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当农业技术员

从育种进修班回来，兵团已改制回归农场了，我担任了红色边疆农场三分场的农业技术员。我的主要职责是为各农业连队制定生产计划，了解生产进度，做好有关数字统计，协助解决生产中遇到的技术问题，为主管农业生产的营领导当好参谋。因为我能熟练使用计算尺，为十万亩耕地制定生产计划、计算播种量的繁复计算工作被我轻松化解（当时除了算盘别无计算工具，许多农业技术员将多位数连续乘除运算视为畏途，以致有从各连队抽调科研班长上来各自计算搞上个把礼拜的）。我们分场原本就有集中测试发芽率的传统，依据农作物种子的发芽率、千粒重和设定的保苗株数，发挥计算尺乘除连续运算的擅长，抽拉几下我便能算出某种农作物种子的每亩或每公顷（东北称公顷为“垧”）播种量，半天工夫我就能把一个分场十万亩耕地的播种计划轻松搞定。
这件事震惊了我的主管领导，我也因此引起总场生产科的注意。后来的一次测产，更让计算尺名声远扬。那天副营长带着营部的总会计、总场的统计和我共四人赴46连预测当年的小麦亩产量。来到第一块地里，选择有代表性的1平方米麦田，数出其中有多少个麦穗，每穗上平均有多少粒，再根据麦子的品种和灌浆情况估计一下当年的千粒重，然后估算亩产量。我用计算尺算，会计和统计用算盘算。我三下五除二抽拉几下就报出了得数，他们两位用算盘拨了好一通才给出答案，而结果却是三人三个答案！重新来过，我拉出来还是那个数，他们拨出来的竟然跟自己第一次算出的不一样！
为了节省时间，我们记下基本数据，转场去其他地块。此后的几块地大家的计算结果都一致，但每次我都比他们快得多。中午回连队吃饭时，大家再次计算了第一块地，结果印证了我的答案。
这下让副营长、会计、统计彻底折服了。他们此前也曾听说过计算尺，但听说这玩意儿不准，没想到我的计算结果与他们用算盘算出的一斤不差。我告知他们，计算尺是科学计算工具，当时建造大楼和桥梁都在用它计算，只是它能读取的位数有限，但用在播种量、亩产量计算上能读到“两”，足以满足我们的需要。这件事令两位计算行家大开眼界，我和计算尺的名声也就传播开了。我的这把计算尺是学建筑工程的哥哥用剩下的，高中数学课上老师教“计算尺原理”时，我乘机将它把玩熟了。下乡时我特意带上了它，心想“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兴许能用上，没曾想它在箱子底下被压了好多年后，还真有了发光的机会。
计算尺令大家对我的能力刮目相看，加上自己平时工作主动，注意收集生产进度等各种数据，我的工作很快得到总场生产科的认可。我利用自己学得的知识，在46连科研班开展了大豆品种、施肥、密度等复因子正交设计试验（得出钼酸铵浸种有“极显著”增产效果的结论），解决了农业生产中遇到的一些实际问题，很想在自己的岗位上有所作为。但当时分场机关的氛围不如人意，党、政一把手关系不睦，令下属无所适从；分场场长任性霸道，他在制定生产计划时用你技术人员（非此制定不了，上面也通不过），指挥生产时喜欢凭他个人的经验办事，可以一言九鼎地随意更改我按科学计算的播种量，对人也缺乏尊重。我觉得在这种环境下难有作为，心情也不舒畅，渐渐萌生了离开分场机关的想法。我有文化功底，想去分场中学教书，中学的校长和指导员都很欢迎，他们亲自找分场场长要过我，结果因为无人能替代我的工作而未如愿。
及至1977年国家宣布恢复高考，我事先跟分场场长打了招呼，言明国家政策允许我们参加高考，我近阶段要抽空复习功课，可能少下连队（当时正值麦收阶段，实际上也没我什么事）。他嘴上没说不同意，可心里有些不乐意，会上曾捎带批评过“有人不下连队”。当年黑龙江省高考分初试和复试两步走，初试结果出来，我们农场45人出线，我考了第二名。我因之出名一下子变成了“香饽饽”，总场生产科、文教科都找上门来：如果你走不了，我们科要你！这个名次对我的上司震动也很大，当我再找他“请假”复习功课时，这次他痛快得多了。
复试之后我请假回家探亲，他头一天还说不行，说正在搞整党，还要搞工资调整，眼下不能批假。我知道这是借口，因为我连党员都不是，但我知道他的脾气，也就死了心。没想到第二天他就变卦了，主动来找我，让我立马把明年的生产计划做出来，还说今天做好明天就放我走。我说你说话算话？他说：说话算话。我半天工夫就把第二年的生产计划赶出来了，当我交给他时，他跟我说了实话：看来你是留不住了，我担心你不肯给我做明年的生产计划。我说：场长，您多虑了，我不是这种人，我在这里生活了这么多年，对这里的人和土地都是有感情的，不会做对不起农场的事情。
从这件事上我明显感觉到他对我有了新的认识，对自己既往的待人有所愧疚。其实我们之间的嫌隙连过节都够不上，作为下属，我不会跟他计较，更不会在临走时拿公务报复他个人。或许是以己之心度人吧，他真的是多虑了。我交了差，他也痛快地兑现了诺言，随即批准我回家探亲。不巧的是探亲假末了我父亲因贫血意外摔伤，我不得不给农场拍去电报续几天假。不久，场长让人回复电报，说是准备春播，让我赶紧归队。当我在返回途中抵达龙镇火车站时，碰到了一同参加复试的总场宣传科的赵成刚，才得知我俩同时被哈尔滨师范学院（入学一年后更名哈尔滨师范大学）录取了，当时他已在返哈准备报到的途中。
得知自己已被录取且已临近报到日期，回到分场机关我赶紧收拾行李，连办关系的事都是请分场机关秘书杨金锁（北京知青）代劳的。待一切准备停当明天就要出发时，没想到分场场长又来找我了，说是我给他做的生产计划找不着了，让我晚一天走，给他重做一份。他答应后天用汽车把我直接带到龙镇火车站，这样可以省却我在县城转车的麻烦。哭笑不得的我只好推迟一天上路。在此期间分管农业生产的副场长曾向我问计——谁能接替我的工作，我无语。
77、78年的高考及前后脚发生的知青大返城给农场造成很大的人力资源冲击，一度影响了农场正常的生产和生活秩序。但从另一方面来说，这给当地人提供了更多发展机会。
2009年我重返第二故乡时，得知当年同在一个办公室的机务技术员（中专学历）和我们连队的一个牧马小青年后来都走上了领导岗位，担任过农场的副场长，当年知青教师教过的学生不少都很有出息。

(责任编辑：晓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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