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回不算！不算！重来！！”姐姐急头白脸，懊恼地吼叫。 弟弟眨眨眼，面对强势的姐姐，默不作声。 旁观者叹了口气。 于是重来。按规则，轮到弟弟先手。 结果与先前一样……… “你作弊，认识记号，这回作废，还是我抓！”姐不认头。 “好，好，姐，您抓。”弟弟懂事，一再谦让。 对抱定志在必得心理的姐姐来说，结果仍是残忍无情，事与愿违。 竹篮打水。事不过三。 “哇！”一直强忍着哽咽着的姐姐终于憋不住了，失态嚎啕，歇斯底里爆发：“老天爷啊！我咋着你啦，你就这么狠心偏心，不待见我啊！呜呜……” 装阄的粗瓷碗被姐姐一挥手划拉到地上，“啪”一声摔得粉碎。两个团得皱皱巴巴的纸团微微摊开，依稀可辨每张纸条正中用圆珠笔歪歪扭扭写着的一个大字——一张是“走”，另一张是“留”。 这不是“孔融让梨”。这是决定一个人一辈子的户籍身份，决定今后谁长久生活工作在哪里——城里或是乡下的终身大事。 姐弟俩就一个进城落户指标，必有一位被淘汰出局。手心手背都是肉。当娘的万般无奈，狠心摊牌决断：你俩“抓阄撞大运，认命别反悔”！拿不出别的更好办法，姐弟俩只能顺从。姐姐心比天高命比纸薄，手气臭，耍赖，一争再争，到头来还是屡抓背字，败走麦城。 这场命运抉择的公证人和裁判，就是我当年的插友，俩孩子的亲娘…… 晚秋的阳光透过树荫洒落，满地斑驳。并肩坐在公园僻静一隅休闲长椅上，我默默无语，倾听着昔日插友语调低沉唠唠叨叨诉衷肠。那是一段蹉跎岁月不堪回首的遥远往事。 插友个头矮小，黑黢黢的脸庞布满沟壑纵横的皱纹，像一枚饱经岁月沧桑风干的核桃。门牙掉了也没镶补，张口说话，满嘴侉调，撒气漏风；一双手粗糙干裂，透出半辈子干农活操持家务的艰辛。从衣着神态，已丝毫看不出昔日城里下乡女知青的模样。她被乡村乡民彻底同化了，活脱脱一个农妇老妪的模样。 不由得回想起四十多年前与她在同一个生产队劳动，在同一个知青集体户生活的日子。 我是1968年中秋节刚过离家奔赴科尔沁草原的，去投奔比我早40天到草原插队的弟弟。这位女知青与舍弟校友，同为六六届初中生，他们搭乘同一趟知青专列，安置在同一公社同一村子同一个知青集体户。 记得那时的她留着个娃娃头，黑眼珠亮晶晶，与陌生人说话还有点儿腼腆，听别人打趣，她躲在后面抿嘴偷着乐。六六届老初三的学生多数属牛属虎，她属鼠，个子小年龄大，是集体户里的大姐。 来队不久，我就发现这位女知青很要强，干农活是飒利手，铲地时银锄翻飞，紧随妇女队长身后，寸步不落；秋收时扒苞米，实行计件工分，这是当年当地绝无仅有的“男女同工同酬”。她早出晚归，站垄猫腰不抬头，两手动作飞快，苞米穗频频落筐，让我等手忙脚乱工效低的笨鸡难望其项背。她这么玩命干活儿，无非就为多挣几个分工，到年底分红多分点儿钱好回家过年。 难得的雨休日子，男女知青围坐在集体户炕头打扑克，胡侃神聊。提起扎根农村一辈子的话题，话赶话，有人“将”了这位大姐一“军”：“你啦是大姐，肯定成家立业在我们前头，你打算哪年结婚啊？”“猴年马月”。“别打马虎眼，说真格的，具体点儿！”她被挤兑到墙角，退无可退，脱口而出：“1977年！”“八年之后？你这一猛子支得够远啊！”我正埋头整集体户的伙食帐，提笔顺手把这个年号大大地写在了旧报纸糊的炕围子上。 没等到1977年，这位女插友就从集体户离开了。 “好不已的，当年你怎么突然冒出转户回老家的念头？” 不是好奇瞎打听，这件事让我纳闷好久了。 “为嘛？还不是因为一次次选调考学都没有咱们这帮人的事，眼看一年年岁数增长，没有指望只有绝望，咱只能自己想辙找出路啦！” 我听懂她话里有话，“咱们这帮人”，是指我们集体户所有的插友，其中也包括我。 我们插队的村子，村东村西划为两个生产队，有两个（天津）知青集体户。上世纪七十年代初，一度实行大队核算，后来又回归生产队核算。两个知青集体户随之合并又拆分。我们下乡两年后，1970年秋开始，就有知青陆续被选调、招生，短短两三年里，旗里时不时把知青选调指标下达到公社大队，“群众推荐，领导批准”，集体户的伙伴星星蹦蹦跳出农门，到地方小企业，农村供销社，文教卫生战线工作，虽然这些用人单位小得很不起眼，毕竟不再修理地球，能挣工资，吃商品粮，让人羡慕。还有少量知青幸运儿进入大学、中专读书，成为工农兵学员，从此改变了人生走向。然而，不知道是“风水”影响，还是“我们这帮人”政审难过关，或是不善走门路，一次次选调指标下来，总是“东风压倒西风”，（原属）东队集体户的知青屡屡被推荐选调考学，西队集体户知青四男五女，次次好事没份儿。加之公社书记外号“大敢干”，把自己在旗（镇）中学毕业的三个子女，以及他准儿媳（公社话务台接线员）的娘家侄子（省城中学生）都安排在我们这个公社所在地的村子就近插队，每次选调考学指标，人家暗箱操作，截留名额，让我们“光听辘轳把响，摸不到井口”。 1973年夏天，我“破天荒”被推荐到旗里参加招生考试，却遭遇白卷先生搅局，考试成绩统统作废，我最终未被录取铩羽而归，顶替村办小学民办教师的空缺当上挣工分代课的孩子王，从此吃住在大队小学校。集体户其他三位男知青（包括舍弟）长年被外派出民工，五个女知青，一位岁数大的闹了绯闻被家长得知把她转到中原五七干校农场，一个年纪最小的回城过年后称病再也没有回乡，就剩下老姐仨守家呆地“顺着垄沟捡豆包”（当地对务农为生的俏皮说法）。 选调考学既然排不上号，就设法办困退病退回城，那些年，乡下插队的知青人心浮动，为了早日离开穷乡僻壤，挖空心思，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跳不出农门回不了故乡的，“曲线自救”——“转插”，往故乡附近的县乡折腾，向城里的亲人靠拢。大概是这个时候，我这位女插友走了。听说她转到了离天津二百来里河北省中东部渤海边一个穷县插队，那个县是以某烈士名字命名的。 “那儿哪是我的老家啊！是我父辈的老家。我打小出生在天津，老家一次没去过。父亲年轻时就来天津卫谋生，再也没有回去过，老家早没有近亲啦。上山下乡高潮那几年，亲戚家的叔伯兄弟姐妹许多人也下了乡。春节回家走亲戚拜年，听说几位堂姐妹都倒腾到天津周边的县乡插队，回不了市里，就回河北省老家吧，那儿离天津总比关外近多了。叔伯姐妹点拨我，女知青向家乡向爹娘靠拢，途径只有一条，在附近农村找个对象嫁人，嫁个在村里有点儿权势的男人。于是家长出面托熟人帮忙，帮我转插到这个穷县小村。转插的前提，嫁给我素不相识的男人。这男的三十来岁，是村支书，后来成了社队企业砖厂的承包负责人。他家是本村大户，男人在家老大，我嫁过来就成了这个大家族的长房儿媳妇。 婚后我生了俩孩子，儿女双全。不再下地干活，整天操持家务伺候一家老小。男人身体不好死的早。是我一手把小叔子小姑子拉扯大的。” 文革过后，上山下乡运动停止。允许知青回城，我却因为成了家有了孩子扎下根回不去啦。统筹解决知青下乡遗留问题，上头不断出台新政策，下乡计算工龄，赶上地方“土政策”，我结婚后就失去了知青身份，不再算工龄，收入很有限。唯一让我能沾上光的政策是，老知青定居下乡地的，可将一名子女迁回动员地城市，落上城市户口。有了这个城市户口，这孩子就可以吃商品粮，可以在城里上学念书，毕业后可以在城里安排工作。一句话，一辈子出路和前途就有了指望。当年我下乡，户口页呲儿一声撕下来，从此再也不是城里人，后半辈子成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乡巴佬。那个滋味，我心里最清楚。儿女向往大城市生活，想过上好日子，当娘的当然理解。就一个落户指标，只能让一个孩子进天津城，让我两难。其实我更希望儿子留在身边。养儿防老是传统观念。特别是在农村，干农活，分宅基地，没有男孩怎么行？ 庆幸我儿子懂事，进城的机会他让给姐姐了！不争不闹，让我满天愁云都散了。 俩孩子还算出息。女儿回城，麦当劳打工。找了个对象，刑警。日子过得顺心。儿子中学毕业招工到县电业部门工作，经济效益不错。俩孩子都成家立业了。 插友说，儿女添丁，她有了三辈儿。孙子孙女外孙外孙女，满全和，孙辈绕膝。其乐融融。定居天津卫的女儿女婿孝敬老娘，在天津中环线外给她买了二手房，二楼独单，接她来城里居住度晚年。给她买了手机教会她使用，帮她联系上了昔日插队集体户的姐妹兄弟。后来她学会开微信，入群聊，解闷。 可她在天津卫住不惯。娘家父母双亲“早走了”（去世），弟弟妹妹各有各的家各过各的，女儿女婿每天早出晚归上班奔忙，“白眼儿”（外孙女）上幼儿园也不用她管，她整天无所事事，闲得发慌，六神无主，百无聊赖。集体户插友聚过三两次，不能天天见面，我约她到知青角参加过几次老知青活动。我俩这次长谈深聊，就是在公园知青角活动散场之后。 自闭性格使然，插友不善交际，不愿跟生人交流，难以融入老知青群体。她下意识中自我边缘化。她已经不适应大城市生活的快节奏、新时尚和生活方式。来天津没住上半年，她就悄然回了县城，回到属于她的那个家。她已在那个小县生活了几十年，传宗接代，香火延续，深深扎根，再也难以割舍。她习惯在她那个大家族里受人尊重的长者角色。她没有更多奢望，能跟儿孙一起平静的生活，养鸡种菜，摸索着干点儿力所能及的家务活，一家老小平平安安守在一起过日子，这就是幸福，这就是快乐。 “最近跟儿子搬到县城住了。现在的县城小区也是高楼大厦，街上车水马龙，菜市商场吃嘛买嘛都有。”今年春节，她主动打电话给我拜年 ，“欢迎有空来我家串门啊！” 插友诚邀，想必她现在日子一定过得很不错了。“好的。”我答应她。路途不远，真该哪天抓个空，约上也是插友的同伴开私家车去那座欣欣向荣的县城逛一遭，亲眼看看她入住的新小区，体验一下她晚年惬意的新生活。 （2020.12.12） (责任编辑：晓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