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世纪六十年代是我国电影发展的兴盛时期，当时我刚上初中，正是最痴迷电影的年龄，恰好我家就住在人民电影院旁边，使我有更多的机会接触电影。因此，我小时候的许多记忆，都与电影有关，许多的知识，也来源于电影。 那时家孩子多，经济条件不好，虽然痴迷电影，但却无钱买票进影院，好不容易积攒下一点零花钱钱，都用于看电影了。只要有我喜欢的影片，千方百计也要去看。那时，我最爱看的电影是“刘三姐”、“朝阳沟”、“洪湖赤卫队”等。影片中精彩的情节，优美动听插曲，使我如痴如醉。这些影片中的插曲我也大多会唱。虽然这样，但很多我喜欢的电影还是看不到，只能从琳琅满目的电影海报中了解剧情。每天放学后，我流连于电影院的海报栏前，有时也守在电影院门口，等将要散戏时，急急忙忙冲进去，看几分钟“尾巴戏”。夏天的夜晚，电影院装的是铁栅栏的门。我们几个小孩想出来一个好办法，我们准备了一块镜子，把镜子从铁栅栏里伸进去，让银幕上的影像印在镜子上，我们再看镜子里的影像。虽然是反面图像，且模糊不清，我们却乐此不疲，从中感受到莫大的快乐。 我和先生李龙都是1964年下放到城步苗族自治县的知青。当时我和另5位知青一起被分配到丹口公社岩门四队。那是一个贫穷偏僻的小山寨，离县城四十多里，离公社也有十多里山路。全生产队十几户人家分散在几个山头，村子周围古木参天。山上只有一些畲土梯田。社员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过着刀耕火种的日子，每个劳动日只有两毛多钱。村里没有通电，村民们“吃饭靠碓舂，照明靠竹松”，连煤油灯也点不起。一到夜晚，整个山寨一片漆黑，社员们早早就睡了。晚上根本没有什么娱乐活动，更谈不上看电影了。这可苦了我们这些刚从城市里来的小女孩（当时我们都只有十六七岁）。生活的艰苦，我们能咬牙挺过，但一年到头看不到电影，却让我们这些电影迷不能忍受。要知道在邵阳市时，只要有好影片，我们千方百计也要去看的！ 终于有一天，我和我们队里的女知青禹凤仪，二队的左泽南和段佐良四个女孩子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到城里看电影去。记得那是1965年一个骄阳似火的夏日，我们几个人起了个大早。穿上自己认为最漂亮的衣服就上路了。走了十五里的山间小路，又走了三十里的盘山公路，到县城时已是中午12点了。大家虽然又热又累又饿，但顾不上休息，马上赶到电影院买票。那天正好是星期六，电影院上映《早春二月》。只见售票窗口前人头攒动，我们好不容易挤到窗口，票却售完了。姑娘们大失所望，娇小的段佐良不禁哭起来了。没办法，大家商议了一下，既然来了，花鼓戏也要看一场。于是大家又匆匆赶到花鼓剧院，幸喜还有票卖，大家才稍稍有所安慰。那场花鼓戏是一出现代剧，但现在已记不清剧名了。只记得几个女孩坐在剧院里的那种满足感，真像自己又回到了久违的邵阳市，又感受到了现代文明的气息，真是惬意极了！ 散戏后，已是夜晚十点多钟了。我们又发愁了，到哪里去过夜呢？在县城，我们举目无亲；赶回生产队，又要走几十里夜路。女孩子向来胆小，又何况在这人生地不熟的异乡呢?农民们常说山里有老虎、野猪出没，毒蛇更是遍地都是，但不回去，我们也不能在街头露宿呀!商量了好一会，大家决定还是连夜赶回去，借着微弱的手电筒光，我们壮着胆子上路了。刚开始，大家还兴致勃勃有说有笑的，但走了十几里路后，脚步就渐渐慢下来了。佐良说：“我实在走不动了，歇会儿吧！”泽南也苦着脸说：“我的脚也打泡了。”凤仪干脆就地坐下了不愿走了。当时，我也是又累又困，两条腿像灌了铅一样沉重，但我们总不能在这深山老林中过夜呀！再怎么着也要坚持走回去。无边的黑暗笼罩着我们，路边的森林里像随时都会窜出一个什么鬼怪来。几束昏暗的手电筒光照着我们在蜿蜒的马路上行走着。为了驱除疲劳，也为了壮胆，我们大声唱起歌来。歌声使我们暂时忘却了恐惧和困倦。 这样走走停停，不知走了多久，终于走到公社附近正在修建的一条毛坯马路上，但这里离我们队里还有十多里。姑娘们实在走不动了。看到路边有一根横木，泽南一屁股坐在横木上不愿走了，佐良也跟着坐下来。我想：“这样走到天亮也走不到家，不如在这里坐几个小时到天亮再走。”于是，几个人依偎着坐在马路边的横木上。那天可能是农历月末，半夜时分，一钩残月挂在天边，淡淡的月光照在我们身上。万籁俱寂，远处偶尔传来一两声犬吠。山区的夜晚，气温比白天低得多，山风吹来，使人感到阵阵寒意，我们更害怕有毒蛇猛兽突然出现，但由于实在太疲倦了，我们竟依偎着睡着了。一觉醒来，天已发亮，泽南抬头一看，害怕地大声惊叫起来，原来我们头顶上正悬着几根被修路工人挖出来的棺木。而我们坐的也竟是掉下来的一根棺木。几个女孩子尖叫着往前狂奔，跑了一里多路才停下来。现在回想起来还心有余悸。那时，我们这些女孩也太大胆了，不要说有什么鬼怪，要真的碰上毒蛇、野兽或坏人，那又怎么得了啊！但当时，电影对我们的诱惑实在太大了。 农村平时是很难看上一场电影的，也没有什么其他的娱乐活动，偶尔也有公社放映队来大队部放场电影。消息传来，我们兴奋异常，一心盼望夜晚早点来临。社员也都像过节般欢喜，早早收了工，匆匆吃了晚饭就赶来了。孩子们更是欢呼雀跃，扛着板凳，早早来到大队部前晒谷场上，占好位置；姑娘们也着意打扮一番，呼朋邀友地来了；小伙子则围着放映机好奇地东摸摸、西看看；老人们兴致盎然地坐在幕布前一边抽烟，一边聊天，等着电影开演。晚来的人找不到位置，只好转到银幕反面去看，看到的影像都是反面的，倒也别有味道。 那时放的影片，总是那么几部“样板戏”，要么就是《地道战》、《地雷战》、朝鲜影片《卖花姑娘》等，有时还加映一些科教短片或时事片。虽然这样，我们还是看得津津有味，百看不厌。有几次，我还和队里的年轻人一起，追随着放映队，翻山越岭走十几里的山路，到别的大队去看电影。散戏后，农民们举着松木火把回家。“之”字形的山路上，星星点点的火光把山村的夜晚点缀得十分美丽，形成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多年后，这幅画面仍出现在我的记忆中。 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禁锢了多年的影片终于开禁了。这真是个绝好的消息。当时我已在大队任民办教师了。一天，听说县城放罗马尼亚影片“多瑙河之波’’。我们几个青年教师商议着进城去看，但我们的校长，一位年过半百的老教师却不同意。他认为：外国影片宣扬的是资产阶级的思想，作为一个革命教师是不允许看这种影片的，再者教师晚上要在学校住宿，不能外出。硬是不同意我们去。影片只在县城放映三天，到了最后一天，大家实在憋不住了，于是，我们借故去家访，骗取了校长的同意。放学后，我和另外三位青年男教师，两人共骑一辆单车，风驰电掣般往县城赶去。几里长的陡坡连刹车都不带地飞驰而下，风在耳边呼呼作响。一个多小时后我们终于如愿以偿地看到了电影。那惊险跌宕的故事情节，异国他乡的风俗民情。让我们大开眼界。觉得真是不虚此行！ 从电影院出来，已是夜晚九点多钟。为了不耽误第二天的教学，，更为了不让校长看出破绽，我们四人又马上骑车往回赶。坐在车后的人打着手电筒照路，公路一边是悬崖峭壁，一边是几十米深的山谷。潺潺的河水从谷底流过，如稍不留心，车子冲下山谷，那后果不堪设想。为了早点赶回学校，大家也顾不得许多了。骑车搭我的是刘小跃老师，由于连续奔劳，已疲惫不堪。我每次一跳上后座，单车就倒了下来。如此反复几次，我不忍心再搭车了，说走路算了。刘老师执意不肯，我只得又小心翼翼地跳上车。由于山路陡峭，有些地方还是手肘子弯，非常危险，骑不了一段路，又只得下来走。这样反复折腾，一直到凌晨两点多钟才偷偷摸摸地回到学校。谁知，这件事还是被校长知道了，害的我们几个在学区教师会议上挨了顿批评，真是不值。为了看一场电影，我们付出的代价实在太大了！  1997年10月  作者简介：姚锡云，女，邵阳老知青。1964年下乡到城步苗族自治县丹口公社插队落户。下乡期间，在公社担任民办教师。1978年返城后，在邵阳市四中工作，中学语文高级教师。2003年退休。 本文曾入选邵阳知青回忆录之一《抹不去的记忆》一书。作者并有多篇文章入选邵阳知青回忆录文集。另有《永不言败》一文收录于北京老知青刘昕（原人民日报记者）主编的全国知青文集《我的后知青时代》一书。 (责任编辑：晓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