，决非易事，付出相当的心血代价。知青上山下乡战略决策乃是其中之一项，同新中国社会状况的三个基本点紧密相连。 1、艰辛探索，反复权衡 早在新中国成立前期，毛泽东在一篇文章中坦陈：“中国经济落后，物资基础薄弱，使我们至今还处在一种被动状态，精神上感到还是受束缚。在这方面我们还没有得到解放，要鼓一把劲。” 在建国前夕召开全国人民政策协商会议上，民盟领导人张澜感慨而言：“革命难，建设亦不易。在一个经过长期战争的国家从事建设，更是难上加难。” 1949年，美国国务院情报分析司兴灾乐祸地预言：“中共政权在五年内没有推翻的可能，但是内部困难和外部压力使中共政权大大削弱，从而在新中国某个将来时候垮台准备条件。” 英国首相乔治·布思曾受到毛泽东两次接见，他在回忆录里说：“我觉得他都是表达了一种经过深思熟虑和同事们进行磋商之后产生的看法。我感到他们是成夜成夜的坐在桌旁，把每个问题的正反两方面的意见辩论清楚。确实，一位官员曾对我说，中国领导人在长征期间就养成了夜间辩论的习惯，现在简直无法使他们改掉这个习惯。”又说：“每个人都充分了解到新情况。毛泽东所关心的是确保8亿人，到本世纪末很可能达到10亿能有饭吃，不担心挨饿，并使他们的住房、医疗和受教育的条件得以改善。”“他总是从世界战略的角度跟我谈，任何问题都不能只从本身的角度去考虑，每个问题都必须通盘考虑。我们有了进步，但事实是这种进步太慢了，我们总得想办法让这进步更快一些。” 1995年法国总理孚尔访问中国时，受到毛泽东接见很高兴，他在《晚上会见毛泽东》一文中写道：“他特地为我曾接见中国青年代表团亲自向我道谢。毛泽东以抑制的感情谈起中国，流露出他的失望和信心。……‘你们亲眼看到我国的情形，看到我们是多么落后。我们的任务是艰巨的’。我提起中国已经取得的进步，是，没错，但比较起来，成绩还是很小……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他稍微垂着头，好像是承受着命运的沉重力量。”这天晚上涉及许多话题，其中有法国农村合作社的作用与成效。 直到“一五”计划取得很大成绩时，毛泽东主席坚持告诫：“我们的国家现在还是一个很穷的国家，并且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根本改变这种状态，全靠青年和全国人民在几十年时间内，团结奋斗，用自己的双手创造出一个富强的国家。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给我们开辟了一条到达理想境界的道路，而理想境界的实现还要靠我们的辛勤劳动。 2、并非个人行为，全党共识 毛泽东老一辈革命家从青年时代树立“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志向，凭借坎坷的大半辈子经历和各种各样的考验，他们对旧中国社会的深度与广度有深刻的认识，积累了丰富的处置经验，具备了经天纬地之才干。到1949年，当面临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和四万万五千万人口的农业大国，实施伟大的建设与改造时，在制定各项战略决策过程中，他们决不会仅从单一角度进行平面考量，而会从多角度进行立体考量。就像对一个辗转床第，病入沉疴的患者，老中医所开的方子，不可能仅用一二味药，而是多味中药的配伍，并随着患者的病情变化与身体条件，作及时的调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战略决策的来龙去脉也正是这样的过程。一些精英(包括有的知青名人)以为率性提出似是而非的说法，就可以全盘驳倒与否定，是很浅薄可笑的。他们在人们眼里胜似“头重脚轻根底浅”的墙头草。下面，我们和读者诸君回顾知青上山下乡战略形成的经过。 ——1955年7月，李富春副总理代表国务院所作的报告中指出：“农业生产供应全国人民的食粮，同时用农产品作原料的农业产品在目前又占全国总产值50%以上，而且进口工业设备和建设器材所需要的外汇，大部份也是农产品换来的。因此，发展农业是保证工业发展和全部经济计划完成的基本条件。”他特别强调要积极地进行宜耕荒地的调查和勘察，要求“一五”实现3868万亩的开荒任务。 ——1955年8月，借鉴苏联创建共青城的经验。当时伟大的邻邦呈现空前未有的热火朝天的景象——成千上万的城镇团员纷纷带头奔赴哈萨克，阿尔泰，西伯利亚等地开荒建场，艰苦创业，一个个农垦区诞生。苏联团员青年们所表现出来的不怕牺牲、忘我奋斗的英雄主义，以及翻天复地建设大农业的场景，极大冲击新中国的青年一代。团中央闻风而动，倡导和组织广大团员青年“向荒山、荒地、荒滩进军”，开发边疆，多打粮食。首都北京的团员青年率先成立第一支垦荒队，在黑龙江省萝北县创建“北京庄”。影响最大的是上海，从1955年到1961年就有4.1万人响应。他们当中职工子女占71%，城市贫民子女占3.5%，个体劳动和剥削阶级家庭出身子女19%。 ——1955年，农业合作化运动风起云涌，合作社总数开始就达60万个，年底猛增到190万个。入社的农户由全国的14.2%，猛增到63.3%。于是一个新的普遍性问题出现了，各地合作社缺会计、记分员、其他文化人。 “全国合作社，需要几百万人当会计，到哪里去找呢?”毛泽东主席在《农业合作社的一场辩论和当前的阶级斗争》一文的按语作了回答：“其实人是有的，可以动员大批的高小毕业生和中学毕业生去做这个工作。”又在河南省郏县大李庄乡《在一个乡里进行合作化规划的经验》的按语中，高瞻远瞩的号召：“一切可以到农村中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可以大有作为的。” 周恩来总理，早在建国前就提出：发展国民经济必须首先解决城乡关系和工农关系。新中国成立后，进一步提出，应当按照农轻重的次序安排国民经济计划。他在1956年《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中说得很明确：“合理配置生产力，以促进各地区经济的发展”。1960年他又提出了生产力合理配置的目标与方针：争取在全国六个大区基本建立具有不同水平、不同特点的经济体系;在经济体系的布局上，必须考虑到人口、劳动力、交通、生产与基建、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灾区与非灾区等条件，分别轻重缓急，统一 安排。” 1957年6月，周恩来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里，阐明：“我们今后的教育方针，应该是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身体健康的劳动者。”“我们的中小学生毕业后，除了一小部分升学外，多数都应当参加工农业生产。” 1964年12月，周恩来总理强调一个观点与原则：知识分子劳动化，劳动人民知识化。 总之在周恩来的视野里，在新中国的大局和主要方向上发展国民经济是同生产力的合理配置结合，所谓“城镇就业”仅是生产力合理配置侧面上的问题之一。一些人将每年没有升学和招工的学生夸大为社会“就业危机”，导致上山下乡。这种强加于中央决策层的企图，而且哇啦哇啦批判一阵，当然是自不量力的拙劣。 ——1957年2月18日，中共中央副主席刘少奇沿京广线南下考察，往返行程4000多公里，召开各种会议45次。之前，一些青年学生不愿参加农业生产。对此，他反复阐述以下意见：1、解放后中小学都有较大发展，学生总量也较大幅度增长，但仍有一些人不能入学和升学。“这是正常现象，现在只能普及小学义务教育，还不能普及中学义务教育，所有小学毕业生进初中这个要求办不到。”2、全国现在全国进行精简下放，因此城市去不成，城里的还要下乡。3、要服从祖国需要。所谓就业，就是就农业，就手工业。这些人如果去参加劳动就是新型的农民，就是新中国第一代的有文化的新型农民。4、中国农村缺乏知识分子，很需要有文化的农民。将来统统都上大学，那是几百年以后的事。5、怕吃苦、年纪轻轻的不吃苦是成不了才的。12月，共青团中共第一书记胡耀邦在湖南作报告说：“青年们带头上山下乡，到劳动的大熔炉中锻炼成长。” ——1957年9月，党中央通过社会主义新农建设的纲领性文件《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案》，其中第38条规定：城市的中、小学毕业的青年，除了能够在城市升学，就业的以外，应当积极响应国家的号召，下乡上山去参加农业生产，参加社会义农业建设的伟大事业。农业如果不发展，工业也不可能单独发展。 ——1958年10月，中共中央副主席朱德在中共国家机关的一次会上，号召全国广大青年，包括机关青年到西北和蒙古等地区去。这些地区占全国土地面积的50%——60%，地上地下的资源异常丰富，是祖国最大的宝藏。”“把这些地区的资源开发出来，建设成为祖国美丽的花园。”之后两年，已动员49.8万人参加农垦系统开荒建设，21万人在偏远的人民公社插队，28.9万人到当地工交战线，为战胜三年自然灾害的困难作出贡献。 ——1962年10月16日——11月6日，国务院农林办公室遵照周恩来总理亲自签发的会议通知，首次召开国营农、林、牧、场安置家属大城市精简职工和青年学生汇报会。会上，首次将城镇知识青年下乡上山纳入国家安置计划，并有组织地实施。当时，将知识青年同城市精简职工列入同等对待。安置方式，拟定首先在国营农、林、牧、渔场采取顶替增补、扩建新建农场中实施。为加强这项工作的统一领导，周总理指示组建国务院农林办安置领导小组。 ——1963年1月5日——17日，国务院农林办安置领导小组召开国营农林牧渔场安置家居大中城市精简职工和学生的安置计划落实会议。经会议核定的计划是：全国农、林、牧、渔场共安置332640人。国营农场开荒119万亩，林场扩大造林和抚育改造次生林92万亩，扩大水产养殖面积124万亩。拟拨安置经费30714万元，并相应地安排了各项物资计划，力争1963年基本完成，1964年扫尾。会议报告中强调：安置对象必须坚持中央规定的条件，坚决执行国家财产制度，管好用好安置经费等。3月1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国营农、林、牧、渔场安置家居大中城市精简职工和青年学生问题的补充通知》为完成332640人的安置任务，进一步明确将国家拿出的3.5亿元安置费专款分配到各大区农办掌握。 四川省在“一五”期间建一批国营农场，积累一些经验。凡是到农场的青年人，从文化生活到生产劳动，从政治思想到科学技术都得到培养锻炼。根据中央的部署拟招收城镇青年学生;而没有升学，就业岗位不多的情形下，城镇青年学生及家长较容易接受走国营农场这一安置途径，两方的阻力不大。招收标准是不要老弱病残，“四类”分子、盲流人员和劳改劳教人员。1963年，该省计划总数招7500人，实际国营农林渔场的青年学生比例达85%以上，人数达6972人。超过原青年学生计划数5450人。时任省长李大章在8月人代会上明确指出：“我们必须从大力加强农业战线、发展农业生产的要求出发，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人下乡下山，参加农、林、牧、副、渔业的生产。这是安置城市劳动力的方向和长期方针，也是积极发展农业生产所需要的。”这一年四川省社会总产值，国民收入分别比上年增长11%和12.1%。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均比上年有较大增长，市场情况好转，物价趋缓。 对城镇学生青年的安置形式(途径)，至此中央和各省明确是到国营农林渔场安置。 ——1963年6月29日—7月10日，中央安置领导小组，即国务院农林办安置领导小组召开会议，各大区城市精简职工和青年学生安置工作领导小组的组长参加，原定主要讨论国营农场的安置工作。会议结束前一天，周恩来总理提出调整安置工作方向和改变工作重点的问题。他要求各大区和省市自治区都要作长远打算，编制15年安置计划。“今后安置的主要方向是插入人民公社生产队，其次是插入国营农牧林渔场，再次是扩建新建国营农林牧渔场，要求各级安置工作领导小组把插队统管起来。插队安置是一条好出路。到嘉兴去的每人给50元;到安徽去的每人给150元，这个经验可好啊!小平同志几年的理想实现了。”谭震林副总理也说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对于插队安置，想了很长时间了。“他说，一个队安置两个中学生会搞好的。他们不仅在传播科学文化知识上起作用，经过锻炼，在政治上也会起作用的。因此，应当向干部、青年学生和社员群众讲清楚，插队是体现多、快、好、省路线的安置形式。我们的目的 是把城市多余的劳动力转向农村。” 8月1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对这次会议的报告批示：“分散插入人民公社生产队，是今后安置城市下乡人员的主要形式”。 ——1964年1月，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在他主持的中央书记处的会议上，对国务院农村办公室原来决定城市知青能安置国营农林牧渔场的形式和做法，提出不同主张，强调“安置城市知识青年下乡，要以插队为主，这是一件长期的大事。”还掰手指头算出一笔国家划算的大账。其理由是“插队的安置费不到200元，而插场每人则要1000元。如果100万人插场的话，需要10亿元。这怎么得了!不能走这条路。”“结合治山治水、治碱，并同国民经济发展规划结合起来。”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说：做18年规划长了，搞个7年就可以了。邓小平表示同意。 读者诸君会发现：中央安置城镇青年学生的工作进入新的转折点：不在国营农林牧渔场安置，而是到人民公社生产队安置、放在第一位。1962年至1963年，下乡知青主要到农场，插队的只占6%。1964年就增到61%，这种趋势一直保持十年。1974年落实株州经验进行了调整。 ——1964年8月，党中央副主席刘少奇谈到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时强调：“就是在农村里面办半农半读的学校，在工厂里办半工半读的学校。农忙的时候种地，农闲的时候读书，或者一个星期做工，一个星期读书。”“如果说，下乡还可以读书，还可以升学。又种地，又升学，那他们就高兴了，这对动员城市青年下乡是有帮助的。只要他们下乡有地种又有书读，我看大多数青年是愿意去的。” ——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将从苏联回来、然而多年未见的长子毛岸英送到农村经受锻炼，其时他并没有要求别的子女也这样做。新中国成立后，一直看到农村贫穷落后的严峻性，以及学校教育的存在问题，引起他的深思。1964年10月，毛泽东主席在接见外国代表团谈话时说：我们现在的青年人没有知识了，没有见过帝国主义、地主、资本家，所以说他们是吃蜜糖长大的。我们赶他们下农村，他们不肯去。我的小孩现在下去了。我曾给我的孩子说：“你下乡去跟贫下中农说，就说我爸爸说的，读了十几年书，越读越蠢。” ——1965年2月，为总结《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参加农村社会主建设的决定(草案)》贯彻一年来的工作情况和部署今后的工作，中央安置城市下乡青年领导小组，召开安置工作会议。期间，周恩来总理听取两次汇报，并作了重要指示。与会代表，受到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邓小平总书记的接见。会上，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了中央安置领导小组《关于安置工作会议的报告》，很好体现周恩来总理的五点方向性指示的精神。 3、一九六五年业已形成战略决策 周恩来总理在这次会议上所作五点方向性的指示精神如下： 一是应当关怀后代，培养革命接班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逐步缩小以至消灭三大差别的深远意来看待这项工作。一定要高瞻远瞩，长期打算，孜孜不倦，使这条路子越来越宽。二是今年计划下乡安置54万人，在具体安排上要尽可能与建设稳产高产农田(4.5亿亩)大搞样板田相结合，同搞科学试验田和推广丰产经验结合起来。还要与国防建设、占领山头、下海下湖相结合;安置到国营农场的，主要放在新疆、甘肃、宁夏、黑龙江等省区。三是国家关心、负责到底，要使下乡知青有政治、有经济、有文化、有军事这四项主要的精神食粮。对下乡人员，国家要尽指引、支援、帮助检查的责任。四是各地应即结合15年农业规划和一、二、三建设规划，着手编制15年安置规划，先搞出轮廓，以后在实践中逐步完善。五是动员城市知识青年和闲散劳动力下乡上山，必须纳入城乡劳动力整体规划之中。为了加强劳动力的统一管理，中央请华东局指定江苏、山东、浙江、上海四省市试行成立劳动工资委员会，把城乡劳动力的调配和工资工作统一管理起来，积极试行半工半读、亦工亦农制度。现在不是动员城市青年下乡吗?如果说，下乡还可以读书，还可以升学，又种地、又升学，那他们就高兴了。这对动员城市青年下乡是有帮助的。我们这些人首先要把我们自己的子女养成既是体力劳动者，又是脑力劳动者，不让他出修正主义。 至此，我们认为上述周恩来总理五点方向性指示和4月22日中央安置领导小组《关于安置工作会议的报告》的精神，已经形成新中国知青上山下乡的战略决策，或者说是对知青上山下乡战略决策已有最完整、最深刻的概括，轮廓已清晰勾勒出了;既吸纳各位中央领导的真知灼见，又是解决新中国现实状况的三个基本点问题的良法，而且可操作性强。当年知青上山下乡被称之“国家战略决策”是名符其实的。大凡每一个战略决策都具备共同的要素：一、“不谋万世，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不足谋一域。”古人的话就是强调一项真正的战略决策必须谋全局，谋长远，否则不配称“战略”一词的。任何战略决策，相关的规模与范围都涉及在列，既看到内部因素，还看到外部因素，进行系统性地权衡与思考。不是片面的，单一的，而是综合性思维结果。二、确立战略目标，无目标就无方向;决策服从于目标，受目标的制约。目标有长期、短期，可以协调各种力量行动。目标也是“进行曲”，鼓舞相关成员的士气，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激发他们各自状态中为实现共同目标进行创造性的思维和活动。三、从拟定的多个决策中筛选出来的，“当以利害较之”，即以趋利的原则，挑选出来的一个较优的决策;要行得通，得到大多数人的支持。四、实施过程有规划、有举措、有步骤、有应急方案、有错必纠。五、决策的各个要素互相联系，互相作用，形成了强大合力、推动决策目标尽快实现。 新中国知青上山下乡制定内容是符合上述战略决策原则及要求的，也具备战略决策的诸要素。我们从周总理的五点方向性指示和《关于安置工作会议的报告》的精神中，可以清晰地看到针对性很强，涉及政治，经济教育文化、国防，为解决新中国现实存在的贫穷、落后，大而弱三大沟壑而作出的战略决策之一，也充分说明中央领导层是多角度进行立体考量而作出的决断。战略要素包括远期目标，确保新中国的发展安全，长治久安;近期目标，解决城市没有升学和工作的学生就业问题，实行劳动力的合理布局。规划时间是1965年—1980年，即完成“三五”、“四五”和“五五”等三个“五年计划”之后，于1980年结束。在这里附录一个省的十五年规划表，请读者诸君细阅：  还制定一系列的举措，如哪些人不宜下乡，病退处理，住房口粮的标准;如动态管理(有上有下)、“厂社挂钩”(株州经验)，以及对“分散插队，不走插场的路”、“干部子女走后门”、“农场迫害、奸污知青”等问题，及时纠正得到广大知青及家长的拥护和支持。知青上山下乡是战略决策，更突出地表现在不仅仅是劳动部门的任务，其动员、布置和调整都由中共中央、国务院的领导，前期主体是中央安置领导小组负责，共青团中央、内务部、农村工作部，农林、农垦部门参与;后期主体是国务院知青上山下乡领导小组负责，有关部门参与，其级别和规格高于一般部委办局，具备权威性、全局性。 这就是说早在1968年“老三届”知青下乡之前，知青上山下乡的战略决策已经形成，贯彻实施的体制机制已经建立，而且也有百万知青奋战在第一线。前段时间，上演“云龙井蛙，势不相见”的闹剧，一些名流精英(不乏个别知青)居然鼓噪“知青上山下乡是文革的产物应否定”，而且在媒体上传来传去，我们听了感到荒唐可笑，怎么当下中国会冒出历史知识等于零的如此笑料?!名流精英们也太聪明博学了! 从以上中央领导层讲话的详尽介绍和原汁原味的反映中，我们还得到一些明确的信息，清晰的印证。在制定知青上山下乡战略决策的过程里，各位中共领导有自己的特点，侧重点也有差异，但视野都属全局性、思维综合性，都涉及国家的发展安全和青年学生的成长，所谓上山下乡是“社会就业危机”、“失业问题”不符合不代表他们的想法与主张，为什么呢?一是在他们战略视野里一心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就是消灭失业”，(斯大林)毛泽东主席在新中国初期也明确指出“全国六亿人口，我们统统管着”。每年全国新产生的200万劳动力，包括中学生在内属劳动力资源，建设的后备力量，要有计划按比例分配在各个生产部门，并且根据实际情况流动和变化。各部门、各工作没有贵贱高低之分，劳动工农都是国家的主人。二是他们来自农村，有深厚的天然的感情，“人间辛苦是三农”看得很清楚。他们所选择与信仰的马克思主义，决定他们将农村、农民和农业放在革命与建设的中心位置加以解决。三是有的领导讲话涉及失业问题，但不是像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那样需要失业大军保持资本家的利润去对待，而且在他们的想法和主张中，失业仅是其中一个侧面，一个部门(劳动)的主要方向、主攻任务，但服从于新中国整体的发展安全和青少年成长的大局。四是在实践中、客观事实上，新中国在深度上和广度上提供空前数量的工作岗位，不断新增的公有制的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在毛泽东等老辈领导逝世前已吸纳上千万知青工作，即使后来上山下乡工作被结束，依然吸纳大多数“返城”的农场知青，以及下乡知青。详细内容，读者诸君请看下面附表：  我1964年高中毕业于云南省“红旗中学”昆八中，当时昆明市提供的就业岗位比较充裕，大家放弃升学考试报名下乡，思考最多的是响应党的号召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谁也没有找个工作就业的想法，有一种“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使命感和自豪感。在安宁县插队期间，本村、本公社不时有农村初中生调出工作，大家起始有点纳闷。当听了带队干部讲过中共云南省委和昆明市委的期望之后，无不释然，更有心劲地搞好工作。事实上，后来不断有知青调出，到1971年悉数调往各条战线工作。五是始于1955年的上山下乡运动，由于是国家主导，有组织有计划的进行，到1980年前都有其必然性和连续性。文革初的“老三届知青”达458万，虽带有一定的特殊性，三年的按步就班变成一年解决带来困难，但也不是什么耸人听闻的“就业危机”。仍然可以按照每年新产生的劳动力的空间重新加以妥善安排，作为社会主义大国具备这种能力和空间的。主要动因仍然是国家的发展安全和青年学生成长的需要。早在1965年中央决策者之一、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就说过：“并不是说这些人在城里我们养不起，赶下乡”。到1968年，又有4年国家发展的承受力与经济力，当然有条件消化这458万知青。另外，这里提个醒的是在知青上山下乡同期，从农村调走的青年上千万人，几乎同全国下乡上山的知青人数相当，合理调配老三届知青也是可以做到的。像山西等省市因地制宜安排老三届在城市工作，没有下乡。同山西等省市条件相似的全国不会少，也可以安排工作。这些省市为什么动员“老三届”上山下乡呢?多数是出于响应号召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按原定的15年规划继续执行。 总之同“就业危机”无关。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表现在这里，后面还要用数据证明。 (责任编辑：日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