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在1968年夏天就已经想走了。因为没学可上，在北京待得无聊，朋友们陆陆续续都在走，我也很想出去开始一种新的生活。可是我不想去兵团，宁可插队。 马笑冬：为什么你不愿意去兵团？ 叶维丽：插队自由一些，我这个人不爱受纪律约束。1968年11月我因为失眠睡不好觉，去黑龙江兴凯湖农场散心。我表姐是50年代的支边青年，她们家人都在那儿。我看到刚刚从天津来的知青，穿着黄不黄、绿不绿的假军装，俗话叫“狗屎黄”，干什么事都得排队，给我的印象实在不好。离开兴凯湖我去看望在黑龙江宁安县插队的两个中学同学，那几天我每天跟着她们去山里扛木头，累是累，但认识了不少老乡。干活休息的时候跟老乡们聊天，一个中年男人问人是从哪儿来的，又自问自答说是用泥土做的，要不为什么出汗时带出那么多的泥？我觉得这个说法挺有意思，虽说他的答案不“科学”，但是从他自己的生活中得出来的。这让我意识到，对“形而上”问题的关心，不是书斋里知识分子的专利。我的同学去的时间不长，却已经和屯子里的人相处得十分融洽，也参与一些当地的事务，我很羡慕她们这种脚踏实地的生活。回到北京正好山西来招人去插队。我知道去兵团挣工资经济上有保障，但当时这些考虑对我不那么重要，我立刻就报了名。当农民不用政审，报了名就走人。 我们学校去的是山西省山阴县，在雁北地区，离内蒙不远，是个穷地方。火车开到张家口，风一下子就变硬了。从大同到山阴改乘北同蒲线，向窗外望去，地上一片一片泛着白色，后来知道是盐碱滩。视野里几乎看不见一棵树，给人荒凉贫瘠的感觉。房屋是用土坯盖的，老乡穿着光板的羊皮大衣。雁北历史上就穷，“走西口”唱的就是那儿的人去内蒙古谋生。你说到云南的青山绿水，和雁北的反差太大了。 知青一般都分到条件相对好的村子。我们村叫“上河西”，在当地是个大村，有300多户人家，一千五六百口人。我们村曾经很富，当年有个说法，叫“骑骡养马上河西”，我们去的时候村里的情况也比周围其他村子要强点儿。从县城到村里30多里地路，中间要经过一条河，就是丁玲写的那个桑干河，冬天结着厚厚的冰。我们有几个人从北京托运了自行车来，我是骑着自行车去的村里，一路上颠得厉害。我们的车子不适合农村的土路，没过多久就都散了架，可见当时我们对农村情况的无知。 刚去时我们分散住在老乡家，后来住在自己的房子里。国家给每个知青200多块钱安家费，安家落户盖房子，一年多后我们在村南盖起了一排10间屋子，是请老乡盖的，男生帮工。房子盖好后，我们决定不盘炕，从北京运来床板。老乡看我们睡床板，总问冷不冷。我们那儿产煤，冬天屋里生炉子，倒也不冷。我们家现在还有一张当年的床板，几次搬家都没舍得扔。如果有一天建知青博物馆，可以捐了去。 南方有些地方地少人多，知青去了和老乡争有限的资源，不受欢迎。我们那儿地广人稀，广种薄收，我没感觉老乡不欢迎我们，当然也说不上多欢迎。我想他们是有点儿新鲜，也感到奇怪：这些城里娃干嘛来了？没有什么人把对我们进行“再教育”当真，说老实话，没有几个老乡听说过什么“再教育”。 我们村子算一个大队，下面有9个生产队，知青分散到9个队里，每队三四个人，我在7队。虽然是大队编制，可是小队核算，7队算中等收入的队，我是队里唯一的女知青，在大多数情况下也是唯一的女劳力。我们那儿已婚妇女不下地劳动，偶尔有几个小姑娘去地里也是连干活带耍。我和男人干一样的活，他们锄多少地我也锄多少地，我挣7分半工分，一个整男劳力挣10分，女知青差不多都挣这么多，不管你干得有多好。我们当时没觉得有什么问题，可能也因为差不多人人都有家里的“后援”，不指望这点儿工分活。我一年干下来，年底分红的时候，除去粮食钱、菜钱，也就能分到30来块钱现金。在经济上我们不能算真正独立，这点比不上你们。 但是我们比你们自由。到村里后我很快就发现，这儿的政治气氛比在北京宽松多了。后来我不断在心里想，选择插队是做对了。村里前几年的文化大革命是怎么搞的我不清楚，但我们去的时候已经没有运动的气氛了。当时的报纸上老说农村要“抓生产促革命”，怕革命冲击了农业生产。农民不干活和工人停产不一样，农民要是不种地，大家都别吃饭了。 我们村“吕”是大姓，老乡们说他们的祖上是明代从山西洪洞县大槐树那儿集合来的山阴，还说他们的祖先是八仙里面的吕洞宾。村里曾经有个“吕祖庙”，我们去的时候这座小庙只剩下个空架子，不知是不是在文革中遭到破坏。一些老习俗仍然很有势力，比如说辈分，辈分越高越受尊重，同一辈的人名字中间的一个字相同，一听名字就知道谁是哪一辈的，在称呼上严格遵照辈分来，年龄倒在其次。村长是个辈分很高的人，没多少文化，开大会的时候打着官腔，连口音都变成他自认为的普通话，还爱搬弄报纸上的名词，用的又不是地方，知青们听着暗暗发笑。开会常在晚上下工后，在小学校的操场上搭个临时讲台，挂盏汽灯，村长一个人在上面讲，底下没几个人听，男人打瞌睡，女人说闲话，孩子们到处窜。城里的政治到了农村，就变了味儿。 村子里传达关于林彪事件的中央文件时，老乡们的反应特别有意思。他们说，林彪和叶群两个人都是双职工，他们怎么还反毛主席？ 马笑冬：他们是什么意思？ 叶维丽：在村里如果一家能有一个人上班挣工资，吃皇粮，别人家就羡慕得不得了。一家男女两个“双职工”，那过的是什么日子！天天吃香喝辣的，还闹什么事？老乡们关心的是最直接最基本的生存问题，怎么能吃饱过好，他们看不出上层斗争对他们有什么影响。如果不是那时候已经在农村生活了几年，我会觉得他们的说法愚昧无知、荒唐可笑。可几年下来，我明白他们为什么会觉得如果一家有两个双职工，就跟在天上差不多了。“天上的人”还有什么不知足的？城乡生活的距离之大，使一些农民完全没法想象“双职工们”也有他们的喜怒哀乐。文革中的政治，如果不是直接涉及农村的，又有多少农民觉得和他们有关系呢？ 有的老乡说话非常随便，对很多事情不满，说起来骂骂咧咧，要在城里肯定能打成反动言论，一抓能抓一把“现行反革命”。他们却不怕，说：“我们已经蹲底了（在社会底层），把我送进监狱我还能不干活白吃饭呢。”老乡知道他们作为农民是在社会的最底层，没有什么可失去的，因此他们比城里人有更多的“言论自由”。 当然不是人人说话都口无遮拦。我们队有个大后生——我们那儿管没结婚的男青年叫后生——名叫贵山。他心灵手巧，样样活计都拿得起来，跟着他干活他处处照顾你。贵山是富农的儿子，快30了还没娶上媳妇。他身板高大挺拔，人也长得很端正，他没结婚显然和“成分高”有关系。那几年我没听说村里开过批判“四类分子”的会，但对贵山这样的人压力显然是有的。贵山说话很谨慎，从来不“胡说八道”。我们那里并不是政治上的“世外桃源”，但整体的气氛确实比在城里要宽松许多。 作为城里人，咱们在内心深处往往有优越感。在农村生活一段时间后你就会发现，村里有很多非常聪明的人，而你自己并不高明，往往还很笨。有一次我和几个后生一起浇灌菜园，水很快很猛地冲进园子，我还傻傻地站着不动。一个后生看我没眼力价，就提醒我往干地上站，别把鞋给弄湿了。他接着又说，其实干什么都是一样，自己要先站在“干地”上才能顾及别的。后来我在生活中遇到一些情况，会问自己是不是站在“干地”上了。这就是从生活中学来的哲理吧？我们队有个熬盐的老汉，读过一点四书五经，有时愿意跟我讨论什么叫“仁”之类的问题。我知道多少孔孟？这种时候真让我汗颜。 同时，我们在书本上、从各种宣传中得来的政治概念，也不断地在现实中受到检验。比如说关于“贫下中农”，总是说他们政治觉悟最高、品质最优秀。我们到村里不久，大队派了个老汉给我们做饭。他的形象朴实忠良，照一个女生的说法，“一看就是个贫下中农”。过了一阵，有个男生发现，我们的黄米还没怎么吃，米口袋已经下去了一大截。黄米是细粮，很金贵。再一“侦察”，知道都是老汉一次拿一点，慢慢偷走的。这下知青们炸了窝，对老汉不依不饶，数那个说“一看就是贫下中农”的女生反应最强烈，最后老汉只好走人了事。其实在村里，“偷”是家常便饭。粮食下来后堆在场上，不时听说少了。每个队都有专门“看青”的人，他们不下地干活，到各处地里转来转去防止人偷庄稼。其实这些看青的人自己就是吃家，看哪块地的玉菱子快熟了，掰下来烧把火烤了吃。刚去村里时，老乡们对待“集体”的态度让我很气愤。不但偷集体是常事，在地里干活时，好心的小后生还教我如何偷懒取巧。时间一长我明白了，老乡们并不“热爱集体”。 我们那儿管下地干活叫“受苦”，管好劳力叫“好受苦人”，我们知青干起活来都还比较实在。到村里不久，我就学会了用扁担担水。有一次担水浇队里在远处的一块地，我一口气担了15趟，真把我累坏了。还有一次我们7队和6队在一起干活。6队有个老汉是个大能人，不但干活是把好手，逢年过节还会耍狮子，在村里威望很高。那天我干活时他暗中在看。收工时他说了一句，“你会受苦了”，意思是我会干地里的活了。为他这个话，我心里得意了好多天，到现在仍然觉得它是对我5年插队生活的最高肯定。 在队里，我交了几个老乡朋友，都是老实巴交的“老汉”。我跟其中的高典老汉特别好，他的家就像我在村里的一个家。老汉有胃病，脸色发乌，他有一家子人要养活，最小的孩子还在炕上爬。老汉的妻子——当地的称呼是“高典老人”——老家在晋南，虽然嫁到上河西20来年了，可是仍然被村里人看做是“侉子”，笑话她说话的口音。因此高典老汉家在村里又穷又没地位。遇上节日我到他们家去“吃请”，比如中秋节，别人家还能吃顿羊肉萝卜馅饺子，他们家顶多就是素馅饺子，但因为是白面的，一家人都欢天喜地了。 马笑冬：你在村里几年，农民的日子是越过越好呢，还是越来越不行？ 叶维丽：从收入来讲，绝对没有提高。如果把能吃上多少白面当做生活水平的一个指标，那些年是在逐年下降。我们刚去的那年，我们7队每人分20斤麦子；5年后我走的时候（1973年），每人才分7斤麦子，磨成面就更少了，所以一年吃不上几顿白面。别的队也大同小异。吃顿白面是件大事，能乐上好些天。老乡在地里经常说的一个话题就是吃。离中秋节还有好几个月，老乡就开始聊过节那天吃什么了，几乎天天说，一直说到过节那天吃上一顿。老乡见面打招呼说“吃了吗？”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没有什么比吃更重要了。我们队有个妇女去过北京。当时她儿子在北京当兵，她去探亲。她最爱跟人讲的北京见闻是去颐和园和吃油条，油条比颐和园还让她津津乐道，我就不止听她讲过10次8次。 你讲到在云南看到的贫穷对你的震撼，我对贫穷也有几个永远忘不了的镜头。有一年秋天我们队分山药（土豆），我们先把山药从地里收回来，堆放在村里当街一棵大树下，留一个人守着，别人先回家吃晚饭，饭后各人拿着麻袋箩筐什么的去领自家那份儿。除了粮食，我们从地里收下的东西都这么分。那天晚饭后我拿个箩筐去领我那份儿，这时候天已经完全黑了，秋风萧瑟。走出巷子，我看到在大树底下站着一群破衣烂衫的人，有的披着麻袋片，在冷风中哆嗦着等着分山药。我突然受到强烈的震撼：这不是一群乞丐吗！天天在一起干活，我视而不见，没有特别留意，但那一刻站在远处，我一下子“看见”了。我觉得心里作痛，这都是我朝夕相处的乡亲。在他们中间仿佛也有我，我自己的衣服也很陈旧，一件外衣穿了七八年，头上裹着老太太戴的黑头巾。但我又清楚其实我并不在里面。 还有一次，我出工晚了，赶到地头，已经看不见人了。玉菱子长得又高又密，人们在里面锄田，地头散落着鞋。老乡们为了省鞋，夏天常常光脚锄田。我头一次好好地看了一眼那些鞋，都是一针一线做的“老农民鞋”，一双双不是前头开了口，就是后面穿了帮，要是在城里，早都该扔了。后来我看到凡高的一幅画，画的是一只破旧不堪的皮靴，让我想起我们地头的那些破布鞋。在村里几年，我学会了从一个人穿的鞋来判断他（她）的家境。 还有一个镜头发生在另外一个村子里。1971年的冬天，我到临近朔县的一个公社参加了几个月的“一打三反”，主要是清理经济账目，整顿村里领导班子。那时候知青们已经不爱干这种事了。我呢，别人爱干的时候我不干，到人们都不干的时候，我倒想干了。我觉得在上河西生活了几年却并不了解农村，这次是个机会。我去的村子不大，我们每家吃派饭，没过多久，村里人的名字我差不多都记住了，交了不少朋友，知道了很多事。我们的工作最后不了了之，“运动”式的做法差不多都是这样的结局。 有一次我在一个老乡家坑头坐着和女主人聊天，她有个3岁左右的小姑娘。那孩子隔一会儿就到窗边去一下，我们说话的工夫，她去了几次。我纳闷她在做什么，就扭头去看。原来窗台上放着一块水果糖，最廉价的那种，连糖纸都没有，大概是从村里代销点买的。她走过去，舔一舔那块糖，放回窗台，过一会儿再去舔一下。小小的年纪，就有这么大的自制力，知道这糖宝贵，不能一下子吃了，只能每次舔一舔。这个女孩轻轻舔糖的动作给我留下深深的印象。 这些贫穷的细节不断加深我负疚的感觉，让我觉得我应该做些什么来帮助老乡，可是我什么都没做。离开村子回北京的时候，我就是怀着这种深深的歉疚。 刚去村里的时候，我常在脑子里跟自己讨论是不是要一辈子当农民，一天到晚为这个问题所困扰。一旦上山下乡，我们的城市户口就被注销了，大家都明白再回北京很难了，前途是什么，谁也不知道。当时官方的号召是要知青扎根落户，中国的政治情况也让人看不到有别的前景，一辈子当农民似乎是唯一的出路。像你一样，我也留心农村妇女的生活，在心里问自己能不能也那么活。 马笑冬：你都看到了些什么？ 叶维丽：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当地的婚姻。我们那儿管嫁姑娘叫“聘女儿”，男方要给女方家彩礼钱和衣物。我们刚去的时候彩礼钱是600块钱左右，5年以后，涨到1000到1200块钱左右，几乎增加了一倍。知青们都认为，这不是明显把人当商品卖吗？怎么解放这么多年了，还存在买卖婚姻？让我们奇怪的是，女孩子们一点儿也不认为她们的人格受到了侮辱。她们说父母养她们这么大，要彩礼是应该的。平常她们没有像样的衣服，借着出嫁可以要上几身新衣服和一块手表，穿戴上在村里街上走一走。每逢我看到一个聘出去的“女儿”，身穿婆家送的新“条绒”（灯芯绒）上衣和“华达尼”裤子，有些不好意思又有点儿得意地在人前来来回回地走，心里总忍不住有些怜悯。有的女孩在村里有“相好”，但也不得不远嫁他村。遇到这种情况，这个女子心里绝不会真正欢喜，但也认命了。我在村里5年没听说过有抗婚的。我们女知青的年龄在18、19到20出头之间，村里跟我们年龄相仿的女孩子差不多都出嫁了。我们队有一个跟我不错的一个女孩儿，我去的那年她结的婚，两三年后，她两三个孩子都有了，拉一个抱一个，肚子里还怀着个。原来挺秀气的女儿，现在衣冠不整，蓬头垢面，就跟你说的那个傈僳族女子一样。 我们那儿管没结婚的姑娘叫“女儿”，结了婚的叫“女人”，上了年纪的叫“老人”，女人一老就没有性别了。“女人”这个词和生育密切相关。我们在村里那几年，生产没有上去，收入没有增加，但“聘女儿”要价却越来越高。我们知青在一起老纳闷老乡这钱是从哪儿来的？娶媳妇除了聘金，一般来讲还得盖新房子，那开销就更大了，很多人家就得拉债。我在村子的后几年，“换亲”的现象越来越普遍。 马笑冬：什么叫“换亲”？ 叶维丽：“换亲”就是如果一家有兄妹两个，就找别的村另外一家也是兄妹俩的，把妹妹嫁过去给那家儿子当媳妇，哥哥娶那家的姑娘。这样双方都不用出聘金，没有“资金的流动”，婚嫁的大宗开销就省了，这是穷人的办法。我们知青院子有一个常来串门的小伙子，我们叫他“老懂”。老懂对外面的事情特别感兴趣，老到我们那儿去看报纸，听半导体，和男生聊天。他对什么事情都有自己的看法，所以男生给了他个外号叫“老懂”。老懂非常聪明，人也长得端正。他家没钱，只有换亲，先把他妹妹嫁给外村一家人的儿子，他再娶那家的姑娘。他娶的媳妇从各方面看都和他不般配，老懂一天到晚不在家待着，娶了媳妇也不着家，老泡在我们那儿。他在村里有个相好，是个“好人材”——我们那里管长得漂亮的女子叫好人材。漂亮的女儿要价就高，老懂没钱娶她，她嫁给别人了，我们都知道老懂心里不痛快。换亲容易出现悲剧，男女双方都没有幸福，但往往女性受害更深。如果妹妹跟哥哥的年龄差不多、对方家庭各方面情况都般配还好，这样18岁的妹妹先嫁给年龄相当的男人，再给20岁的哥哥娶嫂子。可是常有的情况是哥哥都二十四五岁了还没结婚，所以妹妹一到十五六岁就给嫁出去了，老懂家就是这种情况。老懂的妹妹小小年纪，一个人嫁到个陌生的地方，她的婚姻是为她哥哥服务的，比起老懂，她更惨。 这些都是现在的想法，当时没想那么多，只是用城里人的眼光看，觉得当地的风俗就是这样，是农村的问题、农民的问题，结婚要聘金是因为贫困，没想到这样做还反映了妇女从属的地位，看待这个问题还可以有一个女性的视角。你看到那个云南姑娘的变化那么震动，你是把自己当做和她一样的女人了，我缺乏你那样深的同为女性的认同。像你一样，我的结论也是不能像村里的女人那样生活，连想象一下过那样的生活都能让我浑身发冷。其实除了贫穷，女人从属于男人的低下地位也是我不能认同村里女人生活的重要原因。毕竟我们受过“男女平等”思想的教育，再回到男权社会是不可能了。 有意思的是，老乡好像不把我们女知青当做有性别的人。有时当着我们的面，他们就议论女知青怎么就不像女人，“形体”（这不是老乡的原话，是我的较为含蓄的“翻译”）不像，举止言谈不像，穿着打扮也不像。老乡们在地里干活时经常讲些男女之间的事，照他们的说法，晚上那么长时间不干这个干什么，还常说些很“荤”的笑话。他们从来不避我。最初听到这些话我觉得特别扭，后来明白我在不在场他们都这么讲，也就充耳不闻了。这些笑话给枯燥的田间劳动带来乐趣，它的听众主要是十五六岁的小后生，你甚至可以说是对他们进行的“性教育”。相比之下，我这样在清教主义影响下长大的人在性的问题上要无知多了。 我和男社员们一起干活从来都觉得很安全。我们刚去的头一两年，有个别老乡打听过女知青有没有要在当地结婚的，因为他们知道我们不会要彩礼钱，结果被男生严词驳回了。事后男生告诉我们有这么回事，说起来俨然是我们的保护者。我心里觉得好笑，并没有请你们代表我们。后来老乡就不打女知青的主意了，可能他们明白我们早晚得走，留不住。 村里人在性的问题上没有城里人那么多禁忌，有时会听说谁“偷人”了，谁和谁“相好”了。男女青年在一起打打闹闹，拉拉扯扯，有的女孩子在男人怀里乱滚，别人在旁边看着哈哈笑，大家都很开心。我想老乡们在男女关系上就是这样随便，慢慢也就见怪不怪了。 有一件事，我一直不知道该怎么叙说。我们在的那几年，我们村有一对男女双双被枪毙，我亲眼目睹行刑的全过程。女方是个三十几岁的女人，有丈夫、孩子。男方是个大后生，二十大几了，还没结婚。两个人“相好”了，女方撺掇男方给她丈夫食物里下砒霜，不久她丈夫中毒身亡。我们到村里时，他们两人已被逮捕。当时正兴“群众专政”，有一天老乡们被召集起来开会，让大家议论该怎么判刑。压倒性的意见是给女方判死刑，放男方一马。据说女方的名声本来就不好，和不少男人睡过觉，有个很难听的外号。而男方是个“好受苦人”，因为穷，娶不起媳妇，是女方勾引他，教唆他犯罪。发表意见的都是男人，不知村里的女人们怎么看待这个案件。 后来法院的判决下来，两个人都是死刑，公审大会在离我们8里地的公社所在地召开。那天大队停工，全体社员都得去公社开会。公审的都是刑事犯，有六七个人，我看到了我们村那对男女，他们的罪名是“因奸杀人”。那个小伙子人高马大，一表人才。他的嘴被勒上了绳子，不能发声，他用眼晴在人群中搜寻熟人，神情很镇定。那个女人看起来很普通，没给我特别的印象。法官宣读完判决，大会立即结束。各村来的人很多，一时非常混乱。我正要往上河西方向走，突然看见押着犯人的卡车在我面前一块空场停了下来，犯人们被推下车，几声枪响，他们在离我仅几米之外的地方倒地身亡，全部过程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我一口气还没喘上来，就看到了一个不可思议的场面：一些人拥将上来，将死人的脑浆收集起来，包好带走。这群人里我看见了我们七队一个社员。 在此之前我连死人都没见过，如今我在毫无精神准备的情况下看到了似乎在蒙昧蛮荒的时代才会发生的事情。此后的若干天，我几乎天天夜里做噩梦，血腥恐怖的场面挥之不去。 后来我听老乡说，用新鲜的人脑浆治疗毒疮是当地人相信的偏方，这个说法让我想起鲁迅小说里的“人血馒头”。咱们中国人，不分南北，都有很“邪”的、用“现代”观点看十分野蛮残酷的治病办法。我们队那个社员长年累月长疮，让他不堪困扰，有时他会用很脏的布把长疮的部位包起来，让人看着就很难受。村里有两个半脱产的“赤脚医生”，他们会简单的针灸，备有一些常用的西药，还种着一块中草药地，但他们显然治不了那个社员的顽症。野蛮的办法不但和愚昧有关，也和无助有关。 公审大会过了很久，老乡们还在惋惜那个被枪毙的大后生，念叨他是个多么好的“受苦人”。 除了贫穷，我还感受到了干群矛盾，有时相当尖锐。我们村只要大小是个干部，就不用下地干活了。不下地是最大的好处，此外还有各种各样其他的好处，比如分东西的时候分得多一些，好一些。在我们那么穷的地方，多一点儿少一点儿就很不一样。哪怕一些为人不错的干部都这样做，好像这是当干部理所应得的。老乡们心里不满，常发些牢骚，但也无可奈何。 我们7队的干群关系格外不好，社员们背地里管我们的队长叫“七尺灰”。“灰”在当地是“坏”的意思，这个人个子很高，“七尺灰”的意思是“高个子的坏蛋”。他很少下地干活，平时所谓上工就是拿把镰刀，到地里各处转悠，看看哪块地该锄了，过两天让社员去锄。他转一转就回村了，不知在哪个炕头坐着抽烟聊天去了，这样就挣了一天工分，还是最高分，老乡管这种工叫“遛弯工”。 “七尺灰”偶尔下一次地，我们就要“受死”。 马笑冬：受死？ 叶维丽：我们那儿管干活叫“受苦”，“受死”就是让你拼命地干活。平常“七尺灰”不来的时候，是副队长领着干活。我们走到当天要干活的那块地，有时离村里好几里路远，副队长说“抽袋烟吧”，大伙就在地头坐下来，这一坐半天不起来，抽烟聊天磨时间。抽了几袋烟以后，副队长慢悠悠地站起来，大伙儿这才开始干活，中间还休息一下，等到快晌午就收工了。这样一种劳动态度，让我很早就明白社员们没有积极性。成年劳力还好一些，十六七岁的小后生们尤其不好好干。他们锄田的时候，地头锄锄，中间划拉划拉，就到了另一头，在地上坐着等大伙过来。 可“七尺灰”一来我们就得受死。他精瘦精瘦的，平时不干活，养足了劲儿，偶尔到地里来，还常常是我们干了半天他才到，一来就腰也不直地锄地，他腿长，大步流星，你还得跟上。到快晌午的时候，肚子饿得咕噜咕噜叫。如果出早工的话，清早就开始干活了，早饭是担到地里吃的。我们知青的早饭还有干的，通常是一个玉茭窝窝，老乡就是稀薄的玉茭糊糊，里面能放几块山药就很不错了，春天青黄不接的时候还吃野菜团子。到了中午大伙儿都饿得前胸贴后胸了。别的队都回家了，从我们地头经过时，“七尺灰”好像没看见，我们只好继续干。这时候我觉得太阳特别毒，地头特别长，肚子特别空。四周安静极了，只有我们7队社员在默默地“受”。 “七尺灰”每隔一段时间就这么整我们一次。我们队的社员都恨死他了，背后把他骂得狗血喷头，可没有一个人敢当面顶撞他，大家都怕他。他虽然年纪也就是30多岁，可是辈分不低。他能这样为所欲为，在大队里定有靠山。他每次整我们，我都气得浑身冒火，在心里狠狠地骂他，反复说，你不能这样对待我们，你不能这样对待我们。这句话就在嘴边，但我从来没有说出口来。作为知青，我觉得自己应该做些什么，但是我什么也没说，什么也没做。我有一种非常强烈的负疚感，觉得对不起我们队老乡。 马笑冬：如果你当面顶撞他，他会不会因此压你，不许你回城，不让你上大学？ 叶维丽：我没想过。我想他没有那么大权力。可是我即使当面顶他，也不会起什么作用，他不会把我当回事儿。当然这样解释是为自己开脱。我觉得负疚是因为我连说话的勇气都没有。从小咱们受的教育是要敢于和恶势力作斗争，但在实际生活中我却这么软弱。 我做过一阵大队“电磨”的会计，“电磨”就是粮食加工厂。大概因为前几任会计手脚不干净，大队就让知青去管账。我每天在机器轰鸣的屋子里开关机器，称粮食收钱，一天下来，浑身上下都是粮食粉末，头发全是白的。在“电磨”的日子里，我开始明白“走后门”是怎么回事。常有干部、有时包括公社干部拿自家粮食来，放在一边，什么话也不说就走人了。你给不给他们加工？加了工收不收钱？就算我不给他们加工，和我一起干活的一个老乡早就把他们的粮食加工好了。有时快下班的时候几个干部一起来了，拿了粮食就走，没有二话。很快我就明白，他们是不会给钱的。跟我关系好的老乡，有的也把粮食悄悄放下，跟我点点头就走了。 渐渐地，我学会了判断每一种情况，不在加工厂我不会知道这中间的“学问”。干部的钱你是收不到的，只好认账，但是大部分人的钱你必须得收，否则加工厂就没收入了。在哪儿划一道线呢？对大部分老乡朋友，我只能管他们要钱，要不然我这个营生没法干。只有高典老汉，我就不收钱了。他实在太困难了，因为身体有病干不了重活，工分挣得少，家里负担又重，每天下班后结账时点着花花的票子，我的感觉很复杂：我实际上是给干部们走后门做了同谋，又不能帮助队里那些也很困难的乡亲们。至于收入上缴之后大队是怎么花的，有没有贪污，我就都不知道了。在加工厂干了几个月我就不干了，又回到队里去锄田。 在地里干活的时候，十六七岁的小后生经常问我们：“你们在城里看电影吧？溜马路吗？”想象城市的生活是他们永不疲倦的话题。他们想象城里人吃饱饭了没事干，穿得干干净净的，男男女女挎着胳膊，在大街上走来走去。这就是农村青年心目中的城市生活：“体面”，有闲。年纪大一些的老乡只是听，什么也不说，他们似乎已经不向往什么。我不记得我是怎么回答的，可是小后生们想象的城市生活画面留在了我的记忆里。每天顶着太阳弯着腰、锄着叶子已经开始剌人的玉茭，城市生活距离我也很遥远了。 马笑冬：城乡差别大概是我们每一个插队的人最强烈和最直接的感触。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农村会这样穷？ 叶维丽：我有好多疑惑：为什么老乡不热爱集体，反倒老想办法占集体的便宜，干活的时候能偷懒就偷懒；为什么越干越穷？“受”了一年，还是吃不饱穿不好？为什么干部和群众的对立情绪那么大？我已经感到公社制度不能调动人的积极性。但是对这些问题，我没有去深想。当时听说有些爱思考问题的知青冬天回到北京，凑在一起，交流各地的情况，讨论这些问题，他们还看些理论方面的书籍，形成了自发的“地下沙龙”，这些都成为后来中国农村改革的种子。我很敬佩他们，但是我们村知青中没有这样的人。 马笑冬：听你讲起来，你们和老乡的关系还不错啊。 叶维丽：个人都还可以，每个知青在村里都有自己的“朋友户”，逢年过节老乡到知青院叫我们去“吃请”的喊声此起彼伏。很多知青都学会了讲当地话，我说得最不好。刚去的时候我大概只能听懂60%左右的话，还得连猜带蒙。后来大家都学，成了风气，我们全县都是这样。前些年，我跟几个知青回村，在村口遇到第一个村里的人，他问我们是什么人，一个女生脱口用雁北话说：“忘球啦？”（把我们忘了？）我听了又想笑又想哭，当年的感觉一下子就回来了。 但是作为一个群体，我们和老乡之间存在着一道无形的墙。去山阴县插队的学生是女附中和男四中的——当年北京两所最好的中学。我们村的知青里不但干部子弟集中，而且高干子弟集中。有人开玩笑说在我们同学的家长中，能找到中共从一大到八大的中央委员，就是没有九大的。老乡们知道我们的家庭情况后说：“净是大疙旦”（大官）。我不喜欢这样一个组合，我那时已经十分不认同干部子弟那一套了。 马笑冬：那你怎么跟着这些人去了？ 叶维丽：是学校分的，除了一个“老初三”的，我和别人都不认识。下乡的高干子弟都是家里有问题的，没问题的很多都去当兵了。我们村一开始去了20多个知青，后来陆续又有来投亲靠友的，最多的时候有30几个人，其中好几个是“弟弟”。那时候一个家庭分散在几处太平常了，有的家长就尽可能让孩子们到同一个地方去插队，好互相照应。我弟弟的学校是去晋南，我爸爸妈妈让他跟我到雁北。有一阵我们家5口人在3个地方：我和弟弟在雁北，我爸爸在山西南部永济的新华社“五七干校”，我妈妈和我妹妹在北京。当时中国城市几乎家家“四分五裂”。我妈妈因为腿残废，没去干校，在北京给我们保住了个“窝”。我们村里有些同学在北京就没家了，还有的同学家长被关起来，多年没有音讯，生死不知。我们插队那几年，有个男生的父亲在干校突然死亡，至今闹不清是自杀还是他杀。我爸爸在干校打井几乎被突然倒下的井杆砸死。这就是当年中国城市家庭的写照。由于我们村知青的背景，“家破人亡”的情形更加突出。 因为尽是些落难的“公子小姐”，大家普遍的心情是压抑和不满的，从一开始就没有接受再教育的心，反正也没别的出路，只能插队，就来了。第一年年底我们村知青中就有人走了，是去当兵，这是当时家里问题解决了的干部子弟通常的出路。这么一来，大家明白早晚有一天都能走，在农村插队无非是权宜之计。冬天地冻得硬梆梆，营生很少，很多人就回北京，一住几个月，春耕了再回来，像候鸟一样。 村里干部不“左”，从来不找我们的麻烦，和我们的私人关系也不错。我内心很希望我们村的知青是一伙做事的人，能够参与村里的事务，为老乡们做点儿事。我在黑龙江插队的同学和老乡相处得那么融洽，参与屯子里的公共事务，她们成了我心目中的榜样。在我们县别的一些村子里，知青有的当了队干部，有的当了会计、教师和赤脚医生。有个村的知青在村里几乎“夺了权”，大队小队的干部都有他们，在老乡中威信很高。而在我们村，除了个别男生，我们大多数人都没有融进村里的生活，也无意进去。有一度我认真地想要转到“干事儿”的村子去，但最终也没走。一想起在黑龙江的同学，我就惭愧不已。我恨自己无力冲破那堵无形的墙，有时恨得浑身燥热，但就是冲不破。 有个例子可以说明“墙”的存在。有一次两个知青要结婚，他们年龄都比较大了，在北京就是朋友关系。听说他们两人要在村里结婚，老乡们都很兴奋，觉得可以热闹红火一下了。结果没一个老乡被邀请，连村干部都没请，完全把门关上了，知青们自己开了一个party（聚会）。我想老乡们一定很失望，他们还准备“听房”呢。那两个知青结婚的时候我们已经到村里一年多了，认识很多人了，也不知道是谁决定不请老乡的。 马笑冬：有人提出异议吗？ 叶维丽：没有，我心里很不舒服，可什么话也没说。我们这些人里还有人号称要“解放全人类”呢。“解放全人类”是四中老红卫兵组织，男生中有几个人曾经和这个组织有关系。他们在自己的锄头上刻着“解放全人类”，每天上工扛着这么个锄头，我觉得特可笑。 到村里后不久，知青就分为两派。这种派系之争特别无聊，而有人却把它叫做“两条路线斗争”。两派知青的家庭背景相同，两派之间没有任何有意义的分歧。我想是有个别男生权力意识特别强，习惯了文革中的派性斗争，就把它带到农村来了。两派都以男生为主，女生依附男生，我哪派都没参加。在很长一段时间，我“外人”的感觉非常强，既不是老乡中的一员，也不满意某些知青的拉帮结派，成了“两个世界”之外的人，一个人很孤单。 每派在一起最常做的事是“打平伙”，把从北京带来的挂面香肠之类凑在一起，再从老乡家买些豆腐、鸡蛋，做一顿好吃的解馋。我们平时的伙食干的是玉菱窝窝，稀的是玉菱糊糊或小米粥，粥里有时放山药蛋。雁北地区蔬菜种得少，老乡很少吃鲜菜，一年到头吃用洋白菜丝和胡萝丝腌的酸菜，叫“烂腌菜”，我们也跟着那么吃。刚吃的时候很不习惯，总觉得有股酸臭味。刚去的那年吃不饱，有的男生吃完了自己的一份就在伙房门口等着，向女生要吃不了剩下的。后来能吃饱了，但是没有油水。第一次在村里过年，伙房吃羊肉饺子，有的人先吃一轮，然后到外面去走路“帮助消化”，回去再吃第二轮、第三轮，没人把肠胃撑破了真是万幸。不知为什么，小米“养”女生，第二年以后女生都红润了一些，男生还是又黑又瘦。但就是这样，我眼看着我弟弟的身体一点一点往上蹿，撑破了一双又一双从家里带来的袜子，补他的破袜子是我的事。 每天吃饭的时候，大家端着玉茭糊糊碗就开始“精神会餐”，聊吃过的美味，还互相打赌一次能吃多少鸡蛋什么的，我记得一个男生说他能吃20个。我当时最想吃的是北京的芝麻烧饼夹油条。其实在家时早饭也不吃这个，可能这种最普通的北京早点代表着一种已经失去了的日常生活吧。插队让我们知道了最基本的物质生活的重要性，是真正的“唯物主义”教育，比任何说教都有力。咱们这代人在文革初期口出狂言，颐指气使，不知天高地厚。农村的生活，不管是在云南还是山西，让咱们实实在在地落在了地上。后来中国经济改革最初的动力，大概和我们每个人肚皮的感觉有关。 两派“打平伙”的时候，我没地方去。在村里过第一个中秋节的时候和我同住在一个老乡家的女生去“打平伙”了。我一个人在家，望着天上的一轮满月，想起李白的诗“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感到特别孤独。你提起在火车上过18岁的生日，我记得在村里过20岁的生日。那天中午下工回来，我没有去大伙房吃饭。那时候我们知青还分散住在老乡家，我把我弟弟叫到我住的家，屋里有个连着炕的大灶。我倒了几瓢水，添上一把柴拉风箱把水烧开，下了一把挂面打上两个鸡蛋，姐弟俩每人吃了碗鸡蛋挂面，算是给我过生日了。那天就是想借机吃顿好的，心里没有什么感触，不伤感，也不想抒什么情，下午照常出工。 那几年在我们村知青中，发生了很多“爱情故事”，有人开玩笑说，我们插队的几年贯穿着一条“爱情红线”。一帮青年男女朝夕相处，身在两性文化相对开放的乡间，又没有家长的管束，有各种各样的“罗曼史”是再自然不过的了。 我们村最后成全了5对知青夫妻，到现在他们的婚姻仍很牢固，大家开玩笑说，上河西“宜婚”。当时女生中大概只有我没被拴上爱情红线，而且因为我哪派也不是，这方面的消息往往最不灵通。我仍然清楚地记得我第一次听说知青之间有性关系时的震惊。 马笑冬：你是怎么知道的？ 叶维丽：我们住的一排知青房正好跟我们7队的饲养房背靠背。一天我听队里老乡说在饲养房院子里发现了避孕套，说一定是“学生们”用完了顺手扔到墙这边来的。 马笑冬：老乡们居然知道是什么。 叶维丽：就是啊，我就是看见了也不知道是什么。这件事给我的冲击太大了。我听说以后一下子觉得乌云蔽日，天昏地暗，这种感觉整整持续了3天。从来没有一件事给过我这么大的震撼，文革中政治上那么大的刺激都没让我这样。我至今不明白当时我为什么会有那么强烈的反应。我不知道是谁干的，也不关心是谁，但一旦知道身边知青中有人这样做，我就想他们怎么能做出这种事来？好像一下子失去了对整个世界的信任。我很希望有人帮我分析一下为什么我会这样反应。是文革中“性”变得极为肮脏吗？但我又不是不知道老乡之间的种种“故事”。 马笑冬：我不知该怎么帮你分析，但是我能理解你为什么会那样反应。文革中“性”变得不但肮脏，而且可耻。不过在我听来，你们插队的可真够开放的，我们在兵团要单纯得多。你说你在知青群体之外，这也让我难以想象。对我来说知青群体特别重要，我和几个知青朋友的友谊是我插队的最大收获之一。 叶维丽：其实我又在外面，又不在外面，我看不惯某些人的行为做派，但是在政治观点和文化趣味上又和村里的知青有很多相通的地方。后来陆续有人去当兵或进工厂，知青人数少了，派系色彩淡化了，大家相处得比较融洽。我和有的女生成为终生好友。在性的问题上，我后来听到的多了，也不再大惊小怪了。村里的知青也不都是干部子弟，什么“成分”的都有，大家都“蹲底”了，在“一口锅”吃饭，家庭背景的重要性大大淡化。我们这代城市青年超越家庭出身的互相认同，是在广阔的农村形成的。 我不喜欢知青之间无聊的派系之争，但我们那儿比较“自由化”，政治上一点儿都不“左”，这是我喜欢的。林彪事件出来后，大家都觉得出了一口气，心情一下子放松了许多，说话也随便了，有时会在一起骂骂江青、张春桥，因为知道彼此政治上看法相似，也不怕有人告密。后来上面说林彪是“形左实右”，林彪事件后不但不纠“左”，反倒继续反右，大家议论起来都很不理解。陈毅去世，大家的心情一片沉重。这些“子弟”们对上层政治的变化很敏感，因为它和他们自己的命运密切相连。在这个意义上，我始终是他们中间的一员，无论我如何觉得自己站在“外面”。 另外，我们那儿的学习气氛也很浓，这使我得益不少。 马笑冬：你们还能学习？学什么？ 叶维丽：有个同学带去他爸爸两大木箱的藏书，其中很多是经典名著，俄罗斯19世纪小说什么的。他父亲在30年代是鼎鼎大名的记者，因为去干校，北京没家了，只好让孩子把多年的藏书分散带走。除了这两大箱子书，知青之间还传看别的书，有时村与村之间互相交换。有一次从外村传来一本司汤达的《红与黑》，只允许我看一个晚上，我一夜没睡看完了。我们刚去的时候点油灯，晚上看书很费劲。后来一个男生帮助村里“拉”上了电，晚上就能看书了。有一段时间我们还听过书。 马笑冬：听书？ 叶维丽：有个男生曾经一连好多天，每天晚上下工后讲《基督山恩仇记》。那时秋收快完了，活不太忙，下了工，吃了饭，大家就拿着马扎或是用粗麻绳盘成的坐墩到他屋里去，听他开讲。有一次我们队晚上打夜工，我收工回来从那个男生窗外经过，只见屋里坐了一圈人，那个男生绘声绘色地讲，大家都仰着头很专注地听。我突然觉得很感动。 我们村的男生大部分是四中高二的，女生是我们学校高二高三的，文革前都准备上大学了，教育水平在中学生中应该算是很高的。里面有几个四中的学习尖子，其中一个过去物理学得特别好，他下工回来总爱琢磨他的锄头，在火里烧来烧去，找最省力的角度。还有一个对国际事务特别感兴趣。我们只能看到《人民日报》，只要上面报道哪个国家，他就把有关这个国家的地理、人口、物产、风俗等等都剪下来，贴在本子上，逐渐积了很多册，简直成了他自编的世界知识手册，他不时拿出来向大家炫耀。 我刚去的时候有什么书看什么书，两年后在村里学习气氛的影响下，开始有些计划地自学。那时我已经习惯了田间劳动，下工后仍有剩余的精力。除了下工后晚上学，冬闲白天也学。当时大学还没有招生，谁也不知道以后还办不办大学，但这没有影响我们求知的欲望。我弟弟原来是初二的，他在村里学习空气的影响下，自学了高中的数理化。有个男生特别喜欢英文，带动得不少人都跟着学英文。 马笑冬：你们在乡下怎么学外语？ 叶维丽：看书，也跟着收音机学。我上学时学过3年，但当时英文不是主课，我也不太重视。开始自学后，我才意识到当年王老师给我们打下了十分扎实的基础，我至今对她感激不尽。我们很多人都有半导体收音机，很早我们就开始收听“敌台”。我们那个地方很奇怪，不用费劲去找，就可以收到美国之音，BBC，NHK，莫斯科广播电台，而且都挺清楚。有一次莫斯科广播电台播放《山楂树》和《莫斯科郊外的傍晩》，我们就像听到了仙乐一样。 马笑冬：听“敌台”可是犯法的事情。 叶维丽：我们只是偷偷听，不敢让村里知道。不过即使村里知道了，应该也不会怎么样。 美国之音有一个节目叫Special English，说得很慢，单词量限制在2000字左右，是给初学英语的人听的，有段时间讲美国独立战争前后的历史，每天讲一点儿。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杰弗逊和汉弥尔顿之间的争论，讲杰弗逊自由和人权的观点。我在此之前对美国历史一无所知，听这个节目让我对杰弗逊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刚来美国学的是美国史，还专门到杰弗逊的家乡参观过，就是因为有这么一段渊源。想想看，在文革期间中国的穷乡僻壤，有个插队知青迷上了杰弗逊，这是件挺有意思的事。 在我们的生活中，音乐非常重要，我不能想象没有音乐是什么样子。我们村同学爱唱一首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歌，叫《歌唱动荡的青春》。“动荡的青春”这几个字那么贴切地表达了我们的生活状况，我们太喜欢这首歌了，把它称做我们的“村歌”。 马笑冬：我没听说过这首歌。 叶维丽：它是不太出名，但词曲都很优美。我头一次听到是有个外村女生到我们村里来玩，她已经被招到地区文工团了，是去唱歌的。我们村的男生可能想“震”她一下，就一起唱《歌唱动荡的青春》，结果把我给震住了。其中有一句词是“就像每个青年一样，你也会遇到个姑娘”。那些男生——我弟弟也在里面——对着一个外面来的女生直着嗓门吼出来，有点公开调情的意思。我听得脸直发烧，心想他们怎么这么恬不知耻啊，结果这句歌词我记得最清楚。他们的歌声绕梁而行，余音久久不退——我们的屋子没有纸棚，大梁就露在外面。这是我听过的最动人的男声合唱。 马笑冬：爱情的词就这么唱出来？真了不起。我们那些年就没唱过情歌。 叶维丽：恰恰是歌唱爱情的歌曲最让我感动。当时在主流文化里爱情成了见不得人的东西，在我们村知青的“小文化”里，爱情又回来了。我们有一本《外国民歌二百首》，都给翻烂了。除了外国民歌，我们也唱文革前的老歌。有一个女生爱唱《百灵鸟》，唱得特别甜，后来再听专业歌手唱这支歌，都觉得没她唱得好。 有一天晚上，一派人在院子里唱歌——那时派系还很明显。我们知青的院子在村南头，那天月光如水，他们唱到兴起，深更半夜也不停，把“二百首”里会唱的都唱遍了，一首接着一首，里面有大量的情歌，北美的，南美的，东南亚的，欧洲的。我们不唱的人在屋里听，大家听得如醉如痴，没有一个人说太晚了，别唱了。那是一场真正的月光音乐会。 马笑冬：听了你讲的，我真有点后悔当初没去插队，你们比我们在兵团自由多了。不过我觉得你们村跟我知道的大多数知青群体不一样，你们创造了一个小氛围。你们在思想、政治、文化和性各方面都挺解放，这是不是和你们的家庭背景有关系？ 叶维丽：我想有关系，干部子弟比较“不吝”。1966年底在北京形成的、对主流政治文化唱反调的“亚文化”，就是以干部子弟、老红卫兵为主体的。随着大家下乡插队，城市青少年的“亚文化”被带到农村来了。想起来很有意思，中国偏远的乡村给反主流的城市文化提供了生存的空间，各处出现了各式各样的城市知青“部落”。现在文艺作品描写知青生活，不是写怎么“革命”，就是写一些人怎么偷鸡摸狗。其实当年的生活有各种形态，年轻人也总要想方设法开拓出自己的一片天地，当时的社会也不是铁板一块，可钻的空子很多。文革时代充满了悖论，一方面集权政治似乎无处不在，另一方面又有很多空隙，存在着大量“边缘地区”。我们在雁北就身处边缘，远离了政治中心。应该说，那时中国社会的活力在“边缘地带”。当然我们那样做，也因为我们处在青春躁动的年龄。 再进一步想，我们的所作所为，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与我们在文革前所受的“人文主义”教育重新“接轨”：读19世纪欧洲小说，唱外国民歌和文革前“老歌”，都是在精神和情感上向人文传统的“回归”。有年夏天“挂锄”期间——我们那儿管秋收前的一段空挡叫挂锄：地里没什么活可干了，就等着庄稼的最后成熟——我和一个在雁北大同县插队的中学同学一起去找在内蒙古锡林郭勒草原插队的同学玩。在那儿我们听说，内蒙古很多老乡家里都有手摇唱机和唱片，文革初期“破四旧”，并没有扫荡到这里。一天两个北京男知青在一个蒙古包听到了久违的《让我们荡起双桨》，当下两个汉子不能自已，相拥痛哭失声。 我听了泪水盈眶，心情久久不能平复。过后我想，为什么一支童真的歌曲，会在我们这一代人心中引起如此剧烈的震荡？因为它唤醒了我们童年善良和美好记忆，抚摸了我们因为文革变得粗粝的心灵，激起了我们心中的温情和伤感。用一个“老三届”的话讲，咱们这代人对《让我们荡起双桨》有恋母情结般的情感。其实严格地讲，这首歌最初是为比咱们大七八岁的人写的。它之所以成为咱们这代人的歌，是因为咱们和它有着“失而复得”、一言难尽的关系。 话又说回来，我们当时那么做也是“逃避现实”。读托尔斯泰、司汤达，听美国之音、BBC，唱拉丁美洲情歌，所有这些和我们的日常生活一点儿“不搭界”，这样做是不是也表达了我们对得不到的东西的向往？有一年夏天我们去离村里二三十里路的南山玩。一路上野景怡人，有个男生说：“咱们是澳大利亚旅游团。”大家听了哈哈大笑。“澳大利亚”远在天边，“旅游”是多么奇怪的概念！人有时候得在想象中生活一下，就像我们队的小后生想象城市里的生活一样。 1969年美国人成功登陆月球。这条消息和一幅小照片登在《人民日报》一块不显眼的位置上。别人看完了报纸，随手扔在我睡觉的炕席上，我也拿起来看了看，当时没有特殊的感触。世界上发生的绝大多数事情，都和我们没有什么关系。很多年后，我看了一部当年的纪录片，里面美国宇航局的地面工作人员欢喜若狂、相拥而泣的镜头也感动了我。这时我想起来，我那时正每天头顶太阳、背朝黄土在修理地球。 如果让我用一个词来形容近代中国人的生存状况，我会想到“苦难”。由于在农村那几年的生活，“苦难”的感觉变得真切，因为我自己也尝到了点儿，虽然没有那么深，也没有那么久。如果我读到什么东西和这个题目有关，就能引起我深深的共鸣。没有插队那几年，我不会是今天的我，我的情感会很不一样。“人民”对我不再是抽象的概念，他们是我曾经朝夕相处的乡亲。直到今天，提起上河西我会脱口而说“我们上河西”。无论走到天涯海角，我知道在中国有一个村子是“我的”，这使我感到我的双脚踩在大地上。我初到村子的时候18岁，离开时23岁。从年龄来讲，我一生最宝贵的青春年华是在上河西度过的。 一方面这样的经历给了我安身立命的根基，另一方面我又不愿意永远呆在农村，这就是矛盾。在村里的头两年，我眼见亲手种的幼苗长成庄稼，感到由衷的自豪和喜悦：这是用自己的双手创造出来的财富。但后来年复一年，日出日落，重复同样的劳动，生命好像停滞了，浪漫的情怀逐渐消失，我在心里常常问这样的日子何时是头？ 在农村待的时间越长，我对学习的渴望就越强烈，到了不可抑制的地步，好像什么东西在心里烧，让我焦躁不安。1972年曾经有过一次上大学的机会，那时大学刚刚开始恢复招生，一位北京大学的招生老师来到村里，认真召开了两个会：贫下中农代表会和知青会。两个会都推荐了我。我们队的老汉推荐我是看我干活“实诚”；知青们很实际，谁家问题解决了谁就走，我父亲那时已经“解放”了。我满心欢喜，终于又能上学了！没想到最后发通知的时候，别人的都来了，就是没有我的。 我风尘仆仆走了30多里路到县城去了解情况，没人告诉我是为什么，我只好专程回北京找北大的那个招生老师。他说：“是因为你的日记。”我一听完全蒙了，“我的日记”？！后来才明白，文革时我父亲部门抄我们家，顺手拿走我的日记，我居然多年来毫无察觉。这本日记被我父亲的“专案组”做了一个“反动日记”的“结论”，跟着我来到山西，和我的档案一起放在公社办公室，在关键时刻“浮出水面”，成为我那年没能上成大学的原因。后来我父亲多次跟我说，若不是他在抄家前早已把最“尖端”的部分撕掉，我有可能因为这本日记而坐牢。 1973年政治气氛比较宽松，有中央文件说要清理档案中的“黑材料”，这本日记才被从档案里拿出来退还给了我。我拿在手里一看，它不知被多少陌生人翻阅过，上面有脏兮兮的手印，还有划的红线和夹的纸片。这本日记不光写着我在文革初期对中国政治的看法，还写着我在十三四岁少女时朦朦胧胧的感受。拿着这本日记我突然觉得它很脏，像一个久不见面的被人强暴了的老友，后来我觉得被强暴的就是我自己，我在心里用了“强奸”这个词。我请妈妈把它收起来，再也不想见到它。 日记的问题解决了，1973年夏天我又争取上大学，那一年我走成了。临走之前我去找村团支书，他是我们队的大后生，叫“布锁”。我说，布锁，我要入团。布锁给了我一张申请表，我填好了交给他，就算入团了。团组织平时没有在何活动，要不打听我都不知道老实巴交的布是书记。要回城了，我隐约觉得需要一张“团票”，后来我发现我的直觉是对的，这个做法太有必要了。 这时候村里知青差不多都回城了，偌大的知青院冷冷清清，没有了往日的喧哗。我们一排10间屋子，开始的时候三四个人住一间，这时一个人住一间还绰绰有余。早几年我们在院子里种过菜、养过猪，这时院里长满了没膝的野草，一派荒芜。走的时候队里派了一辆大车送我到县城去坐火车，我一直冲着村子的方向坐着。我们村对面远远的有两座大山，一座叫馒头山，一座叫草垛山。老乡的解释是，“人有馒头，牲口有草垛”，多么实际。后来越走越远，看不见村子了，我就望着远方的山，心里在想这些年来什么都没为老乡做。我带着这种深深的歉疚离开了上河西。 当时没有想为什么我们知青能走，而老乡就得锁在土地上，没去想这其中存在的根深蒂固的城乡不平等。我在外村搞“一打三反”的那年冬天，认识了村里的小学教师。他是本村人，很聪慧，我们很谈得来，分别的时候两人都觉得有一些话没有说出来。我感到一种很朦胧的东西，触到内心深处，我对村里那些“门当户对”的男知青没有那样动过心。后来他专程到北京看过我，那时他已经结婚了。我们的情谊是注定没有结果的。说到底，我们不属于同一个世界，中间隔着深深的鸿沟。 90年代我曾两次回村。第一次是自己回去的，第二次是和几个同村知青一起回去的。高典老汉已经不在了，高典老人得了中风，行动不便。第一次回去是搭便车，在村里待的时间很短。在短短的时间里，高典老人的孩子们七手八脚，端出了一桌有模有样的饭菜，有饺子，有熟肉，甚至还有啤酒，这在当年完全不可想象。高典老人家在村里属于中下等收入，看起来老乡们的生活水平是普遍地提高了，有的家庭甚至有了电冰箱和电视机。也见到了“老懂”，他已经从后生变成了老汉。他文绉绉地对我说，“你回到第二故乡了”，弄得我眼眶发热。问起来日子过得怎么样，他说：“我们生活在石器时代。”我听了有些惊讶：为什么老懂会这么说？要说“石器时代”，我们在的时候离那儿更近呀。后来我反复琢磨，是不是因为比较的参数变了：当年仅仅跟几里外的邻村比，现在打开电视一看，美国人、欧洲人过的什么日子！再看看自己，就成了“石器时代”。 又过了几年，我第二次回村。那次和别的知青一起在村里住了几天，发现村里变成了“动物世界”，满村跑的鸡、鸭、鹅和大牲畜，到处是它们的粪便和饮水的水塘，人没有下脚的地方。老乡致富的主要手段是养奶牛，8里外的山阴城建了个奶粉厂，生产“古城牌”奶粉，据说在北京都有卖的，厂里每天早上来人到村里收购鲜奶。富裕的人家养着七八头奶牛，他们住的房子高大宽敞。村里到处都是新建的房屋，东一处，西一处，似乎毫无规划。原来村里还有个可以被称做“社区中心”的地方，在“吕祖庙”的附近，是一片空旷的场地，有个旧戏台，开个会、看个露天电影什么的都在那儿。下了工，如天色还早，有些男人也喜欢到那儿圪蹴，抽袋烟，说说话；待嫁的女儿们，也会在那儿来回走走，炫耀她们的新衣。现在在村里转来转去，不但找不着下脚的地方，也找不着“中心”了。原来大队有个办公室，里面有部手摇电话，还有过期的报纸，听说现在村里连个办公室都没有了，村委会还欠了村民们好几万块钱。但村支书家很排场，不睡炕了，里屋摆着一张漂亮的席梦思床。我们几个开玩笑，说是三星级宾馆的规格。村里“先富起来的”有两种人：干部和“能人”。 我们到当年的知青院去“凭吊”。院墙已经不见了，10间屋子只剩下两间，恰恰有我曾经住过的一间，东倒西歪，破败不堪。俱往矣。 多少年后，考古工作者如果想找寻20世纪六七十年代“插队知识青年”的物质遗迹，恐怕会有难度。上山下乡的“大潮”退去之后，“沙滩”上留下了些什么？我们的“非物质遗产”呢？ 当年的大队长老蒋，现在一口牙没剩下几颗。老蒋中专毕业，三年困难时期返乡，是村里的知识分子。他说每次报上刊登中共中央委员会的名单，他都在上面找上河西知青的名字，觉得男生里面一定会有人当上了大官。并没有。 老蒋一直把我们送到县城岱岳。在饭馆吃饭时他喝醉了，说了很多话。他大骂现在的村干部，说他们欺上瞒下，贪污腐败，一点儿也不给老百姓办事。还说分田到户的小农经济已经走到头了，再走下去，从生产到生活也不会有太大的提高。从他的话里，我感到他对“共同富裕”的理念还有一份执著。他希望我们对村里下一步该怎么办出出谋、划划策。没有一个人接他的话茬儿。 老蒋又跟着我们到了火车站。火车开动了，站台上只剩下老蒋一个人，他向我们摆手道别，他单薄的身板离我们越来越远。和1973年离开村子时一样，我感到深深的歉疚。 我们回村找寻的，是自己逝去的青春。我们并不真正关心在那块土地上生活的农民和他们的命运。说到底，还是两个世界。 (责任编辑：晓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