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知青上山下乡是历史记录上的第一次，为什么这么讲呢?自从盘古开地，三皇五帝到如今，历史上曾经有过吗?没有。2千万城市中学生奔赴贫穷落后的地方，艰苦奋斗改变祖国落后面貌的如此壮举，历史上有过吗?没有，从来没有过。这幅历时25年生机勃勃的历史图景之所以出现，蕴含着哪些意义与价值，都是说不尽的话题 。本文欣然从一个新的角度加以探索，再现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本质与原貌，藉此文之助同读者诸君交流，分享其中的意义与胆识，不亦快哉。 一、新中国起步时的社会状况。 我们认为知青上山下乡的战略决策，是王者之谋，是毛泽东和党中央结合新中国的内外环境、实际状况，以及客观需求，肆力于国家的发展安全所作出的抉择。他们在决策的第一步，必须认识和把握天下大势，即国内外环境、实际状况以及客观需求，这是任何战略决策(包括知青上山下乡)制定的基础和依据。也就是说应从旧中国到新中国交替时的国情，从所见所闻和第一手资料进行调查研究;坚持历史真实与严谨学术的态度，十分关键。背离这个基础与依据的纸上谈兵，主观的争论，无异于浪费精力。正如古人所云：“处事识为先，断次之”。因此，现在评价知青上山下乡战略决策之前，就应该弄清这个基础和依据。 知青上山下乡战略决策的基础和依据表现在三个基本点上。 第一个基本点，是新中国处于准战争的环境与时局，用当时流行的话就是“战争边缘”、“冷战”等。国家领导人不当咖啡店的清谈家，不当目光短而浅的小市民，就势必选择战时体制，必须要举全国之力认真对付，必然采纳一些区别和平环境的政策与举措。正如毛泽东在1959年3月接见外宾谈话：“杜勤斯当了我们的先生，他的‘战争边缘’政策是对着我们的，我们也用‘战争边缘’政策对付他们”。 新中国是历史古国，也是世界大国，在地球的国家版图上居第三位，西方列强视为肥肉，企图瓜分。如1900年的《辛丑条约》，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和1945年的“雅尔塔协定”。(幸得之于毛泽东“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的胆识，大一统中国，避免论为二、三流国家)。西方列强对其美梦的破产并不甘心，尤其是二战中的爆发户美国具备主客观的优势，长期龂龂相向，甚至出兵挑战。到清末民初签订上千个不平等条约——年平均14个，月均1个多，被新中国一笔勾销，谁会就此罢手，释放“海洋文明”的善意呢?美国依法治世，率先出台《美国1949年出口管制法》、欧洲成立《巴黎统筹委员会》，禁止出口军火与其它战略物资达500多种。国内的国民党四大家族在一片“民族复兴”的喧闹声中，敛财肥私达一、二百亿元，临逃亡台湾还将大陆的3526万银元、777万两黄金和大量外汇悉数卷走，并多方控制海外市场。对新中国当家作主的穷苦人，有切齿之恨，仅在新解放区就杀害4万多干部群众。出动剩下的海军封锁大陆港口，先后拦截16个国家的商船600多艘。 新中国从1950年到1976年三十年间，局部战争从未停息过，高达20次之上。炮声殷然，沙场喋血。上世纪五十年代有金门岛之战，昌都之战、万山群岛战役、海南岛之战、东山争夺战、东海海战及夺取制空权制海权。1950年美国公然派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把朝鲜内战的战火燃到东北，将原子弹运抵朝鲜海域，准备投放平壤与北京。总统艾森豪威尔将“遏制战略”改为“大规模报复”。六十年代，趁大陆三年大面积自然灾害，进行武装骚扰，美军飞机侵犯领空上400次。中印之战、中缅边界堪界之战;中苏边境发生多次冲突，百万苏修大军陈兵边境。期间，美国设立日本——朝鲜，印度——巴基斯坦和东南亚三条防线，构成“月牙型”包围圈。背叛苏联革命的赫鲁晓夫一伙，拉美国共建“世界和平”。同时筹建“亚安体系”，高价购买新马的战略物资橡胶等，继而获取马六甲海峡的使用权;出让西伯利亚的开发权，拉拢日本，确保苏舰队通过宗谷海峡和津轻海峡，扬言“外科手术”式核打击。其时珍宝岛之战爆发，阽危实甚。七十年代，援越抗美，西沙之战，美国如狼似虎地增兵越南，用上最先进的武器，打得十分惨烈。周恩来总理在1966年1月解放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告诫全军指战员：“世界上只要有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就要有备战思想，有阶级斗争存在就要有武装斗争的思想。所以在整个建设社会主义时期，战备思想不是一个一时的政策，不是一年两年的政策，也许我们终生都要具有备战这个思想。”当时国内党内不乏以为取悦美国便永享平安的人，这句话无疑是一剂清醒剂。 ——抗美援朝的启示：其一，打仗就是打战略物资粮棉钢铁橡胶，正如法国拿破伦谈说的：“填饱肚子，才能打仗!”其二：举全国之力，坚决打赢主权与尊严不容侵犯之战。当时，美国总统出兵支持朝鲜内战一方的理由很直率、坦白：“当今世界几乎每一个国家都必须在两种生活方式之间作出抉择，一种美式民主制;一种恐怖与压迫的体制，如社会主义苏联。”美军统帅麦克阿瑟在威克岛向总统杜鲁门表决心时，以“海洋文明”的风度说：“我将以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屠杀对付他们。”他的底气来源于1950年中国钢产量60万吨，而美国8772万吨;美国率先开发密西西比河黑土带占据先机，粮食产量，称雄世界，而中国只够填饱肚子，还要碰上好年景。这就是我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忍饥耐寒、打得惨烈的原因。1950年1月27日，彭德怀深夜发电报请求：“……且目前弹粮全无补充，是否‘拥护限期停战’和‘暂时放弃仁川及桥头阵地’。”次日晚毛泽东毅然地制止：“不能在美军主动进攻面前便宣布停战，或退却，即便难的时候也必须顶住。”“在历史上，我军是不会开这样的先例”。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举全国之力，调集各地战略物资供应前线，还积极从港、澳同英法日比利时加拿大和东南亚国家进行贸易;从苏联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进行贸易，大批购买前线急需的药品、粮棉油料轮胎等物资。国内农村的“爱国丰产”，城市的“工厂即战场，机器即枪炮”，社会各界的捐款等活动形成热潮十分给力。1950年冬寒来临，前线的粮食供应不上，尤其是吃不上热食，预计月需650万斤炒面和52万斤熟肉。周恩来亲自督促，整个东北行动起来，甚至首都北京及国家各部委办局都投入制作炒面和熟食，以解燃眉之急。值得骄傲的是，全国800万个互助组，3600个合作社和10多个高级社“北山种了种南山，相助力耕岂有偏”，头三年平均粮食每年增长14.1%，粮棉烟麻甘蔗甜菜和大牲畜猪产量超过解放前最高产量，释放出的力量强有力支撑战争，将美军钉在“三八线”一侧不能动弹。1953年6月13日，毛泽东在中南海对从朝鲜回国的秦基伟将军说：“调你到云南工作。云南是我国的西南大门，处于重要的战略位置。” “树欲静而风不止”，客观存在的准战争环境与时局，兵凶战危。由此决定了新中国抉择举全国之力的战时体制，制定了一系列区别于和平环境的战略决策与举措，以尽快掌握战争的主动权。知青上山下乡乃是其中一项重要的决策。城市学生青年是一支充满朝气的生力军，一支勇敢的突击队，有利于提高农村生产水平和管理水平，生产更多的战略物资;有利于兵民结合的国防建设和“三线”建设，确保国家领土的安全，几者之间有内在的逻辑性、因果性。我们认为：新中国的准战争环境与时局，是知青上山下乡的主要动因之一。离开准战争的环境与时局，违背历史基本史实的所谓“评价”只会扰乱历史的阅读视线。 第二个基本点是大而弱的农业国，生产不出起码的国家需求的战略物资。新中国的成立，只解决社会主义制度的框架结构，地理版图还是老模样——山多、地瘠、水缺、半原始的生产工具和生活水平，“田家秋作苦，邻女夜舂寒”。粮棉钢铁橡胶战略物资奇缺。虽有16亿亩农地，但广种薄收，旱涝虫灾不断。穷年无所出，饥民流浪。直到新中国建设十年的1959年、1960年和1961年，灾害最重的三年，面积分别是总面积的42.3%、62.4%和59.80%，也就是说一半以上的耕地面积连续受灾，这在世界史上少有的。1997年代展出法国殖民者方苏雅拍摄的云南历史照片，轰动一时，终绎不绝的云南人看着清末民初的上百张黑白照片，无不目瞪口呆，“我们云南人咋个同叫花子一样?”这个侧面充分说明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起点太低太差，解决“三农问题”的任务太重太艰巨，离现代化的距离太大太远，单靠农村的内因是不可能实现的，没有一些非常举措，诸如大力动员城市的力量各行各业的支援等，是不可能实现的。 ——新中国第一场经济战的启示：其一粮棉煤铁橡胶是经济战之焦点，是城乡资本主义势力争夺的对象。拥有足够的战略物资才能经得起国内外的考验。其二、山多、地瘠，水缺，半原始的生产工具和生活水平，一盘散沙的农村结构，到了非改造非重建的时候。1949年夏收之后，各地不法资本家不惜血本投资，或者高息折借资金，囤积粮棉煤等，哄抬价格。新一轮抢购粮棉煤和五金化工原料的浪潮，冲击市场，导致10月——新中国成立的前后，全国物价暴涨，持续40多天，上涨3倍。一些国民党特务兴高采烈欢叫，“只要控制‘两白一黑’(粮、棉花、煤炭)就能置上海于死地。”11月1日，在紧要关头，中财委要求各省市国营企业大力收购粮食、棉布、棉花、煤炭等物资，及时调往大城市，可是物价仍在上涨。到11月25日涨到最高点。这时各主要城市立即大量抛售调运到的物资，政府同时催征税款，紧缩银根，冻结货款。形势才有所缓解。进入1950年春节，全国已调运粮食10亿多斤，中财委员决定再次敞开销售2亿斤，各地主要物资行情下跌。一些高息折借资金囤积的资本家难以招架，不得不蚀本吐出。国营贸易公司利用跌价之机，购进大批重要物资，平抑全国物价，同时为城市工人解决20亿斤粮食，确保厂矿企业的正常运行。 当时橡胶也是战略物资，可是旧中国产量少得可怜。启动全国工业化，橡胶是“工业的肌肉”，——生产百吨钢需要1吨多橡胶，否则不能健康运行。斯时美国派出第七舰队封锁台湾海峡，进而威摄马六甲海峡，让中国难以购买东南亚盛产的橡胶。海南和昆明需要的橡胶芽条，要到香港购买，印尼、马来西亚的芽条乘机高价销售。还有橡胶种子，一粒一粒数着销售，价格胜似黄金。1950年代，由于中财委和各省国营贸易公司的努力，全国物资市场稳定，持续几年的恶性通货膨涨被有效遏制，创造世界经济历史的奇迹。毛泽东主席很为感慨：其意义“不下于淮海战役”!这段历史产生较大的影响，直到1990年代，中国有关部门专访德国，他们以为治理通货膨胀德国有成功的经验，“取真经”。西装革履拘瑾有加的一行人到了德国，一副小学生求教的神情很可爱。德国的主人好容易听明白来意后，认真地回答：“你们太谦虚客气了，中国是世界上治理通货膨涨最有经验国家之一，我们应当向你们学习呢!”一席话把这行人说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以为德国主人开玩笑了。因为他们的脑瓜里塞满了“外国的月亮比中国圆”。 上述事实说明：“手里没有一把米，连鸡都叫不来，”粮棉煤铁橡胶的生产与供应，似乎行为普通，但具有国家战略意义的属性。因而，广大农村能否生产足够的这些物资，必然成为全国的大事、最迫切的任务。千千万万知青上山下乡就是承担国家政策的宣传队，推广农业科学技术的先锋队，加强和提高人民公社管理水平的工作队，易风移俗，寓教于乐的文艺队，为贫穷落后的农村边疆注入新的活力，将潜在的战略资源能量尽快释放出来，转化为强大的战略物资的经济实力。 第三个基本点，是万里边疆有边无防，分裂隐患突出。由于军队的力量有限，再加上远离内地，交通梗阻，支援的困难是比较大的。一些地方，土壤肥沃，矿藏丰富，但开发较迟;一些地方不毛之地，生计维艰，然而属战略要地。一旦闪失，外敌长驱直入，后果将是“辟手足斩而心腹伤，林叶除而根株绝，虽欲苟安，奚可得耶”?中国历史上，凡是强大王朝都将国土的安全放到头等重要的位置，特别注重国境线的安全，坚持“寸土寸金”的规则，积累宝贵的治理遗产，诸如“大一统天下”，“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戍边屯粮”，“战略纵深”，“民族融合”等，现今的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举足轻重于世界上，得益于我们的老祖宗。脑瓜清醒的后任者都知道正是秦汉唐元明清的开国皇帝雄才大略，劳师远征，密布军囤(国有)民屯，既扩大地理版图，又增加经济与军事的实力，外敌不敢轻易冒犯。联想我们云南仅仅在明朝遗戍移民汉人三、四百万，不但与当地少数民族交融，而且带来了内地先进的生产工具、农业技术，产生巨大的生产力与凝聚力。如果长期孤悬域外，就可能冒出几个、十几个国家呀，成群结队的总统总理呀，岂不乱了天下吗?时下不正是倡导感恩之说吗?倘若附议，首先大家先感激历代开国帝王，也包括新中国毛泽东，须知首先坚持大一统的战略传统，再谈其它东西。 ——1864年后，浩罕国部落首领阿古柏在新疆叛乱，并创建“哲德沙尔国”，沙俄又出兵占领新疆许多地区，征收捐税，行使国家主权。正在大西北出现国土分裂危机之际，朝庭上自诩向西方学习强盛之道的洋务派李鸿章，居然上奏皇帝：“新疆距内地路途遥远，交通不便，要收复新疆，就得花大笔钱财，得不偿失呀!当初曾国藩就主张放弃新疆，集中精力平定内地。这真是上策!”，“身无半亩地”的陕甘总督左宗棠写奏折批驳：“坚决不能放弃。如果放弃新疆则不仅甘肃、陕西暴露在敌人面前，而且内外蒙古和山西也不得安定，连北京也将受到威胁。西北与北京的关系，如同手指与臂膀相连一样，是一个完全的整体，不能分割”。他还主动请缨：“我今年虽然已经六十五岁了，但不能容忍俄国霸占伊犁，阿古柏占领新疆。”军机大臣支持左宗棠观点，竭力保举左宗棠率兵西征。朝庭同意后，左宗棠安排运输粮草先行，并且举行隆重的祭旗仪式。全军宣誓：“不怕艰难险阻，誓与敌人血战到底，收复祖国河山!”不到两年，清军收复新疆大部分地区，进军最后的伊犁时候，左宗棠随军带着一棺材，表示自己的生死荣辱置之度外，不收回伊犁，就不活着回来。可是朝庭权奸们怕事情闹大不好收场，下令召回左宗棠。1881年，出台《伊犁条约》。虽然收回伊犁，却失去霍尔果斯河以西大片领土和北疆部分地区，还赔偿俄国九百万卢布，让西部地区对外通商。李鸿章不愧“宰相合肥天下瘦”，在1897年同沙俄又签订《中俄密约》，让俄国不费一枪一弹将东北三省纳入势力范围，期间私下获得1700万卢布的酬金。自此，中外历史又出现一道中国奇观，前线中国军民用鲜血生命换来的胜利，被朝庭的权奸葬送，还割地赔款、通商，交出主权。 新中国创建过程中，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是伟大的革命者，更是伟大的爱国者——历史上帝王尚且“犯我强汉者，虽远必诛”(汉武帝)，接任者难道是一群胆小鼠辈?他们坚持大一统的地理政治，对万里疆域早作准备，寸土必争，视为国家战略要地。新疆、内蒙，多沙漠戈壁，远离中原，而且外族彪悍，骑兵可以长驱直入内地，曾出现多次武装割据;东北千里沃野，水肥土美，矿藏丰富，同一马平川的华北平原仅一关之隔;云南地势多山，易守难攻，作为桥头堡背靠大西南屏障，面朝东南诸国，远眺印度洋与南太平洋，可以通商获得外部的资源。近代，一些国家鸦片种植有增无减，再加上蒋残匪捣乱，不安定风险剧增。还在国内进行三大战役的决战中，毛泽东和党中央即时派出解放军部队进入这些战略要地，既是战斗队，又是生产队，工作队。1951年7月，朱德总司令借召开中华全国学生第15届代表大会，发出号召：“你们现在的任务，就是要学好本领，准备力量，参加建设我们这个伟大祖国，并为反对帝国主义新的战争计划，巩固国防，保卫祖国的和平建设而努力。”不久，动员数十万内地农民和城市青年学生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建功立业。到六0年代提出“高筑墙”、“深挖洞”、“广积粮”，仅三线建设的战略决策，投资2052亿元，在西南、西北和东北等13个省区，建立以国防、航天为主的2000个大中型企业、铁路、电站和科研所，吸纳包括知青内的几百万人。1968年8月，苏修大军突然入侵捷克斯洛伐克，震惊世界，毛泽东作出“可能大规模外敌侵犯中国的战争”判断，又迅速采取多种举措，包括将黑龙江、兰州、西藏、北京、广州、昆明、福州等地的国营农场改制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生产建设兵国，新组建10多个建设兵团和2个农建师，其中数以百万计的知识青年成为可贵的兵源，为解放军正规部队储备了雄厚的“第二武装”。在当时通讯条件与交通条件不发达的情形下，兵团发挥保证国土安全的重要作用，功德大矣。1969年，珍宝岛武装冲突前后，亦农亦兵的知青成为苏修头疼的力量，打也不是不打也不是。 上述事实说明，安全是国家的第一要素，没有新中国的国土安全而谈其它，比如家庭利益、个人升学等，试问有何意义?我们认为万里边疆的发展安全，一是关乎到新中国的存亡兴衰，决非儿戏。不能因为边疆遥远，艰苦和落后就拱手让给外敌;也不能因为边疆贫穷，就不去建设与发展，孤悬域外。经过30年的建设，万里边疆成为既是拼杀抗击外敌的前线，又是战略物质生产供应的后方，前所未有的坚固。在毛泽东、周恩来、朱德老一辈革命家逝世后，发生1978年云南农场知青上访事件的错综复杂。有下层因素，也有上层因素，喊出“我要回家”的口号，反映他们彼时彼地的诉求，有一定的原因和合理性。但是有的人就借这个口号全盘否定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历史地位以及突出贡献，用一时的特殊性否定长期的合理性，其居心就叵测了。二是万里边疆的发展安全，取决于国家领导决策层，需谨防和识破像曾国藩、李鸿章一类的权奸，尽管他们道貌岸然，才高八斗，巧舌如簧，不乏吹鼓手，却是朝庭之大患，国家之大盗。 总而言之，1949年新中国客观存在的冷战环境与时局，大而弱的农业与小农结构，万里边防薄弱与分裂隐患这三个基本点，是中央领导层提出发展安全战略体系的基础和依据，也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主要动因。毛泽东主席当时提出：“站在国防的最前线，经济建设的最前线”，身为新中国的长子——第一代城乡知识青年必然是国家发展安全战略的承担者，参与者和实践者，有利于解决三个基本点所产生的问题与困难。因此，知青上山下乡的主要动因不是什么“城镇失业问题”、“就业危机”。理由很清楚，当时中央几位有关负责同志已作了很好的回答。在1965年制定知青上山下乡战略决策时，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明确地指出：“真正广阔的天地在农村，并不是说这些人在城里我们养不起，赶下乡去，而是为了发展社会主义农业，反修防修，防止和平演变，缩小差别。下乡不是消极的发展农业，不是抽象的。”农垦部副部长肖克在安置工作会议上作出总结性发言中也说：“不要把安置工作只看作城市过多的劳动力，而要看到是整个社会主义建设如何使用，调配劳动力的一件大事。现在，美国到处进行讹诈，主要有两个本钱，一是核武器，二是有200亿斤粮食和7000万担棉花的所谓剩余农产品，知青上山下乡，不仅增强了农业战线的劳动大军，而且有利于发展农业科学技术。城市不能太集中，太大，一切经济和文化设施”。凡是可以放到乡村的就放到乡村。要发展工业，实行亦工亦农，将农业同工业结合起来，促使城乡对立状态逐渐消失。” (责任编辑：日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