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新中国一份出色的成绩单 对一项战略决策好与坏的评价，还有一把重要的尺子，实施决策的效果，以及预定目标和任务的完成。知青上山下乡战略决策实施的情况怎样呢?恩格斯曾说过：“历史的进程不是由某种单一的力量所决定的，而是由一个平行四边形的多种力量所构成的合力决定的。“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和党中央针对社现实三基本点的状况，制定了一系列的战略决策，诸如戍边屯粮、合作化、人民公社与4级农科网、工业化与国有企业、农业学大寨、社队企业，以及知青上山下乡、三线建设、计划生育等，形成新中国的战略决策体系，或者互相影响的战略决策链和齿轮，组成协调运转的庞大机器，不断产生一股强劲的“合力”推动整个国家在发展安全的轨道上胜利前进——祖国“一穷二白的”的面貌得到了多层次多侧面地改造，到毛泽东老一辈战略家逝世时，一个令人自豪，受世界各国尊重的新中国巍然屹立于亚洲。战略决策体系产生的作用与效果，不仅保存于全国各地浩瀚的档案与影像资料，呈现于全国各地难以统计的各项工程上，其中许多工程至今收益，更留在亿万中国人及外国人的大脑记忆中，每有谈及无不激动地津津乐道“风景这边独好”。 现在一些人在杜撰种种似是而非的新论，颠倒是非，加以贬低与否定;一些人“一叶蔽目，不见太山;两豆塞耳，不闻雷霆”，本文写至这里真的不能就划句号，浑水是可以澄清的。 1、关于“面”上的实施成效 中国的事要西方人说了才算之风不知何时刮起，现在进入佳景。新中国包括知青上山下乡在内的战略决策的作用与效果，开国领袖毛泽东和亿万军民奋斗的成绩如何，也听听西方人，尤其地球另一端的美国人之说，倒是一个有趣的话题，这里不妨试一下，会不会正中国内“带路党 ”的下怀? 早在上世纪，西方的政界与学界就流行如下评价——“中国依靠仅占全世界可耕地7%的土地上的产品，来养活几乎占全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这无论如何也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是人类社会的一项奇迹。“(王景伦《美国学者论中国》)。 美国的中国经济委员会主席珀金斯，密执安大学中国研究中心负责人艾克斯坦，激进派李皮特等，提供数据扰说明：“新中国”20多年农业总产值的增长率2.2%，与此同时，粮食产量的增长缓慢些，约2%(笔者注应该是3%)，高于同期的人口增长率，使得中国产粮量从1949年的11100万吨，增加到1977年，这个增长率的28500万吨”“从中国和世界其他一些国家历史上的农业发展情况来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到七十年代，是中国农业发展战略比较辉煌的时期”。珀金斯经过比较研究后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农业增长率至少是中华民国的两倍。”“他们认为日本和丹麦战前的农业增长速度并不比中国1952年后的增长速度快”。“中国的农业生产》作者享利进一步指出：“中国在七十年耕种面积大约与五十年代中期相等，因此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的20年内，粮食产量的增长，重要是由于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和农业耕作的集约成度，而这又是依靠治水的改进和早熟，高产的种籽的采用。中国对大米和小麦培育计划已十分成功，从而提高了单位面积的产量”。 下面这张《新中国粮食产量座标图》是我设计的，因为没有现成的。不难看出新中国的粮食产量大多数年份处于上升的势头。读者诸君一阅。  美国学者研究所得出这些结论，可能不精准，但看得出由于是科学精神的洗炼与客观求真的考察，大体符合和反映新中国朝气蓬勃的现实，五亿农民和2千万知青带着急进之势的历史图景。作为战略决策的实践者、见证者，我们是知道的，还有像“粮食产量跃居世界第二位，棉花产量居世界第三位，棉纱产量居世界第一位，”“人民公社解产吃饭问题，1976年人均615斤，1978年637斤，1979年684斤等等，同美国众多学者的论证结论相辉映。 美国学者亨利在《中国的农业生产》书中明确指出：“七十年代，中国耕地的灌溉面积已经近一半，而当时美国、苏联和大多数欧洲国还不到10%”。旱涝保收的面7亿亩左右，居世界第一位。另一位经济学家亚历山大·阿克斯坦，特别佩服人民公社的农田基本建设，“改变了中国整个农村的地理景象。”“应用适合的人力、物力、农业肥料、改良的种子组合，建起高产田、稳产田，这样建设起来的农业才使中国丰衣足食。”世界银行出经费请研究中国经济的专家托马斯·若斯基进行调查研究，撰写《中国经济成长与就业》。该书指出：农民的年工作日：“平均从1950年代中期的119天增加到1970年中期的250天，增加1倍以上”。我们安宁五百多位知青在1964年——1971年农闲时间很少，前期参加水库沟渠道河的水利建设、后期参加田园化、平整土地和机械化的建设，以及小春大革命的热潮，正是广大农民与知青用锄头十工分，一辈子干两辈子的活，安宁县同全国一块取得粮食丰产和工副业发展的业绩，至今回忆历历在目。现在，国内所谓的经济学家、学者能有几个人调查并记录下来，他们除了吃喝玩乐外，就是翻书本说瞎话，在主席台上指鹿为马! 2、关于点上的实施成效  2009年，人民日报出版社靳建疆为责任编辑在《中国知青上山下乡始未》选列一张的附表，介绍1962——1979年全国城镇知青上山下乡人数的统计表，并在他主编的《中国知青上山下乡图集》中绘制一幅中国知青分布图，全面反映各省知青共计1776.48万人，其中农村插队1282.21万人，农场分布494.27万人(国营农场291.19万人，集体场队203.08万)。请读者诸君看书中的附表，一目了然。 总分布特点是农村的面广，农场的点多，我们认为各自都为新中国作出巨大的贡献。 现在接着介绍“点”上，即东北的北大荒，新疆和云南三个战略要地的实施情况。 哥伦比亚大学的托马斯·伯恩期坦在他的力作《上山下乡——一个美国人眼中的中国知青运动》中，点赞得很中肯：“将城市青年送到农村去可望为解决中国最大的问题，即对乡村的发展做出贡献……促进农村的变化。城市青年到边远人烟稀少的边疆地区去，或许也能对国家的民族融合起到重要作用”。在中国的地理版图上，东北的北大荒、新疆和云南三个点，虽处边疆地带相隔千里，由于国营属性的农场优势，二、三百万知青的群体作用与成就更集中更大，当地之资源潜力得到前所未有的开发，国防实力和民族融合得到空前的增强。古代的铁铸巨鼎为何稳固且坚挺，其三足使然也。新中国千钧大鼎，早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巍然屹立，同这三个战略要津隔地生辉密切相关。 新中国初始，东北的北大荒、新疆和云南面临的问题都是共同的——人烟稀少，交通梗阻，生产低下，生活贫困，蒋残匪和不法资本家兴风作浪，涉外的分裂势力蠢蠢欲动，但是物质资源的潜力深广，国家大门的战略价值非同一般。 首先说地处祖国大西南的云南省。全国30多个省、自治区里，仅邻赤道的亚热带的大省，又有“亚洲水塔”的优势，可以开发诸多国家紧缺的战略物资——如橡胶。当时作为四大工业原料之一的橡胶生产，在国内几乎是空白，西方将其列为重点封锁的物资，不得进口。橡胶籽种稀奇得几乎用黄金购买。这是第一大困难。北纬17度以北地区不能种植像胶，在各种教科书白纸落黑字写明的。对这个自然地理的限制，西方国家不掩饰兴灾乐祸之意。这是第二大困难。1951年，毛泽东和党中央决定自力更生创建发展橡胶基地， 要云南达到200万亩。同年9月解放军指战员五千人就建设10个军垦农场。“赴农场效命屯垦，执干戈仍卫社稷”。著名的植物学家蔡希陶、苏联专家进行实地调查。次年引种和育苗迅速开展，期间蒋残匪窜入杀害干部、大学生、林场工人三位。1955年，昆明青年志愿队赴边疆大力创办国营农场。大跃进三年，接受复员转业官兵和下放干部8千多人，湖南支边1万多人，共七、八万职工开荒种地橡胶14万亩，其中的1959年已开割投产。1961年1月，农场出动2千多民兵配合部队，肃清中缅边境的蒋残匪，为两国勘界扫除障碍。 1968年2月8日，55位北京知青在周总理的支持下开赴西双版纳，他们在给总理的报告中写道：“为加强国防，保卫祖国，打败帝国主义，为了给中国和给世界人民争气，我们自愿到云南边疆，做一名普通的农垦战士，为祖国的橡胶事业贡献自己的毕生精力。”首都中学红代会就此问全市红卫兵倡仪：“立下革命志，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 1970年，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云南生产建设兵团，接纳来自北京、上海、成都、重庆、昆明等城市10万知识青年。 1971年4月成功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全国农垦传遍一个喜讯，“云南农垦的胶送中国卫星上天”! 1994年，昔日的“蛮荒之野”“瘴疬之地”已建成39个国营农场，平均亩产120公斤，面积2000多平方公里，高于东南国家，居全国首位。种植面积扩展到北纬18℃——24℃地区，居世界第四位，年产干胶居世界第五位，创造“大面积胶树北移成功和单位面积产量领先的双重奇迹”，形成全国南胶北豆的经济优势。自此斐声世界，为新中国争得骄傲。另外帮助周边国家如泰国、缅甸、老挝搞替代种植，不仅发展经济，确保和谐与发展。早在1988年，西双版纳东风农场就 耗资数十万元，在场部筑建一座拓荒纪念碑，坚实的基座上塑着身材魁梧的转业军人、支边农民和知识青年的雕像。农垦一位作家郜宁校，撰文道出广大农场职工的心声：“农场在诅咒声中为逃亡者塑起了一座高大的丰碑——他们从不抹杀知青艰苦奋斗为开拓边疆建设边疆所作出的杰出贡献，从不认为知青十年是毫无价值的抛撒和无足轻重的浪费。不管他们是怎么来的，还是怎么走的，不管他们该不该来，还是该不该走，他们毕竟在这里扎扎实实生活过”。“他们中的姣姣者走上农场各级的领导岗位，勤奋好学的跨进农场教师和医务工作者的行列。而在最基层的知青更是用他们的血和汗浇灌着万顷胶林千亩良田。他们带来的新思想新知识新文化有形无形地影响着闭塞落后的边疆一天天开化进步，发生巨变。所有这一切，边疆各民族永远不会忘记，农场职工更是铭刻在心”。 再看大西北的新疆。在世界最干旱的地区中，新疆赫然在列。面对三大战役的胜利，美国驻迪化(乌鲁木齐领事馆)副领事在黯然离开时，曾丢下一句狠话：“共产党的军队好进不好出，我会看到他们一个个渴死饿死，葬身于黄沙旷野之中”!同王震一样，某部六师师长张仲瀚也是主动请缨进疆的。在延安时，他参加京剧《四进士》的演出让毛泽东看了赞不绝口。进疆时，他写了一首诗：“雄兵十万到天山，且守边疆且屯田。塞上江南一样好，何须不入玉门关”。对部下兴致勃勃地说：“别小看焉耆这个地方，曾经是左宗棠屯兵的地方，这里的开来渠就是他部下开发的。但我们的气派要比左宗棠更火。左公走后留下杨柳三千棵，让世人赞叹，“引得春风度玉关”。我们要栽它一万棵，要“留住春风绿边疆”。1949年底，时任新疆军区后勤部长甘祖昌面对蒋残匪叛及乱和地方粮商资本家乘机抬高粮价的局势，每月要用飞机从北京专运一趟银元购买粮食，供给部队。周总理指示：“靠别人吃饭，自己不生产粮食是不行的。”于是，11万指战员在天山南北开展大生产运动，还从苏联购买棉籽种植。1950年——1952年，开荒162万亩，产量过亿公斤，棉花300多万公斤，油料500万公斤，实现部队自给，将剩余油粮支援奇台、吐鲁番等地，投放市场，打击奸商投机倒把。 1954年11月，上海首批520位知青落户到新疆。其中第三女中徐胜男慷慨陈辞：“如果谁都不愿到西北去发掘富饶的宝藏，社会主义怎么会来呢?我是共青团员，我应该去。”1958——1960年，在党的总路线和大跃进的形势下，兵团开发的是南疆的塔里木河流域和北疆的玛纳斯河流域，伊犁、阿勒泰、博乐、塔城、奇台等地区也有新的开发，累计开荒造田855万亩，相当于过去8年的186%。新建水库18座，引水渠道58条，实增灌溉面积591万亩，耕地面积从1957年的337万亩，增到1035万亩，农场由59个增加到166个，从而奠定了兵团事业的规模和战略布局。仅其中的莫索湾片营造林带3.3万亩，生产粮食9847万公斤，皮棉262万公斤，实现利润305万元。将军陶峙岳即兴赋诗：“红旗遍及莫索湾，大地茫茫一手翻。唤起千年沉睡梦，永葆青春在人间”。玛纳斯河流域开发棉田82万亩，亩产籽棉158.4公斤，展示国营农场的强大威力，引起许多省市的重视和邀请。农7师刘学佛和其他植棉高手分4个组，到河南、河北、江苏、甘肃等省推广种植经验。农业部组织13个省及华北、华东、西北的农科所技术干部来农七师、农八师学习考察半年之久，还撰写经验总结。江苏、安徽、山东、甘肃、青海、宁夏等省也来参加学习。从此，沙漠变绿洲，“千里荒原虎狼吟，园梦境地铺黄金。” 在三年自然灾害困难时期，兵团调出粮食五百万斤，支援河北、河南、山东等省。当时几个主要垦区调往全国的粮食共119亿斤，还安置关内的盲流21万人，主动分担国家的困难。 1960年，兵团基建办主任申玉昆率领22位技术骨干参加援助越南专家组，为该国先后新建8个农场，以及供电厂、水厂，轧花厂一批企业。从此兵团的足迹，踏遍索马里、坦桑尼亚、巴基斯坦等国的山山水水。 1962年5月，新疆爆发“伊塔事件”。受外国分裂势力挑拨6.7万边民外逃，有的县只剩几百人。兵团边劝阻边抢收麦田，寻常失散的牲畜。组织力量在外逃地区代耕、代牧、代管，尽量减少边民的损失，周总理闻讯十分称赞。期间，兵团在边境新办58个农场，耕地316万亩，在2000公里的范围里，设置纵深10-30公里的农耕带。另外控制9个重点地段，形成屯垦戌边的国防屏障。仅农九师就先后抓捕17个苏修特务和外逃分子70多人，对苏修蚕食领土的行为作上百次的斗争。 1964年，上海女知青杨永清写下血书：“冲破万重关，创业在新疆。一心为革命，誓死头不回。”偷偷拿走户口册去报到。次年7月，周总理、陈毅外长出国访问，经过新疆专程到石河了看望他们，寄以很大的期望：“一个人出身不由选择，但前途是可以选择的。”“这里是大学嘛，是劳动大学。”在这些“开路先锋”的带动下，到1966年，上海、天津、北京、武汉、江苏赴新疆的知青已达12万人。 1965年7月，军委副主席贺龙来视察，得知兵团组建466个值班连，拥有炮兵、坦克、骑兵、机枪等兵种，高兴地说：“你们民兵一旦有事就是野战部队!”到文革前，在新疆已营建大型农牧渔场158个，水库35座，工矿企业297个，商业网点1836个，大学3所，中小学1264所，共1485万人。粮食、棉花和甜菜总产量分别达到自治区21%、31%、90%。一批现代化城市的雏型开始涌现。 东北的北大荒面积2亿亩左右，同美国的密西西比河，苏联的第聂比河并列，誉称“世界三大黑土带”。，历史上称“龙兴之所”，水量丰沛，土质肥沃，一马平川，宜于机械化电气化集约化大规模的开发。美国19世纪开发1.8亿亩，生产粮食养活美国人，称雄世界。苏联继而开发3亿亩成为著名的乌克兰粮仓，有力支持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和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的胜利。北大荒，在中国最古老的古籍《山河经》中就有记载。1947年春，正进行解放战争的人民解放军在尚志县创办松花江国营第一农场。拖位机的轰鸣声，拉开全国国营农场开拓的序幕。接着，新解放区宁安、赵光，兴凯等地相继开办农场。在王震司令员的领导下，11万官兵艰苦奋斗、开垦荒地1000多万亩，同时抢建密山——虎林铁路，两个月胜利竣工。 1955年，北京首批青年自愿垦荒队奔赴萝北县，创建“北京庄”。天津知青创建“天津庄”。 1958年，十万复转军人响应党中央号召，奔赴北大荒“屯垦戌边”。中南海文工团有20多位男女团员自愿报名获准，毛泽东主席高兴地在春藕斋同他们壮别，赠送亲笔题词的照片，鼓励他们“无论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情况下，都要保持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出征的大军中，有百位老红军、战斗英雄、将军，各兵种的高级将官，重点院校的毕业生，仅德、法、俄、西班牙、拉丁文的翻译已上千人。在各行业支援北大荒建设的农垦大军中，有20万支边农民，54万城市知青，10万大中专毕业生，5万人献出宝贵的生命。经过几十年的艰苦奋斗，终于建成中国最大最安全的战略预备粮基地，集卫星定位、自动导航、精度播种、变量施肥于一体，一次可完成田间作业;机械化率96%的深耕，浅翻、整地、播种、平墒、镇压达6项。到2010年粮食产量360亿斤，上交国家商品粮330亿斤，承担全国调剂粮食三分之一以上。不管是“三年自然灾害困难”时期，还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物价飞涨，零三年的非典猖獗时期，成为共和国“靠得住，调得动，能应对的中华大粮仓”，充分发挥分田单干小农经济无法比拟的功能。同期，“北大荒”迈开大农业的双脚，同地方共建农机合作社23个，跨区作业2千万公顷以上。还热心肠帮助俄罗斯、朝鲜、巴西、菲律宾、美国等42个国家，设办113个境外企业和项目，为中国人赢得世界性的声誉。 并非题外话：“悲剧都是从巨人开始……(雨果)” 1965年2月，周恩来总理关于五点方向性的指示中明确要求：第三点，国家关心，负责到底。第四点，结合15年农业规和一、二、三线建设规划，着手编制15年安置规划”。于是各省纷纷行动起来，编制了《1965-1980年的知青上山下乡规划表”》。各地上报的表格，客观反映和印证当时已调查并预测未来15年各年的中学毕业生，即将产生的新劳动力数量状况，成为各省领导层作决策时基础与依据。这种前瞻性的计划，可以做到胸中有数，早作准备，避受见子打子的被动性。由此也充分说明，各地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不是迫于爆发失业危机失业的压力，才匆忙进行安置。而是政府主导，有计划有组织开展知青上山下乡工作，井然有序。更让人叹服的是，当时制定未来15年的规划表上标明到1980截止，为一个历史节点。这个预测性的历史节点为何是1980年，而不是其他年呢?其原因，一方面是旧社会遗留下的山多、土脊、缺水、半原始的生产工具和生活水平的改造，起步时间不长，广大农民自身的小生产弱点和基层干部水平参差不齐，组织起来走共同富裕道路的新生活方式是第一次探索。任重道远，必然是一个艰巨而复杂的实践过程，不可能速战速决，到1980年或能有眉目。另一方面是计划生育政策认真落实，新产生的劳动力日渐减，文教事业的发展入学的大中专学生日渐增加，更重要的是随着第三、四、五个“五年计划”及“三线”建设完成，到1980年新中国发展安全提升更高水平，其深度广度可提供更多的新行业和千万计的就业岗位。前者减少就业数的幅度增大，后者就业岗位幅度增多，两者结合，知青上山下乡日见减少的趋势，到1980年必然成为一个历史的节点。后来的历史事实，对周恩来总理所提出的15年规划和预测，已作了正面的回答。同时证明知青上山下乡战略决策的科学性，同主观盲目决策不沾边。后来的社会事态的发展，也是1980年知青上山下乡告结束，这同周总理的预测时间刚好“巧合”吗?这种巧合有其必然性，不是什么意外或偶然。随着全国经济和社会的逐步好转，到1979年仅是公有制企业增加到35.5万个，其中全民所有制企业8.4万个，集体所有制企业27.1万个，在毛泽东逝世前接纳上千万知青返城，逝世后有600万返城。这里特别引用山西知青刘晋英退休之后强自己所难，付出三五年的心血所写出的书中的一段话一幅图，请阅： “1967年至1976年的十年间，全国工农业总产值年均增长率为7.1%，社会总产值年均增长率为6.8。特别是1969年后，国内生产总值呈持续上升趋势，而实际情况是从1966年到1977年，全民集体所有制企业职工共新增3915万人。到1980年，全国职工人数达到9967万人，(其中全民和集体企业分别是7693万、2274万)，比1966年增长70%。这既是从1970到1978年全国之所以从下乡知青中招工680万人的主要原因，也是1979年后在较短时间将其余640多万知青在城镇安排的重要基础条件。  返城的大多数知青进入公有制企业，城市展开热情的双臂欢迎他们。四川省最早提出接纳“云南农场知青罢工风波”中的四川知青，此举很有代表性。其实四川省上山下乡知青的规模，早在1971年有开始缩小的趋势。从中发(1973)30号文件下达后，四川省根当时本省经济发展的情况，已逐步调整政策，使知青留城面从百分之几提高到20%以上，同时还在知青中招工、招生和招兵、数量可观。时任省委书记杜心源在1978年明确指出：“城市知青下与不下，下多下少，要根据当时的社会主义建设发展规模和国民经济增长情况来确定。随着四川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四个现代化建设的逐步实现，今后知青上山下乡的人数将大大减少”。历史事实也是这样发展，四川省同全国一样在，经过第四、五的两个“五年计划”，工农业实体经济有较大发展，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接纳返城知青数日趋增加。仅1977—1978年两年从知青招工30万人还不包括招生、征兵、提干近10万人。所以四川省当年率先表态是建立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上，有其必然性。反之谁也不敢表态，就是表态了也无法落实。这又从另一个侧面证明知青上山下乡战略决策的合理性，科学性，不是“空中楼阁”。这点，只要通过四川省社科院副院长孙成民著作《四川知青史》中所提供当时一张城镇劳动就业统计表就一目了然。1977年—1981年五年时间，只有5万人当个体户，就业于公有制企业(国有、集体)195万人的零头。  毛泽东、周恩来和朱德等所制定的知青上山下乡战略决策经历各种震荡与波折，接受最严重的考验，同时产生巨大的能量与威力，同其他战略决策一块将新中国的发展安全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这就是本文的结论。后来发生诸多怪事，读者诸君耳闻目睹，“鸡豚嚾嗷，即夺钟鼓之音，云霞充咽、则夺日月之明”。雨果是十九世纪法国的大作家，经历丰富，见解深透，声誉卓著。他曾说一句名言：“悲剧都是以巨人开始，侏儒来结束。”现在我们总结新中国战略决策的利弊得失，坚持科学的精神，拒绝跟风，更不能充当侏儒的角色。 写于纪念毛泽东逝世40周年的日子 2016年9月—12月 (责任编辑：日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