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变形的脚趾 我下乡的地方是山区，又是水田，那里的老俵几乎一年四季都赤脚。他们下水田赤脚，下旱田也赤脚，甚至挑公粮、上山砍柴都打赤脚，不是他们没鞋穿或是节约买鞋钱，而是他们从小赤脚习惯了。他们赤脚走路照样疾步如飞，下山走田埂小路，个个如蹓冰运动员，那个矫健，那个身姿真叫人倾慕不已了。 我们这些一年四季都穿着鞋袜、娇生惯养的女学生到山区去插队，伸出白嫩嫩的双脚，赤足踏进滑叽叽的水田，这是什么感觉？开始，我很想穿高统雨鞋下水田，但不行，水田湿漉漉的泥巴很快就会没掉雨鞋，只能赤脚下去，收了工想穿鞋也不行，因没干淨水洗脚，只好拎着鞋回家。后来出工时干脆就不穿鞋了。当然碰到石子路时，脚会划破刺痛，碰到下雨天，到处是泥泞的路面，脚也会打滑，这时跌跟头就是常有的事。 我是个近视眼，夲来读书时还戴着一副眼镜，谁知下乡时，老俵不理解，说：“你戴眼镜干吗？丑死了！不要戴更亮！(亮：土话即漂亮)”。我讲自己有近视眼，但他们总是嘲笑我，说哪有那么年轻就眼睛坏的。我无可辩解，只好摘了眼镜，这下跟睁眼瞎差不多了，虽说不算顶深的度数，但远远看人也挺模糊的。 就因为我赤了脚又加上眼睛近视，可吃了蛮大亏，摔跤对我简直是家常便饭，我每摔一次跤，就引来老俵们一阵哈哈大笑。我不明白他们为何有这么好的平衡力，大概每个人都可做杂技演员了。到后来，我发觉了一个秘密：他们的脚趾与我不同，他们的脚趾关节特别突出，而且脚趾较长。走路时，他们脚趾头弯着，像两把钩子紧紧钩住地面；而我的脚趾关节弱弱的，也不弯，走路吋脚趾关节是平的，所以打滑。 从此，我遇到路滑时，就放慢脚步，两脚脚趾用力往下弯着，贴着地面，尽力钩住地面，果然这样好多了；要是走下坡路时，越慢越要滑倒，这时就要放开胆子，脚踩地面时飞快落地也必须飞快离地才不至于滑倒。当然，掌握了技巧不等于不再摔跤，至少频率低许多了。渐渐地，我的脚趾自然而弯了，乃至穿上鞋袜走平路也弯着脚趾，钩住地面走。 第一次探親回家时，妈妈发现我这个变化，说：“干吗你总是弯着脚趾头！”我这才发觉穿着拖鞋的我暴露了这个秘密，我解释说：在江西赤脚走路，不钩着脚趾会摔跤的道理，妈妈说：你现在在家中，不必弯着它了，但我根夲不知道我的脚趾已经不知道平着走路了，它完全习惯成自然了。 虽然我习惯了脚趾钩着走路，但巳长大成人，所以关节并未完全变形，还是弱弱的趾关节。在以后从乡下回城的日子里，变形的脚趾才慢慢恢复了正常，再也不会弯着脚趾钩着地面走路了。 2、 马桶与樟木箱 直至今日，我似乎明白了我从上海下放到江西去，我妈为何要我带走家中唯一的樟木箱和一只崭新的镶嵌花纹的马桶。 我插队的江西全南盛产木材，但我偏偏不是从江西往回运樟木箱，比起有些知青回沪探親，就会叫老乡搞副樟木板运回家去，我是傻多了。而且更离奇的是竟就我一人带了个马桶去，叫老俵们大开眼界。最初，他们完全搞不清这个漂亮的紫红油漆有盖的甚至上面还雕刻着漂亮花纹的木桶是什么宝物。他们以为里面放的一定是贵重物品，起码也应是装米的木桶，因为那时粮食对他们太重要了。直到有一次一个老俵大嫂来窜门时，看到屋子一角隅放了这么个显眼又漂亮的东西时，忍不住打开盖子探个究竟时才揭开谜底，她骇得花容失色，丢下盖子，捂住鼻子，夺路而逃，嘴里不断念叨：“吓死我了，装的竟是臭屎！”，她捏着鼻子逃离时，好像完全忘了自己家的茅坑要比马桶臭气熏天的多了！ 于是，这个大嫂向人们详细描述起我们的宝物来，直到我拎到小河边洗涮，第一次亮相，人们才彻底一睹它的芳容。她们喧哗开来：“这些阿拉玛子(土话：上海姑娘)太不像话，不上茅坑拉屎，把这么漂亮的木桶搁在房间里装屎盛尿，太糟蹋东西了！”直到我们不断向她们解释，我们上海就是用它来大小便的，她们才半信半疑地说：“这么亮(土话：漂亮之意)的桶装屎，你们阿拉也太讲究了！”这个风波随着我们每天上茅坑倒马桶，再拎到河边洗刷干净，日复一日，她们见惯了才慢慢平息下来。 老俵们讲归讲，但我们三个女生倒是方便了许多，不用去公厕踩着那沾滿粪便的木板蹲坑，心里又惧怕万一不小心掉下茅坑的危险，也不用在夏天在公厕里忍受无数蚊蝇的叮咬，以至于让屁股也起一个个红肿块而羞于搔痒，更重要的是每月那么几个特殊日可以安心在家坐马桶，上公厕太不方便。总之，即便老俵有异议，舆论上有压力，我们三个女生决定每人轮流一天去倒马桶，尽量避开人多嘴杂的时候，如有人议论，就装聋作哑，不解释，不反驳，时间一久，她们也见怪不怪了，还有个优越之处，如果吃坏东西拉肚子，不用走远路而憋得面红耳赤了，这时，更能体会马桶的优越性和我妈妈的英明之处。 妈妈为我这个独生女儿的下乡操了许多心，她像办嫁妆似地为我置办一切，所以我才有马桶和大脚盆，有大樟木箱与笨重的床头柜，这些沉重的行李从我家三楼搬到一楼也挺不容易。以前的石库门弄堂，楼梯都是又窄又小，房门口杂物又多。当时，知青下乡是桩大事，只要你报名去，后面的事都有人替你干。学校派了二个“牛鬼蛇神”老师来替你搬家，他们又不是搬运工出身，手里常年拿的是三尺教鞭和寸长粉笔，至今我还记得那个瘦弱而文质彬彬的老师用哀怨的眼神看着我，让我想起他们心里就内疚万分，他们显然扛不动也背不起，如果有畏难情绪表现出来，说不定会被扣上抵制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罪名而遭到批斗。我看着他们二人抬着箱子，一步一步小心翼翼，脚步趔趔趄趄下楼梯的样子，心里很不安又无可奈何。等到我下放挑牛粪、扛木柴吋才深切体会到他们当初的心有余而力不足的窘态和压在心中的愤懑心情，人为什么要自己身处其境时才能体谅别人的难处呢！ 我的樟木箱很重，但基夲无须我搬，每次队里要我搬家，总有老俵拉着大板车帮我搬。他们弄不懂的是我为何要千里迢迢带这么个大箱子过来，我从不解释，但每次看到厚棉被和棉袄甚至杂物都能一古脑儿塞进大木箱时，我对妈妈的怨言就消失得无影无踪。我深切体会到妈妈对我的关怀与爱，如果可能，整个家搬来，她都心甘情願。夲来她就不同意我下乡，是我自已偷偷拿着户口薄去报名的，我不願她承受压力。我们是“一片红”时代，虽然前途未卜，但我义无反顾。上面动员下乡的是我，承受停工停薪压力的是她老人家，我怎能忍心于她为难！ 我的马桶就这样为我们服务了多年，后来寿终正寝，妈妈说是否再带一只去，被我坚决回绝了。如果我一辈子在农村，难道我就不应该与老俵一样随乡入俗吗？我的樟木箱伴随着我下放十年，等到上调时，我就送给老俵了。我开始了新生活，也打造了一套新傢俱，是用当地杉木板打造的，挺漂亮的组合柜，但我忘不了那只笨重的樟木箱，它是我下乡艰苦生活的证物。 3、 二根萝卜过元旦 我这辈子就是70年的元旦最难忘。 我是69年3月下放到江西省全南县的。70年元旦是下乡第一个元旦。这里的老俵根夲不在乎这个节日，他们最隆重的是春节，其次是中秋节和端午节，而我们上海大城市的人还是蛮看重这新的一年第一天的日子。 我们5个上海知青到这靠近广东的江西边远小山村插队。老俵们起初以为我们只是临时来的客人，把我们当贵客看待了。于是，老俵新盖的楼房，自己还没住就让我们捷足先登了，楼上楼下，干净明亮的瓦房，算是围子里数一数二的漂亮楼房，厨房灶头是新砌的，旁边高高堆着老乡们打来送给我们的柴禾，每天老俵爭先恐后送上自家种的新鲜蔬菜，甚至还有鸡蛋。我们每天总是把炉火烧得旺旺的，吃着老乡送来的饭菜，心里充满着新奇和温暖。 但这样的好日子很快过去了。当老俵知道我们是长期插队吋，甚至还要分走他们并不多余的口粮吋，状况完全变了。他们停止供应给我们柴禾，要烧火煮饭必须自己去山上砍柴，蔬菜得自己种。原先我们整天闲逛，美其名曰：宣传毛泽东思想，到处去张贴标语，而现在队里发给我们锄头，要我们出工去。严峻的考验才真正开始了。 我们每天天蒙蒙亮，先要担水煮早饭，然后出早工，直到晚上天昏黑才收工。如有空闲日就要上山砍柴，否则烧火煮饭烧开水就成问题，哪来时间和精力去种菜，何况队里分给我们的自留地并不在屋前门后，还得走一段路，天天要去浇水淋尿，还要除草，这在我们是做不到的。所以老俵家的莱园子都是郁郁葱葱，长势茂盛，而我们的莱园子总是荒芜一片，或者长着一点细细疏疏的小菜而已，根本不够我们一日三歺吃。这里十天三次的街市离我们生产队有十多里路，少有时间上街买菜，一次也买不了多少，所以吃菜始终是个大问题。 听说别的生产队有知青开始偷老乡的菜了，调皮捣蛋的小青年，有些初中生才十五、六岁，还是个孩子，何况正是长身体的时候，自己不会种，又买不到，于是经常拔老乡菜园里的菜吃，少不了给老乡发觉了，就痛骂一顿。这里的老乡还算文明，不会动粗打人，但骂人的功夫一点不示弱，他们可以从早骂到晚，祖宗八代都骂遍，当地夲地人如有偷的，就骂得更凶。知青后来只当耳边风，没吃了照样去偷，有时甚至没油吃会去偷供销社的油和老乡的鸡鸭，反正他们会偷的知青日子过得还蛮滋润的。 我们五个知青有三个是高中生，较成熟也较夲分，没有菜就吃白饭。没菜拌饭，肚里没油水，因为劳动强度大，白饭也吃得顶香的，有时上街买点咸菜、酸豆角、辣椒干就能维持较长一段时间。这样一来，我们知青点得了个好名声，被评为先进知青点，但我是没沾这先进一点光，因为出身不好，没资格上调或进大学，照样在农村苦干了十年。 光阴荏苒，一转眼到了下乡第一个元旦。每逢佳节倍思亲，我们想起家乡上海的元旦也是张灯结彩喜气洋洋的，因为这是新的一年第一天，意味着有新的气象和新的期盼。 元旦这天，当我们准备烧中饭时，五个人都傻眼了。翻遍厨柜和菜蓝子，就只剩二个细长的白萝卜，这时再上街买菜也来不及了，看来庆祝元旦就靠这二根细细的白萝卜了。 我们煮好了饭，把萝卜切成片，打了一大碗萝卜汤，五个人就这样围着桌子，面对这碗只放了点盐，既没有油又没有飘浮的葱花的萝卜汤，我们闷着头，谁也不吭一声，每个人盛了一大碗饭，默默地吃着，算是庆祝元旦了。 尽管以后有更艰难的生活，有许多吃白饭连萝卜汤都喝不上的日子，但这个元旦的一碗萝卜汤却那么深刻地印在我的脑海中，几十年过去也没忘记。 (责任编辑：晓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