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说起知青生活，印象深刻的，那年交公粮算其中之一。现如今，洪恩浩荡，农民十几年前就不交公粮啦。可那时，交公粮可是我们农民千年不变的天份。 我们几个知青得准送公粮，是几经申请获得的。因为送公粮一是路远，十多里；二是交粮的过程麻烦，要整（方言：耗费）大半天呢。换句话说，送公粮恼火（方言：艰苦），所以一般不安排知青。 十多里路，我这个初下乡的学生娃，挑着担子的艰苦这里不说，反正我记得是肩也肿痛了、脚杆也酸软了，心下后悔、咒骂等等都齐全了。 好不容易捱到粮站的坝子，那里已经密密麻麻满是人了。终于到了，我正想放下担子喘口气，只见队长大声呵斥：快快！排队！排队！我看见我们队上前面的社员，不顾劳累，挑着担子疯抢上前排队，我也只好抢上前，把担子排在队列上。 扁担卸下肩，我顾不得擦汗，忙问：干嘛抢着排队哦？社员张启贵擦着汗说，你没看人多呀，排不上队，天黑都回不去呢。老实说，我这个革命知青还以为粮担子挑到粮站就完事呢。没想到挑粮恼火，到粮站了交粮还恼火。接下来，交粮的麻烦就开始了。 首先，我看见在我们生产队一向自信满满、公认能干的的副队长，此时完全变了一个人，陷着肩（低人一等的神态）谦恭讨好的笑着，正往一个背着手挺着肚子的满脸自负的中年人衣服兜里塞两包烟，裤子兜里塞一瓶酒。那烟可是我们生产队平时招待上级贵人才敢买的“光荣花”！经我一问，才知道那人是粮站的一个股长，粮食的好蹩、等级全凭他一句话。 此时的股长大人活生生地推挡着，我们的副队长死乞白赖塞着，好不容易塞上了。一会儿，我们敬爱的股长又被另一个生产队的人围着纠缠了去。排队的社员，个个都见惯不惊的憨笑，副队长成功胜利灿笑，只有我，也只有我这个其实不谙世事的自以为知识、革命的知识青年，心里不解，又有些愤懑。 好不容易我们排队捱到头儿了。接下来是要我们一筐一筐地把谷子往一个倾斜的铁网筛上倒，这是筛除杂物和空壳的程序，那筛的斜度是固定的。轮到我们队倾倒，张启贵故意忙着，手扶着筛子。 我看见我们队几个社员偷偷地笑。我觉得有名堂，悄悄看去，发现张启贵偷偷地用手把筛子抬起，悄悄地把脚垫在筛子的支脚下面。我一下子明白过来，他这样垫，筛子斜度就大些，杂物、空壳就容易混着稻谷下流，一句话，被筛除的东西少些。 几个社员又故意大声说话，免得一旁的粮站监管员发现。没倒几框粮，结果还是被监管员发现了，他抄起扁担向张启贵的脚坎过来，嘴里还骂：你这狗腿在干啥？张启贵慌忙笑着跑开。看来垫脚这一招是多发案件，容易发现。也许是法不制众，监管员也没叫重新筛粮。 粮食筛过后，就是定级过磅，这是整个过程的关键，我看见了难以忘怀的一幕：我们队的社员们，队长，副队长，全都杵着扁担，大半圈围着，陷着肩，一个个一脸稀烂地讨好地笑着，向那个刚才接受烟和酒的股长献媚。那股长拈着几颗谷子用嘴嚼着，皱着眉头，脸色难看。 这当口，副队长赶紧讨好地亲切地对股长说：“大伯子，今年天气不见得顺呢，你老人家可要高抬贵手，积德积善多子多福哦”。 那股长拿眼斜视着副队长，愤愤地说：“真拿你们这群狗日的莫得法，二级”！这“二级”一出口，我们的社员全都举着扁担欢呼起来，副队长讨好地招呼大家不要闹，不能把咱们亲爱的大伯股长吵着了。 级别定了，就是挑粮上库，粮库倒粮口那可是二层楼高的地方，一副跳板斜搭上去。再高再难，我们的社员们都主动积极地奋勇地挑着、吆喝着挑粮倒粮，这积极劲儿也许是为了报答那个股长的高抬贵手。大家正积极着，不远登记桌那儿，队长和副队长却和一个干部摸样的人吵了起来。 干部模样的高声说：“就是六千斤”！我们副队长粗着脖子也高喊：“就是五千斤”！我们队长质问地说：“上次梁书记亲口给我说的五千斤，怎么到你这里就他妈多加一千斤了”！？那干部又说：“我也是梁书记亲口给我说的，你们的爱国粮要加一千斤”。他们连骂带叫地吵着。 最后，那干部透露机密的口吻对我们队长说：“曾队长，实话给你说，梁书记说你们歉收的情况有假，你们贫协代表尹国全说你们今年收成可以呢”。原来他们是在说我们生产队爱国粮的任务的事情。 那年月，生产队除了交公粮，还要追加所谓爱国粮，老实说，我们生产队一年差近两个月的吃粮，这税负任务也确实太重了。 “放他妈的屁！狗日的尹国全吃家饭屙野屎，一千斤，要多少血汗来堆哦”！副队长跳起脚脚骂着。队长也叫：“狗日的尹国全的话都信得呀，贫协代表，毬！他就是个好吃懒做的癞皮狗！一年才出150个工，他梁书记也不是不知道哦”。 队长继续大叫：“我们不得认账，我要找梁书记改过来”！“改过来！改过来！”社员们围过来挥舞着扁担高叫着。……。 回到生产队以后，副队长和尹国全大吵了一回，但那时革命理论占上风，在大道理上，副队长居然说不赢。此事后来只好不了了之。大家只好再次勒紧腰带，填补那一千斤爱国粮的坑！ 说起送公粮，此前，我们这些自以为是的知识青年，眼前浮动的也许都是电影里挑着粮食的队伍雁行般的飞掠前进的欢快场景。殊不知，生活的真实远非如此。如前所述，我们用烟贿赂股长；张启贵垫筛子脚，单凭一句话就多出的一千斤爱国粮，社员的不满和后来说不赢道理等等，击粹和扫除了我们头脑里那些革命说教的幼稚和单纯。 今天，回过头看近四十年前的这些事，可以这样说：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这只是一句桌面上的官话（可惜现在还有人沿袭这个说法），那年月，我们农民的低等和种种事情的荒唐，回忆起来可谓酸甜苦辣，五味杂陈。 作者简介：邓友援，男，1948年生人。重庆市级机关退休干部，爱好文学。 (责任编辑：晓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