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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李伦孩提的记忆里，父亲很神秘，行踪也是很奇怪的，这种奇怪在他懂事后才从心里抹去。
他记得在上海时总是不断搬家，先后住过春辉里、元吉里和元裕里。每搬一次家，父亲总是要向母亲和他兄弟俩交代，遇到别人问，应怎么回答，而且用的名字多是假的。在李伦的记忆里，父亲经常会突然失踪，但没过几天就会回来。可有一次，情况特别。 1930年4月，父亲又突然失踪了。一连数日，父亲都没有回家，家里气氛一下子又紧张了。 对于当时的情况，李伦不得而知。父亲一生对自已的事情是从来不讲的。完全弄清楚是在父亲去世之后，那次失踪是由于党内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叛变革命。 1930年初，父亲从芜湖潜入上海后，便同当时称为“小开”的潘汉年办党的报纸，组织文艺界人士和学生开展革命活动。不久，国民党特务组织在社会上扩大招生的消息传出后，经周恩来亲自安排，他同安徽同乡胡底、安徽女婿钱壮飞先后打入敌人心脏。这3个人就是后来被周恩来称誉的“龙潭三杰”。 
龙潭三杰
在周恩来的精心谋划下，他们三个人成立了一个打入敌人心脏的“特别党小组”，李克农担任组长。党小组受周恩来统一指挥，直属于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领导，由化名为“王庸”的陈赓等负责与之联系。 获悉顾顺章叛变是在一个周六的晚上，那一夜，武汉一连发来6个电报到南京，告知顾被捕，发中央党部，并转秘书长陈立夫。 是夜，钱壮飞值班，译出了这些电报，真是有点“魂不附体”，好在是周六，他沉住气，把事情压了下来…… 此时，李克农住在上海，钱壮飞派女婿由南京来沪报告了顾顺章叛变的消息。不料，这天是周日，不是交通来取情报的日子，李克农迅速启动紧急交通，通过江苏省委与陈赓取得联系，把情况报告给中央。那天，他马不停蹄，把情况用暗号发给胡底，并传达给曾三、李强、刘鼎、潘汉年和康生等人…… 最后，周恩来和陈赓化了装，从敌人便衣身边逃走了，中央机关和江苏省委机关也及时撤离。当特务冲进周住处之时，文件燃烧的纸灰还没烧尽。用敌人的话讲：中共和国民党情报机关的差距，前后仅5分钟。 许多年来，李伦及兄弟姐妹们已经习惯了不谈父亲的事情。一来父亲有严格家教，二来父亲工作神秘，三则是父亲从不宜扬自己，父亲不宣扬自己，他们一直不便谈，不敢谈，也不好谈。包括上学和工作后，别人谈起父亲，他们也经常回避。能说父亲也是近十来年的事情。
“共产党的大特务”
李伦小时侯，一直有个美好愿望，就是父亲回来给他带回书包和笔纸。但从大人那里听到的是红军被“围剿”的坏消息。后来听说红军又到了西北，但全家始终没有一点李克农的音讯，那日子真是压抑透了！
儿子不在，家道破落，欠下许多债务，见有人来祖父就想躲。不料，他正在上楼藏起来时来者叫道：“爸爸，我是克农啊！”一句话，几乎令全家人热泪纵横，欢天喜地。5个孩子一齐跑到父亲面前，尽管父亲在家只呆了小时，但那真是难得的相聚场面。 1937年4月中旬的一个晚上，当一个夹着黑皮包、穿着黑大衣的人走进安徽芜湖马家巷号时，李克农的大女儿李宁从远处看见以为是逼债的人来了，马上跑到祖父李哲卿跟前说要祖父躲避。 1940年皖南事变发生前，国民党加紧反共，父亲又把李伦交给夏之栩、曾宪植、贺怡带着先从桂林撤退，乘车赴重庆办事处，后回延安。 回到延安后，他随父母、二姐李冰住进延安中组部招待所。李克农向毛泽东、朱德汇报工作后，毛泽东和朱德要请他们一家人吃饭。这次吃饭的地点是在杨家岭，毛泽东居住和办公的窑洞里。李伦在半个多世纪后仍有印象： “窑洞中放着一张制作粗糙的方桌，四周摆着长条凳。靠墙有一沙发，是卡车上拆下来的沙发座椅，底下用木头支靠，吃饭时，菜是行军时用的旧搪瓷饭盒装的……东道主毛主席的身材高大，面容慈祥，膝盖上的补丁特别显眼。” 吃饭时，毛泽东有说有笑，当年李克农东渡黄河向毛泽东汇报与张学良谈判的情况时，毛泽东当面就表扬过他，称他“单枪匹马，干得很好”。如今久别再聚，看得出他很喜欢李克农和孩子们。毛泽东问李伦的姐姐李冰： “你知道你爸爸是干什么的吗？” “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处长呗！”刚满20岁的李冰睁着大眼回答。毛泽东哈哈大笑： “错了！错了！你爸爸是个大特务。不过他是我们共产党的特务！” 听了这话，李伦和姐姐目光相对，琢磨了半天，他们特别恨国民党特务，两人感到无论如何也难把父亲与特务联系在一起。 
李克农
毛主席在这次吃饭时，说到李克农是一个好人。当年在苏区，他靠边站，找博古要个秘书也要不到，找李克农，他马上送来了叶子龙；还有，毛主席有肺病，李克农就搞来鱼肝油，使他的病得到治疗；遵义会议时，李克农负责卫戍工作，他为会议安全提供了保证，也把毛主席的警卫工作做得很好…… 随后，由陈云亲自出面，把李伦安排到延安自然科学院预科班学习，后又转到延大附中。 就在李伦上学之时，毛泽东亲自点将，李克农担任中央社会部的副部长，部长是康生。 中央社会部是中央分管保卫和情报部门。这一次，李伦才弄清父亲的工作性质。
促成毛泽东下决心赴渝
当一批校友奔赴苏联学习时，李伦却要求上前线。1944年3月，他实现了上前线打日本的愿望。1945年初又进入延安炮兵学校学习。从此，他迷恋上了炮兵。抗日战争进入战略大反攻之际，他已归属晋绥野战军，参加了绥包战役。也就在此后不久，父亲李克农又在中共情报史上创造了一个惊世业绩。 那时抗战胜利后，蒋介石来电邀请毛泽东到重庆共商国是。蒋介石是真请还是假请，这是中央决策前必须要弄清的。 从国民党电讯着手，李克农的情报特侦系统日夜侦听国民党电讯，但国民党使用的密码无法破译。这时，李克农突然想起国民党驻延安有个联络处，他们必与重庆就毛泽东是否接受邀请有往来。通过这个联络处搞到密码岂不更容易？果然不负李克农所望，密码得手。于是，一道命令下达：日夜监听这部电台与重庆的联络。 得出一个结论：蒋介石认为毛泽东不会应邀，也不敢应邀。邀请是演戏。 很快，一份份密电被破译后放在李克农面前。李克农是情报行家，他一个字也不放过，经过反复阅读、分析、归纳、综合，从繁多的往来密电中。 李克农的杰作使中央掌握了蒋介石的心理，也让毛泽东心里有了把握。1945年8月26日，毛泽东坚决主张亲自赴渝，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集体议定：既然蒋介石是假邀请，我们就要弄假成真。由毛泽东亲自率团到重庆，争取主动权。谈得成更好，谈不成也可以揭穿蒋的政治伪装。 解放后，毛泽东第一次访苏，李克农一直护送到满洲里。在路上，他除了与毛泽东谈工作，也陪毛泽东聊天。据说，毛泽东喜欢同李克农聊天。李克农在情报战线立足不是简单的事情，他对文史哲精通，也熟悉三教九流，他是个职业革命家，也是个社会活动家。就在同毛泽东聊天中，他向毛泽东提了一个问题：“主席！你知道美国总统每天上班后第一件事情干什么？” “哦？”毛泽东来了兴趣。他没说下去，等待李克农的下文，李克农便一五一十地说了：“他第一件事就是看情报要点。否则，这一天不知该说什么，做什么事了！” 毛泽东猜透了李克农的弦外之音，回答也是机智的：“我和美国总统不同，是随到随看，不怕多只怕少！”他笑着对李克农说：“你这个李克农啊！还要给我上课？好！这次去莫斯科，还要同斯大林唠唠你们那摊子事呢！” 果然，毛泽东到苏联后就与斯大林商谈了情报合作，不久，李克农奉召到苏，研究合作事宜…… 在中苏情报合作的问题上，李克农的大智大勇展露无遗。因此事他后来遭到康生的陷害，但历史证明李克农是正确的。 在中苏情报战线合作不久，由于受当时“一边倒”的影响，毛泽东曾在李克农汇报工作后，对中苏情报工作合作做了八个字的指示，大意是“诚恳、完全、毫无保留”。毛泽东讲，李克农便记了下来。当李克农记录时，毛泽东问他记什么，并要过去看了一遍，然后便撕了。不过，李克农还是记住了毛泽东的话。 对毛泽东的指示，他是执行的，但在执行中还是有自己的思考的。据长期跟随李克农工作的罗青长回忆：李克农同志认为苏联情报方面有特点，但也有不足，不然第二次世界大战德攻苏时，为何苏联没搞准，反而是我们搞到告诉苏联的。 另外，苏联情报手段也与我们不同，他们以金钱、美女为主要手段，而我们主要靠正义事业感人，靠自觉自愿去干，还靠公开搜集。所以，他认为我们还是要保持自身特色的东西。李克农为此在执行中也有说法：“浑身脱得光光，暴露无遗，但心里秘密只要不吐口，你就看不到，也就不知道！” 后来，中苏关系破裂，苏联情报专家以为满载而归，事实上我国情报工作并未受到大损失…… 是毛泽东指导李克农早有安排，还是李克农有意留了一手？这是一个谜！
康生恩将仇报
康生在很多时候是李克农的上司。早在上海时，是李克农的情报，才使他和中央机关得以脱险，可以说李克农曾救了他一命！按说，对于这样一位忠诚有才华的助手，他是满意的。但恰恰因为李克农的精明和日益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的重视，而遭到他的嫉恨。 延安整风时期，康生在整风中借审干之机大肆整人，特别是在1943年搞所谓的“抢救运动”将大批同志整为“特务”，引起毛泽东的不悦和中央领导人的不满。 1944年4月4日，毛泽东找李克农等人去开“枣园夜话”。毛泽东要他们吸取历史教训，立即展开甄别和平反工作。 在这之后，李克农忠实执行了毛泽东的指示，包括将各单位集中在部里的200多个“挽救对象”留下来工作。这件事被康生看成“给我难堪”而记恨在心。 1956年中央召开八大时，当选的中央委员以得票多少排名，康生排到李克农后面，面对李克农日渐受到毛泽东和党中央的重视，康生的嫉恨之心更剧。其妻曹轶欧咬牙切齿地叫道：李克农这个仇我非报不可！此话在康生出山后就得到应验…… “文革”开始后，以中央文革小组“顾问”身份出现的康生，马上指使造反派整理已经去世的李克农的材料。1967年8月3日，康生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召见”与此事有关的人员，他同曹轶欧一唱一和，要用非常手段追查李克农“陷害”康生的“阴谋”，此举遭到同志们反对后，他便动用学生“逼宫”。 不几日，小将们向周恩来发难，要追查李克农的历史问题。这时，周恩来怒目正色地说道：“在上海，如果没有李克农他们，恐怕你们今天来也难得见我了！” 很快，毛泽东也向康生当面赞扬李克农，并指示：“李克农打入国民党那里是立了大功的。没有他，当时上海党中央和中央许多人，包括周恩来这些人都不在了，青年同志不知道，你要负责告诉他们！”惦记那些无名英雄。 李伦将军记得那是1957年2月的一个中午，饭后，父亲一边往办公室里走，一边在咳嗽。他多年患哮喘病，咳起来非常厉害。走到办公室的台阶上，他咳得已是上气不接下气，他试图想扶住柱子，不料，一下摔倒了，不幸头朝下砸在石头台阶上，头部开裂…… 周恩来指示全国脑外科专家赶往北京，组织抢救。 据李伦将军回忆：父亲醒来后，脑子不行了，不能说话，记忆大部分消失，说话逻辑也不行了……亲人、同志都很难过，他也很难过。也就是在这以后，他开始了几年的休养。 李克农刚恢复记忆不久，便说话了。不过他说的不是自已的丰功伟绩，而是提到一个叫“王石坚”的名字。熟悉党的情报史的同志都知道，“王石坚”是我西安情报系统所属的北平秘密电台，于1947年10月被敌人侦破。 这次被侦破是敌人使用美国的侦听测向设备定位，并派飞贼搜捕而得逞，事态波及西安、兰州、沈阳、承德的情报组织，是中共情报系统遭破坏最严重的一次，一批忠诚的情报骨干惨遭国民党杀害。 事件之后，李克农立即进行检查，研究对策，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后来，他给周恩来写了检查，请求处分。周恩来认为这是秘密战线不可避免的，并批示：“有此检讨即可，不必议处！”事隔多年，李克农首先想到的是自已工作的过失，确实令人感动。 李克农还一直关注着一批特殊的人物，这批人物就是曾被我党派到敌人阵营中长期潜伏、历史无法弄清的人；还有在敌人阵营中发展的我情报人员，情况也一时无法弄清；以及一些一直做情报工作后又脱离组织的人，这些人的命运结局有历史原因，也有现实原因，李克农为他们一一出具证明，以取得组织的重新信任。 1962年2月7目，在北京召开的“七千人大会”尚未结束，李克农的病情加重。这时他仍未考虑上医院，众人请来邓颖超才把他劝进医院。2月9日上午住院，不料，当晚他就在北京医院去世。据李伦将军说：当时，公告上是脑溢血而死，而实际上是父亲的脑软化，脑子已成糊状，其死也非同一般！ 责任编辑：日升 (责任编辑：日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