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69年3月26日，我和一批同学离开了南宁市，来到广西的“省尾”———与云南、贵州交界的百色地区西林县插队。我和三位同学被安排到马蚌公社浪吉大队达南生产队，在那里度过了一段难以忘怀的岁月。 一、遍吃百家菜 曾梅筠和我落户在贺卜忠家。他是从贵州倒插门到达南的，上门时大嫂已经有两个孩子，他来后又相继养了三个小孩，当时分别是四岁、两岁和两个月大。所以，房东大嫂整天忙于照顾孩子，料理家务，根本无法出去干活，出工挣工分的担子就全落在房东大哥的身上。 也许是因为山区缺水，那时当地人一般没有种菜的习惯。吃的菜有的是生产队混杂在玉米地里种的黄瓜、西红柿、竹豆等，而更多的是采摘于田边地头的野菜，采摘野菜的任务大都落到妇女们身上。队里的田地离家都较远，一天三餐经常有两餐是在山上或田头吃的。有时妇女们现采一些可以生吃的野菜如鱼腥草之类的，就着山涧的流水洗一洗，用带去的盐巴一拌，便用来下饭。更多的时候，人们利用劳动休息时去采摘或一边劳动一边采摘野菜。 妇女们出工时都扎着用土布做的围裙，需要时把裙摆的两个角往腰间一别，便成了一个临时布兜。这临时布兜可管用了，如耘田时，边耘田边把掺杂在杂草中的野菜挑出来，往布兜里装，一天劳动下来，一家人的晚餐菜也就有了。 我们落户的卜忠家没有出工的女主人，我和梅筠来到后，采野菜的任务便落到我俩身上。我们从小生活在城里，别说吃野菜，就连哪棵是杂草，哪棵是野菜都分不清。于是，队里的大嫂姑娘们来个现场教学，教我们一一辨认：这是“别复”（壮话音译，“别”的意思是菜），那是“别令”，还有“别波”、“别西”等等，种类繁多。在大家的耐心传授下，我们好不容易记住了。不过在采摘时，我们还是显得笨手笨脚。收工时，我俩采的合起来才是那么一小把，可家里有一大家子人呢。没想到，我们的情况妇女们早就看在眼里，记在心上。这个说：“我的多，给你们一些”，那个讲：“我家人少，吃不了那么多。”你一把，她一抓，一下给我们凑了一大堆。就这样，我们经常吃的是“百家菜”。 等到山里的野菌长起来时，大家就相约去采野菌，并带上我和大曾俩人。一上山，大家就散开来找菌子。和我们年龄相仿的阿邦特地嘱咐：你们得跟紧大家，动作快些，采完一处赶紧再往前走，千万别等看不见人了再走，那样你们会迷路的。我们连连点头，加快了脚步。可是，放眼望去，到处是杂草、灌木丛和树叶，哪见什么野菌的影子？同去的姑娘媳妇们其实都了解我们的情况，知道靠我们自己根本找不着菌子，于是谁找着了，看见我们在附近，就会招呼：老梁（我们虽然年轻，但社员们都习惯在我们姓氏前加“老”，以表尊重）快来，这里有。我们跑过去一看，可不是吗？遮盖在野菌上面的树叶、杂草被拨开，露出了略带灰褐色的、一把把小伞似的小蘑菇，好大的一丛呢。第一次看见这样的野蘑菇，我们又惊又喜：“哇，真漂亮！”俩人边欣赏边小心翼翼的采着，生怕把那“小伞”弄坏了。直至一抬头，才发现大家已走远。想起阿邦的嘱咐，心里有些发慌，于是急急忙忙结束“战斗”，追赶大家去。 下了山，大家又凑齐时，我们看见同去的社员们都大兜小袋的，收获不少。我们不好意思展示自己所得，却没料到大家还表扬我们：“真不错，你们手脚很麻利的”、“上山下山你们都能跟得上，跑得够快的”。还关心地询问：“累坏了吧，要不要歇歇再走？”我们的兴奋劲还没平息下来，早把累呀渴呀忘得一干二净了。连忙说：“不累，不累，走吧！”最后，她们又是你一把我一捧的，让我们分享她们的劳动果实，我们也实实在在的满载而归。 西林是个边远山区，全县地广人稀。我所在的达南生产队是个壮族山村，以种稻谷为主，种玉米为辅，一年口粮大约有三分之二是大米，三分之一是玉米。那里的山不太高，大多是土坡。那时采用的是轮作方式，每年新开荒几个山头，丢荒几个种了好些年、地力已不够的山坡。到种玉米时，生产队集中几乎全队人马，男女劳力齐上阵。到了山脚下，大家摆开长龙阵，每人腰间系着一个类似鱼篓样的小篓，装上玉米种。两三锄头刨出一个小坑，撒上玉米种，有时还伴着撒些黄瓜、竹豆等种子。边种边挪动，顺着山势，之字型的往上种，直至种满整个山包。 玉米长起来了，整个山头一片青绿。等到山头变黄的时候，收获季节就到了。这时，玉米杆上是一苞苞金黄的玉米，有的杆上还缠绕着豆藤，藤上是一个个饱满的豆荚。玉米杆下，躺着的是一个个青黄色的大黄瓜。丰收景象喜人，可这时就得防山贼了。这山贼不是人，而是凶狠毛长的野猪。它们往往会趁玉米成熟还没收获之际前来光顾，在夜间无人之时啃吃玉米，一个晚上就能扫清一大片。 二、睡山守野猪 你有你的道，我有我的法。生产队派人在每个种玉米的山头上搭起窝棚，每个窝棚安排两个人，临天黑便上山守野猪直到天亮。我们哪见过这样的阵势？便都跃跃欲试，积极要求跟随社员上山守野猪。队长分配我和姐乜赛同守一个窝棚。记得那晚，天上挂着半边月亮，淡淡的月色撒落大地，朦朦胧胧只看得见脚下的山路。我们沿小路深一脚浅一脚的一直上山，到窝棚放下东西，姐乜赛对我说，现在还早，野猪一时还不会来，我们先去弄点吃的（按队里规定，守野猪的人在值夜时，可以享用地里的果实）。我们走进玉米地，选了几苞不太老的玉米，又摘了几个大黄瓜，姐乜赛还捡了些柴火。回到窝棚，她便生起火煨起玉米来。不一会，煨玉米的香气便弥漫了小窝棚，馋得我连吞口水。玉米终于煨好了，吃着那甜丝丝、香喷喷的玉米，就着那脆生生的黄瓜，我觉得，那简直就是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了。 夜，越来越深，四周一片沉寂。我的上下眼皮打起架来，但心中却有个声音在不断提醒自己：坚持住！这是在和野猪争夺口粮，可不能把大家的口粮弄丢了！可是，眼皮还是那么不听话，头也不由自主的耷拉下来。姐乜赛看见我犯困，便体贴地说：“你睡一会吧，没事的，有我呢，野猪来了我就叫你。”不知是因为听了她的话放了心，还是因为实在太困，我很快便迷迷糊糊地睡了过去。不知睡了多久，觉得被人推了一下，只听见姐乜赛说：“你听，野猪来了。”我一激灵，睡意全消。果然，窝棚外由远而近，传来一片“刷、刷、刷”的声音，大概还不止一头猪呢。“快！拿铜盆，用力敲，”姐乜赛用命令的口气对我说。我和姐乜赛各拿一个盆奋力地敲起来。接着，别的山头上也隐隐传来“砰砰砰”的应和声。在这夜间寂静的山头上，敲盆声显得那么响亮，那么有力，那么振奋人心，它一定传出去好远好远。一时间，杂乱的“刷刷”声显得急促起来，并向远处散去，慢慢地，声音越来越小，最终，一切又归于沉静。 姐乜赛告诉我，野猪今晚是再也不敢来了。她说天还没亮呢，我可以安心再睡一觉。可我这时哪里还睡得着？就像刚刚干完一件了不起的大事一样，心中充满了激动和自豪。看我不打算再睡，姐乜赛便陪着我聊天。直到东方发白，我们才起身往回走，又开始了新一天的生活和劳动。 三、骑马的经历 马蚌的马多，这是我到生产队第一天就留下的深刻印象。插队时，汽车只能把我们送到公社，而从公社到生产队的几十里山路就得靠自己走了。想想要扛着随身带的行李走几十里山路，心里不免发怵。没想到，下生产队的时候，队里派了几个身强力壮的男社员，赶了几匹高头大马接我们。我们带去的铺盖卷、小箱子什么的，全放到马背上，我们空手跟着马帮走。那样的情景，我们过去只在书本上、电影里看到过，想不到现在也亲历了，所以心情比较兴奋。由王之玲带头，我们触景生情，唱起了《山间铃响马帮来》，引来接我们的社员阵阵笑声。路，确实不近，翻山过坳，走了一程又一程。路上遇到的人虽不多，但所见的大多是牵着或骑着马的。我们走着走着，腿有些抬不起来了。听着身边“得、得、得”有力的马蹄声，看着人家在马上悠闲自得的样子，我充满了羡慕，心想，这时能有一匹马让我骑上该多好。 当时从村里到田间地头，到公社，既无公路，更无车子，而最便捷的交通工具就是马了。在达南，家家养马，有的一家还不止一匹。居住的木楼，楼上住人，楼下便是马厩牛圈。社员们打柴火用马驮，到山上收玉米、到边远的田垌收稻谷，也都靠马运。那里的农民，特别是男人，出门基本都带上马，用它驮东西，走累了还可以骑一骑，省省脚力。 那时，生产队年年要赶着马到公社送公粮，每匹马驮上一、二百斤粮食，组成马队，浩浩荡荡地出发。不过，一般去的都是男社员。那次，在我的请求下，队长同意送粮的人算上我一个。一起去的社员都十分体谅我，搬粮的事基本上是他们干的，我只在旁边打打下手。跟着送粮马帮走在路上，觉得自己也是赶马人了，心里美滋滋的。 回来的路上，社员们像看透了我的心思，问我愿不愿骑马。我正求之不得呢，于是骑上了他们给我挑选的一匹马。那匹马的毛是棕色的，虽不是十分高大，却很精神。骑马走在较平缓的山路上，尽管有点颠，倒也还自在。上坡了，大家嘱咐我，腿要夹紧，手要拉好缰绳，尽量坐稳。虽然不是太舒服，也还顺利上了坡。接着，走到了只容一人走的下坡路，我身子向前倾，开始坐不稳，但路太窄，已无法下马。跟在后面的人喊：“腿夹紧！手抓住马鬃。”可是晚了，我根本控制不住自己，身子直往前滑，我只能拼命让身体往后倒，以免头先冲下去。不曾想，就在这紧急时刻，那匹马居然稳稳地停住了脚，站在原地。我顺着马脖子，像滑滑梯一样滑坐到地上，竟毫发无损。 我回过神来，站起身，第一件事就是紧紧抱住那匹马的长脖子，抚摸着它，心里充满了感激。要不是它善解人意，我还不知会发生什么事呢。我更感激为我选马的人，不是他们给我选了那匹好马，我非受伤不可。从此以后，我对马就有了特别的感情，看见马，就会想起那次有惊无险的骑马经历。 作者简介 梁智明，南宁一中1968届高中毕业生。1969年3月至1970年9月在西林县马蚌公社浪吉大队插队。曾在西林县妇联、柳州市十一中、柳州市十九中等单位工作。退休前曾任柳州十九中校长。 (责任编辑：晓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