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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人们可能难以理解，那时的我们是怎样地热衷于“革命”。 在大讲阶级斗争的年代，人的价值是以政治身份显示的。“革命”是一个关键性标签。如果没有这个标签，人的存在简直都没有了意义，因为我们从小所受的全部教育，都围绕着这一点：要听毛主席的话，做革命人。但“革命”是要用每个人的言论和行动来证明的，它意味着必须亲身参与并在其中显示自己的坚定立场。在那时的我看来，当一场遍及全国的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来临之时，自己偏居一隅，做一个旁观者，无论以什么理由解释，都是不可接受的。道理很清楚：在激情燃烧的革命运动中，谁能不热血沸腾，难道他是冷血动物吗？ 到革命洪流中去，是时代的呼唤，也是我们这些一心要革命的青年的心声。 这时是1967年的3月，我放疗的第二个疗程进行到一半。按医生的要求，至少要完成三个疗程，还需要四五个月时间，而后观察疗效，决定是否再开更多的疗程。可是我等不及了。我心急如焚。我要尽快回到学校。当然，我知道，自己的病没有痊愈，突然中断治疗，是在拿生命冒险。也许，这一下就决定了我的命运，是个生死选择。但我不愿意多想这些。因为到学校去参加革命运动，这实在太有诱惑力了。在“革命”的感召面前，谁顾得了那么多？ 此时我家住在清华西院，家门前有一棵百年树龄的大杨树，“文革”期间，清华造反派挂在树上的高音喇叭，成天对着我们吵吵嚷嚷，讲完话就唱歌，没完没了。有一派红卫兵组织创作的“红卫兵战歌”，更是一天不知要播出多少遍，它的歌词用的是林彪语录，内容是这样的：在需要牺牲的时候，要敢于牺牲，包括牺牲自己在内，完蛋就完蛋！上战场，枪一响，老子下定决心，今天就死在这个战场上！ 这首歌男女声齐唱，很有些悲壮意味。特别是“完蛋就完蛋”一句唱完以后，还要齐声高喊“完蛋就完蛋”！歌词以不惜玉碎的一种绝决示人，令人印象深刻，故而被戏称为“完蛋歌”。 我当时反复听这支歌，不知不觉受它的感染和鼓舞。心里也想，要革命，还怕完蛋吗？完蛋就完蛋！想到这里，便觉热血沸腾，胸中升起一种浩然之气，自己忽然间变成了视死如归的勇士。 于是我把日坛医院的病历本扔在一边，瞒着家人，偷偷回学校参加“文革”去了。 03 1967年“五一劳动节”，一家人都放假在家。母亲让我把衣服换换，她给我洗。 过了一会儿，母亲手里拿着一个信封走到我跟前，厉言正色地问：“你老实告诉我，这些天你没去医院，跑哪里去了？” 我知道事情露馅了。原来，前两天我接到日坛医院随诊组的一封信，询问我一个多月未去医院做放疗，是怎么回事？我把这封信顺手揣在裤兜里面，母亲在洗衣服时看到了。 我只得讲出实情。 母亲大发雷霆，对我咆哮：“你不要命了吗？你知不知道这是要死人的事！”我无言以对。 假期结束，母亲决定亲自押送我回医院就医。虽然不情不愿，但是母命终不可违。记得我曾挣扎地表示不想再去医院，气得母亲真的动手揪我的耳朵。于是我只能低头跟着她走。 偏巧前几天，母亲也收到一封信，是上海的二舅寄来的。二舅刘国捷是上海华东医院的外科专家，他与北京日坛医院的肿瘤专家关曾文是好友。来信是想请关医生照顾我。于是母亲拿着这封信，带我直接去见关医生。 关医生很认真，立即找来秦德兴医生和孙燕医生一起为我会诊。孙燕在肿瘤学科上的造诣极深，后来被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当时已经是日坛医院的头牌专家、学术权威。三位医生研究后对母亲和我说，我的病的主要危险在于肿瘤复发和扩散。前一阶段四个多月的治疗，疗效还不能确定，尚需观察。目前左腋下尚存的两个小肿瘤，直径都在1cm左右。如果不长大，应该不会引起什么麻烦。但是它们一旦长大，就属于复发，需要立即治疗，防止癌细胞沿着淋巴系统全身扩散。所以他们要我经常在腋下摸摸，检查肿块的大小有无改变。而且，也需要经常回日坛医院复查，最好每半年一次。 至于被我擅自停止的放疗，他们说可以暂不恢复，观察后再决定。我听了欣喜若狂，感到自己被解放了，仍然可以回学校“继续革命”。 但是几位医生反复叮嘱我，还是要静养，不能劳累，这种病极易复发，复发时一旦癌细胞扩散，便很难治疗。秦医生还举出一个例子，讲的是一个十几岁的青年人，患上与我相同的病，经他的手治疗效果不错，病情得到控制，但是病人自己不注意，跟着红卫兵一起到外地“大串联”一个多月，因为过度劳累，引起全身性复发，再来日坛医院时，两只耳朵后面鼓起大包，整个头部都变形了。现在刚过几个月，此人已经不在人世。 我当时只觉得秦医生是危言耸听。我的心思早已飞回了学校。 临走时，秦医生给我开了一张盖有公章的医院证明，上面写着：“因此病治疗后易复发，请予该学生五年免体免劳。” 此后，我名正言顺地回到学校参加“文革”运动，不必再瞒着父母了。几天后发现因为学校停课搞运动，同学中不少住校生已经长期不露面了。宿舍楼里有大量空床，有的热心于政治运动的走读生擅自住了进去。反正现在整个学校处在无人管理状态，住宿也不要钱。我一直是走读生，此时见此景也动了心，索性搬着铺盖卷到学校住宿，和红卫兵的同学们同吃同住同“革命”，每到周末才回家一次。这使我心情变得非常好。不仅因为脱离了父母的管束，精神比较放松，而且还因为远离了令我郁闷的家庭。前面已经说过，与父母在一起，我是另有一番苦衷的。 “文革”进入派性斗争阶段，父亲在清华挨整更厉害。两派轮流批斗校领导，父亲每每被拉去陪斗，戴高帽、弯腰低头“坐飞机”，每次几个小时，被折腾得筋疲力尽。父亲此时已经患有高血压、冠心病，担心身体抗不住，万一摔倒，必遭红卫兵暴打不说，还很可能引发脑梗、心梗。所以父亲每天回家，都会面对墙壁屈俯身体站立一两个小时，以此锻炼挨斗的适应能力。 那时我家面积已经很小，过去住的清华胜因院别墅型大房子在红卫兵“勒令”之下一让再让，最后全家彻底迁出，搬到西院两间加起来不到二十平方米的东厢房。这房子，四口人住十分拥挤，除了床铺以外，摆不下什么家具，只在屋子当中架一只煤饼炉子供做饭用，墙边有饭桌、几把椅子和几只箱子。父亲这个大学教授，连自己的书桌和书柜都扔掉了。 此时，看到父亲在这样狭小的空间里自我练习“坐飞机”，我内心的苦痛难以言说。作为知识分子子弟，我性格中自幼形成的清高和矜持，以及我前段通过在学校参加革命运动所获得的自尊和自信，在这样的境况面前立即全部化为乌有。更要命的是，那些日子，清华园里自杀成风。很多教师不堪忍受造反派红卫兵的迫害，上吊的，吃安眠药的，投河的接连不断。 清华有游泳池，还有朱自清写过《荷塘月色》的荷花池，都离我家很近，距离不过300米。此时这些地方成了自沉者的理想之地，沉落过不少冤魂。而我和母亲每每听到某某人沉湖自杀的消息，心惊肉跳之时，看到父亲挨整过后那张阴郁苍白的脸，便不禁生出万分的担心：真害怕他走那条路呀！ 这样的环境令我窒息，我的精神几乎要崩溃。住到学校里去，冠冕堂皇的理由是去参加“文革”运动，是去“革命”，而在我内心深处的潜在理由，是要逃出这个不光彩的家，远离这个令我难堪的清华园，躲开这个倒霉的父亲！因为一旦回到学校，我便可以放下沉重的家庭包袱，内心的一切纠结和困扰都不复存在，立刻变得神清气爽，找回自己作为一个“革命人”的全部感觉。 时间过得很快。就这样，我在学校宿舍里住了将近两年，交了一大批红卫兵朋友。1968年底，毛主席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我的朋友们大多下乡插队了。我本人也面临选择，是留在北京当工人还是去农村做知青？母亲让我把医院开具的“五年免体免劳”证明给校革委会的领导看。那领导说，你这样的身体条件，要想留在北京进工厂根本不可能，因为体检你就通不过。去农村插队不需要体检，你能去吗？按理说，让你“免体免劳”，你就什么事情都不能干，只能在家呆着。 让我在家呆着？我是追求革命的青年呀，怎能做游手好闲之徒？于是我和负责学生分配的老师好一顿蘑菇。 终于有一个老师动了慈悲心，说他可以试试，争取在北京给我安排个适合的工作。几天以后，那位老师通知我说，已经联系好了，让我去颐和园，当园丁。 如此顺利就把事情办妥，这是因为，当时我们北大附中和颐和园有合作关系。“文革”前夕，学校已在进行教育改革，这包括“开门办学”，学生参加“支工”、“支农”劳动等等。我在北大附中读书一年，曾两次到颐和园劳动，每次两周，去了就是当园丁，做清洁工。整天左手提着一个长把手的洋铁簸箕，右手拿着一把扫帚，在楼台亭榭、假山假石中间转来转去做清扫。这工作，有个专业术语，叫做“剃山石”。因为在园里路跑得多，我对颐和园说得上是熟悉，从南到北，从东到西，一楼一寓，一草一木都能叫出名字。记得我“开门办学”劳动回来以后，曾对母亲吹牛说：“颐和园里，除了女厕所，我都去过了。” 但现在面临的选择不同。让我一辈子去“剃山石”，我不情愿。主要还不是看不起清洁工，首先是因为去那里工作，连一个伴儿都没有，注定太孤独。我最要好的几个朋友都下乡了。他们是为了在“广阔天地”，可以“大有作为”。其次，我也一向觉得，革命青年一定要有理想，有抱负，有雄心，有追求，这样才能施展才华、“干一番事业”。 如果在颐和园里静悄悄地“养起来”，能干什么大事？岂不成了“关在笼中的金丝雀”？这在那个革命的时代，是受人鄙夷的。因为革命事业总是轰轰烈烈的嘛！再者，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假如留在北京颐和园工作，我就又要每天回家住宿，又要经常面对被打成阶级敌人的父亲，难道我还要重温做“狗崽子”的感觉吗？ 回答当然是明确的。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下乡，到吉林省白城地区去插队。这事我不敢和家里商量，因为我预料他们绝对不会同意。我只能在既成事实之后，再向他们宣布我的决定！ 我并不是没有考虑过自己疾病的风险，但在这时必须豁出去，为了心目中的“革命”事业，拼了。我也想到过父母，他们都已渐入老年，且患有多种疾病，根据当时国家制定的“身边可以留一个子女”的政策，我在两个姐姐都已离开北京的情况下，即使不出具医院证明，也是可以留下照顾父母的。他们也确有这种需要。然而，我的叛逆之心此时占了上风，更多想到的是自己不愿再受父亲的拖累。在这一刻，我做了绝情的决定。 我知道家里的户口本在一个没有上锁的小抽屉里。我将它偷偷拿出来，独自到五道口派出所办理了户口迁移手续。几分钟工夫，一个红色印章盖上，我的北京户口就变成了吉林省的农村户口。 晚上回到家，我拿着刚开具的户口证明，告诉父母自己要去插队了。 母亲大吃一惊，她瞪大眼睛问我： “你怎么连招呼都不打，就自己把户口转走了？你知道你的病会让你死在那里吗？” 母亲愤怒了，她扬起手要揍我，但是她随即便痛哭起来，哭声很响，很凄惨，很悲凉。我从小到大，从没有见母亲这样哭过，那是一种哀嚎。边哭还边自责，连说：“我怎么忘记把户口本藏起来呀！” 此情此景，几十年来一直牢固地烙在我的脑海里。一旦浮现出来，就让我深感心痛。我内疚，觉得自己当初少不更事，完全不了解母亲的爱子之心。我的鲁莽和草率，我的反叛和自以为是，让母亲心碎了！ 后来我也常常反思，自己做这样的决定是不是个错误？由于这个决定和我吊诡的癌症经历搅在一起，使我无法做出理智判断。但从情感上，我很惭愧，无法原谅自己当初的自私和对父母的绝情，置他们的老弱之身于不顾，孤身一人逃亡到千里之外的东北农村。 此时父母应该也很纠结。特别是父亲，对我执意离家出走，他一定懂得我的心思。但他被扣着一堆政治帽子受审查，也不便阻拦儿子要求“革命”，只能无奈地接受现实。临行前，父母特意带我去了趟王府井百货大楼。母亲提议为我买长毛的羊皮大衣，父亲赶快提议为我买长筒羊毛靴。他们大概认为，自己力所能及的，只是让我在东北的冰天雪地里穿暖一些，其他的都管不了啦。 1969年4月，我与北大附中的30名同学一起，来到吉林省白城地区洮安县农村。今天的人们未必能理解，我们当初都是把这当作一项革命事业来参与的，可谓豪情满怀，壮志凌云。虽然，毛主席说要我们去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但是我们记得，毛主席也说过，“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就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他认为我们在农村可以“大有作为”，这就意味着要靠我们来改造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所以我们下乡，是怀着强大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有一种“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的劲头，一心要“扎根农村，干一辈子革命”。因而干起活来总是拼尽全力，冲锋在前，无论多脏多累，都争先恐后，“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是当时的口头禅。 刚下乡时，我写信向母亲报告情况，讲到自己在农村如何“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一下就把母亲讲毛了。我的淋巴癌本来就没有痊愈，母亲害怕如此的高强度劳动引起肿瘤爆发，造成不可收拾的结果。于是她便给我下乡的公社、大队领导写信，要求人家对我加以照顾。 但是，在生产队干农活、挣工分，也有一定之规。你拿成人的工分（10分），如果净干轻活儿，那对其他社员不公平。所以生产队长知道我的病情以后，就对我说，“没有那么多轻活给你派。你身体不好，少干两天就是了，干一天休息一天，少挣几个工分得了。”可我生性好强，不是为了工分，而是不愿被人轻视、被人讥笑，当作东北人所谓“病秧子”、“街溜子”，所以累了也不休息，一直在苦苦坚持。 在农村五年半，庄稼院里的农活，简直是没有什么没碰过。播种施肥，铲地割地，垛墙盖房，脱坯垒炕，刨粪积肥，放牧看青，割草搂柴，打谷扬场，修渠打井，跟车送粮，可谓十八般武艺都学过干过。 最考体力的是给公社粮库送公粮，要扛着180斤的粮食麻包踏上一尺来宽的狭长跳板，一路颤颤巍巍地走到两三层楼高的粮垛前，扯开麻包的一角，身子一斜，肩膀一抖，将粮食刷地一下倒入粮垛中。我记得自己在跳板上两腿曾经不由自主地颤抖，几次因重心不稳险些跌落。然而硬挺着过来了，还很有几分成就感。 在农村，精神自由，空气新鲜，心情大好。每天享受着明媚的阳光，欣赏着蓝天白云，青山绿水，与老乡们一同在田地里劳作，边聊天边嬉戏，时间久了，便让我把自己患病的事丢在脑后。该怎么干活，怎么生活，一切都和健康人没有区别。 只有母亲来信，还在时时提醒我、告诫我：要注意，要小心，别太累，别拼命。我基本是当做耳旁风。除此之外，还有日坛医院的随诊组，他们也是不断勾起我这一段伤心历史记忆的人，我曾对他们极其厌烦，但是他们的责任心确实令我感动和敬佩。自从我1967年5月离开医院以后，他们坚持每年两次给我写信，询问我的病情发展，并寄来专用体检表，让我在当地医院复查时填写，然后再给他们寄回。 这项工作，他们至少坚持了20年，我不搭理他们，他们依旧如影随形地跟踪着我；我每走到一处，他们就跟到一处，想甩都甩不掉，也不知他们是怎样得到我的联系方法。直到1980年代后期，我早已回到北京，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多年以后，我反复告诉他们我的病已痊愈，要求他们停止随访，他们才不再来信。 当然那些年，我一旦回到家里，母亲定会督促我去日坛医院复查。因为下乡在东北，冬天寒冷，没有农活干，农民们都在“猫冬”，我们这些知青自然就会回北京。所以我年年冬天都会去医院找秦德兴医生。去了也不用挂号，秦医生在哪里，我就找到哪里。有时在诊室，有时在病房，有时在实验室，只要看见我，他便就地给我检查。 一直到1974年，这时距我淋巴癌发病已有8年，秦医生在给我做了一次全面体检之后，对我说，“你以后不用再来了。你的病已经完全好了。”他又摸了摸我左腋下的两个小小的肿块，说，“我相信这里的癌细胞已经死光了”。 真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结果。恶性肿瘤在我逃避治疗之后竟然痊愈了。 04 五十年过去了。今天，我把自己的癌症故事讲给年轻人听，他们会觉得难以置信，匪夷所思。  有病不治还去下乡，是不怕死吗？ 我没有那么高的思想境界。其实不是不怕死，而是没有想到死。 尽管母亲总有不祥的感觉，时时提醒我是身患重病的人，必须处处当心。但是因为它并没有引起我的全身性症状，不痛不痒不发烧，我自己没当回事，只以为母亲是危言耸听，吓唬人。 直到不久前，出于好奇心，我查阅了一些医学论文和研究资料，才发现，当年我患的“淋巴母细胞淋巴瘤”，竟然是一种恶性程度很高的肿瘤，在诸多类型的淋巴癌中是最为凶险的，患者死亡率也最高。 例如《新疆医科大学学报》2014年第7期，有文章对28例儿童及青少年淋巴母细胞淋巴瘤做了临床治疗及预后分析，作者跟踪两年的结果是，28人中存活13人，死亡15人，占54%，死亡原因是疾病进展和复发。至于两年之后，5年和10年的死亡数字，作者未做统计，但已可想而知。 再如《白血病·淋巴瘤》杂志2012年第11期，一篇论文谈到有医生对105例淋巴母细胞淋巴瘤患者进行跟踪随访，发现患者普遍发病快，死亡也快，中位生存期仅为36个月，一、二及三年生存率分别为66.67％、48.81％以及20.69％。 又如《中国癌症》杂志2003年第2期，有文章讲到医生对36例淋巴母细胞淋巴瘤患者跟踪随访12年后，已有30人死亡，生存率仅为16.6%。 这大体可以代表二十一世纪初期的现代医学对这种癌症的治疗水平。相信在我国半个世纪前的医疗和诊治条件下，此病患者的死亡率要更高些。这不能不令我触目惊心。想到自己当初的冒险行为，不禁有些后怕。 当然，这些论文在谈到此病“预后较差”的同时，也说它对放疗、化疗较敏感，一些病人能得到“缓解”甚至“完全缓解”，但它又“极易复发”，还有相当高比例的病人“合并白血病”。同时，青少年患者的预后比成年患者要好，有少数患者可以痊愈。 看来，我就是那少数的幸运者之一。但是，为什么幸运之神会关照我呢？ 回顾这段死里逃生的经历，我试图找出其中的逻辑关系。 我之所以会罹患此病，当时医生是说不清的，只以“病因不明”四字回答。但是现在的医学科学研究，认为细菌和病毒感染都有可能引发淋巴系统的肿瘤。我在1966年6月左小臂被电烙铁烫伤导致感染，这很可能是我左腋下生出肿瘤的诱因。 如果是这样，那么我的治疗还算及时。虽然最初也经历误诊，但是协和医院在3个月后以病理化验为我确诊，使我立即转入了对症治疗（放疗）。也要特别感谢吴蔚然医生和我的大舅，他们在活检手术中临时决定切除肿瘤，去除了我体内最大的隐患。如果当初只是活检，那么以后的治疗就会复杂得多，结果也就难以预料。 记得事后我大舅说，他作为协和医院的医生一向是反对给病人做活检的。已经开了刀，见到肿物不切除，只是取出一点细胞组织去化验，这种方法风险很高。因为如果肿物是坏东西，你用活检刺激它一下，可能导致它爆发性增长，或者扩散。所以他才坚决要求吴医生为我将肿物切除。 接下来的放疗是针对左腋下未被切除的两个较小肿瘤和其他部位可能存在的肿瘤。3个疗程我做了一半，中途逃跑，现在看来，也未必是错。记得那时放疗对我的白细胞杀伤极大。每周一去医院放疗前都要先验血，白细胞通常在6000以上，到周五经过5次放疗以后再一验血，白细胞就只剩不足3000了。周末要回家补充营养，休息两天，下周一再来做放疗。 我猜测，如此连续治疗，让白细胞数量总是大起大落，是很容易激发白血病的。为什么有的医学报告显示，此病患者合并白血病的比例甚高，是不是与放疗杀伤白细胞有关，值得研究。因为当代医学科学已经证明大剂量的X射线在人体上的应用，是引发白血病的原因之一。而我的放疗，使用的正是X射线。所以，我少做了一个半疗程大约四个多月的放射治疗，大量降低了X射线的辐射，这或许也是我幸免于白血病的原因呢。真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至于我的放疗效果，以秦德兴医生的经验判断，一是有效，二是治疗不彻底。因为以往同类病人放疗至少要做3个疗程9个月，而我却半途而废，这样肯定不能把癌细胞赶尽杀绝。所以我确信自己在一个时期之内，是属于带癌生存，因为我左腋窝里一直有两个直径1cm左右的肿瘤，随时伸手都能摸到，它们的性质应该和被切除的肿瘤相同，这是我在协和做活检时，吴蔚然医生和我大舅都亲眼证实了的。它们是两个活生生的癌肿。当然，即使没有这样的肿块，也不能说明病已痊愈。根据近年来的研究报告，患者即使做了手术和彻底的放疗、化疗，此病也仍然有很高的复发率，多数死亡者是因为复发。而复发大都出现在治疗后的五年之内，所以医院给我开出“五年免体免劳”的证明。 然而，我却以回到学校参加“文革”运动和到农村从事重体力劳动度过了这个危险时期。简直似有神助，令人费解。思来想去，我以为自己转危为安的根本原因在于精神因素。 病愈多年以后，我读到一本书，作者是美国《星期六文学评论》总编辑诺曼·卡森斯，他的著作原题为《病的解剖》（Anatomy of an Illness），于1979年出版，中译本改题为《笑是治病的良药》。卡森斯在书里讲他自己1964年曾患有绝症，医生认为治愈的可能只有千分之二。他于是拒绝治疗，搬到一家廉价旅馆，每天吃大量维生素C，观看娱乐节目，让自己哈哈大笑。后来他的病竟然神奇地不治而愈。此后，他继续从事反对核武器、宣传世界和平的活动，曾获得1971年的联合国和平奖章。 卡森斯坚信积极正面的人生观，充满希望和乐观的生活态度，可以抵御疾病的困扰。他将自己的经历发表在权威的《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1984年，好莱坞还据此拍成电影。这个故事一经发表，立刻引起了全世界的轰动，来自十几个国家的三千多名医生写信与他交流。他们认为卡森斯为现代医学开启了一扇窗，让人们重新认识到了身体的自愈能力。卡森斯后来还被加州大学聘请为医学院教授，专门研究人类情绪抗病的生化作用。 这个故事表明，积极情绪是开启身体自愈系统的钥匙，绝症患者要康复，先要摒除内心的负面情绪。联系我当年的情况来说，逃离家庭，回到学校是我摆脱思想苦闷，克服内心焦虑的第一步；及时地加入“革命”队伍，这是针对我当时心病的一剂良方。我相信身体的自愈也是从此时就开始了。但是，此时毕竟处在“文革”中，我作为“黑五类”的“狗崽子”尽管没有遭到打击迫害，也还是有一团阴影笼罩在头顶久久不散。 真正让我获得心灵解放的是下乡插队。到了农村，天地变了，人的价值观也发生变化。农村的老乡们不懂政治，不搞阶级斗争。知青们来了，管他什么家庭成分，只要“任干”（干活肯出力），就是“好家伙”（好样的）。在那里，一个人对于所谓“革命事业”的价值，不是靠“红五类”家庭出身，也不是靠高喊革命口号，而是用努力干活来证明的。老乡们善良、包容，他们看到我们这些北京来的学生老实正派，理所当然地认为我们都是“好人家的孩子”，即使知道有些人的父母在挨整，也全不介意。 在这样的环境里，我的思想负担完全卸下，虽然终日劳动身体劳累，但是精神轻松，心情舒畅，生活快乐，笑口常开。回想过去，我迫不及待回学校参加“文革”，无非是想要证明自己“革命”的社会价值，但因为总被“红五类”轻视，还是难免郁闷，如今在农村，几乎不靠政治表现，这种价值却被毫不费力地证明了。因为积极上进，我受到公社和大队领导的重视，竟然接连获得提拔重用。 1972年我在尚未入团的情况下，居然先已被乌龙地任命为大队团总支委员，然后再补办入团手续；1973年我又被任命为公社团委副书记、大队革委会副主任，成了知青的头头，农村的干部。获得这样的社会肯定，令我的精神很自然地转入振作和兴奋的状态，消极情绪被扫除一空。从那时开始，我的心态变了，乐观积极的人生态度一直在我的心中常驻。 同时，我以为在农村从事体力劳动是一种“有氧运动”，这对我疾病的康复也是有益的。卡森斯用笑来治病，理由之一是他强调康复需要一定的运动，而大笑可以增加人体的运动量。的确，现代医学研究已经证明运动能提高自身免疫力，抵抗癌症的侵袭。 不过，从今天的立场来看，当年的所谓“革命”成了我的救命稻草，是带有几分可悲和滑稽的。诚然，青年时代的激情和理想，作为一种昂然向上的进取精神和社会担当，有其值得珍视之处，这或许是支配我一生的动力之一。但我那时对于“革命”的理解却十分无知和偏狭。就拿当初抱着“完蛋就完蛋”的心情回校参加政治运动来说，自己在其中刻意追求、无限热衷的东西，例如期望做一个“文革”中的坚定革命派，这种价值认同随着历史变迁，已显示出荒谬和可笑。但是，我需要老老实实地承认，正是这些夹杂着无知、偏狭、荒谬和可笑的激情与理想，竟然支持着我与病魔周旋多年，直到助我死里逃生。 作者简介：李昕，祖籍四川邻水，1952年生于北京。1969年从北大附中赴吉林省白城地区插队。1976年中师毕业，1978年考入武汉大学中文系。毕业后从事出版工作，曾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助理兼编辑室主任、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总编辑、三联书店总编辑。2014年退休。中国协会会员。 原载《长江文艺》2018年第1期 转载自"新三届" (责任编辑：晓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