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邓小平关于“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外交思想主要见于他的三次内部讲话中。 1989年9月，邓小平准备向江泽民交班，他在与江泽民、李鹏、乔石、姚依林、宋平、李瑞环、杨尚昆、万里谈话时指出：越发展越要谦虚，不随便批评别人、指责别人。过头的话不要讲，过头的事不要做。“要冷静、冷静、再冷静，埋头实1990年12月，已经辞职的邓小平在同江泽民、杨尚昆、李鹏谈话时表示，现在国际形势不可测的因素多得很，矛盾越来越突出。怎样收拾，谁也没有个好主张。第三世界有一些国家希望中国当头。“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当头，这是一个根本国策。这个头我们当不起，自己力量也不够。当了绝无好处，许多主动都失掉了。” 两年后邓小平第一次提出“韬光养晦”。1992年4月，他在同身边人员谈中国发展问题时指出：“我们再韬光养晦地干些年，才能真正形成一个较大的政治力量，中国在国际上发言的分量就会不同。” 邓小平这些重要谈话，后来被进一步概括为中国在应对国际风云变幻时采取的28字对外关系战略方针，即“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善于守拙、决不当头、有所作为”，简称为“韬光养晦、有所作为”。 “韬光养晦”本来是邓小平为统一党内高层认识而提出的一种指导思想。1996 年前后，这一提法开始出现于中国国内报章，逐渐走向世界。 1998年，江泽民在第九次中国驻外使节会议的讲话中提出：“要继续长期坚持冷静观察、沉着应付、绝不当头、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战略方针。要韬光养晦，收敛锋芒，保存自己，徐图发展。”值得注意的是，江泽民后面说的四句话，实际上是对“韬光养晦”的进一步解释，“韬光养晦”的目的是“徐图发展”。 温家宝：韬光养晦要管一百年 后来随着中国崛起，海内外围绕中国外交战略的争论不断升温，有关“韬光养晦”的议论更是不绝于耳，其中不乏“韬光养晦”已经过时、中国外交战略应改弦更张的论调。 对此，时任中国外交学院院长吴建民于2005年7月在深圳发表《中国需要和谐世界需要和谐》演讲时称，“‘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外交政策是邓小平同志根据国际关系形势的提出的，是大智慧的策略，中国政府不可能在短期内改变这一政策，温家宝总理曾表示这一外交政策一百年都不会改变。”吴建民表示，目前中国人需要防止浮躁，浮躁的根本原因是过高估计了自己。我们需要用智慧来化解国际矛盾和冲突，使中国在和平崛起的过程中和世界各国实现共赢。 作为主张中国需要和平发展，“韬光养晦”而闻名的外交家，吴建民在外交政策辩论中对中国国内“强硬派”和“鹰派”针锋相对，被贴上“温和派”和“鸽派”的标签。吴建民曾经同解放军少将罗援激烈辩论。罗援认为军人都应该是“鹰派”，吴建民指罗援宣扬战争论“犯了时代性的错误”，“谁高举战争的旗帜，谁就会碰得头破血流”。另外，吴建民也曾批评《环球时报》经常刊发极端文章，总编辑胡锡进搞不清楚状况。胡锡进则反驳称，吴建民是外交圈子里典型的“鸽派”。 2005年12月，吴建民在接受北京《新京报》专访时再次强调，中国还处在崛起的初期阶段，取得很大成绩，但才刚刚开始。在这种情况下，韬光养晦的方针是非常正确的。“所以温家宝总理曾在中国驻外使节会议上讲到，韬光养晦的方针至少还要管一百年。” 温家宝的“韬光养晦要管一百年”，显然是套用了邓小平1992年南巡时提出的“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的论断。 中国资深外交官吴建民（1939—2016）生前曾多次警告，要当心民族主义的抬头 韬光养晦是权宜之计？ 除了温家宝，胡锦涛也提出要坚持韬光养晦。2006年8月，中央召开1949年以来第一次中央外事工作会议，胡锦涛在讲话中指出，要坚持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战略方针。 虽然最高领导人已经定调，但仍然有人认为，“韬光养晦、有所作为”是邓小平针对特定历史环境提出来的“局部性策略方针”和“权宜之计”，不能作为长期指导中国外交政策的战略思想。 2010年，中国现代世界研究中心研究员肖枫在《北京日报》撰文认为，“韬光养晦、有所作为”是邓小平陆续提出的一系列战略思想的核心。邓小平针对当时有人希望中国“当头”时斩钉截铁地说：“我们千万不要当头，这是一个根本国策。”他还一口气讲了三个“永远”：“中国永远站在第三世界一边，中国永远不称霸，中国也永远不当头”。从“国策”和“永远”的措辞可以断定，这不是什么“局部性策略方针”和“权宜之计”，而是关系中国前途命运的战略方针。 (责任编辑：晓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