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九七五年，我们区文艺宣传队里有个太平公社的回乡知青方涛，留着学生头，眉眼秀气，蓝布学生服的上衣口袋里随时都别着两支钢笔，平时神情忧郁，沉默寡言，总是若有所思的样子，有一种农村青年少见的书卷气，在宣传队乐队拉二胡。我察觉无论什么时候不经意的扫他一眼，他都在若有所思的探究着我，一旦和我的目光相遇，他却又假装若无其事地调开目光。一次两次我不在意，但这种情形多了，不由得在心里打了一个问号。 一天，方涛的娘愁眉苦脸的来找他，他忙把娘拉到墙角，母子俩人小声叽咕着，末了他娘还抹起泪来。方涛四下一看，上下几个兜里掏遍了，掏出了几张毛票塞到娘手里，一边说：“娘，你先别急，这九角钱您先拿去给爹抓两副药，不够的我再去想办法。” 方涛的娘点点头，抹着泪走了。方涛一直望着娘远去的背影，眉毛揪成了一团。 我远远地看着，等方涛转身走开，我追上方涛的娘，摸出兜里的两元钱塞进她手里握住：“大婶，这两元钱您先拿去用。”方涛娘看看远去的儿子，看看手里的两元钱，迟疑起来。 “您放心，方涛和我都是宣传队的，熟人。”我握住她的手说。她的手指关节已经扭曲变形僵硬。 方涛的娘感动地说：“女子，叫我怎么谢你啊！” “大婶，您快去吧，大叔的病要紧。” 没有排练的时候，方涛就悄悄的躲在旮旯里捧着一本笔记本看。我对书籍历来如狗一样的嗅觉灵敏，凑过去问他看的什么书，他却异常紧张，马上将书塞进后腰死不认账。我见他反应这样大，料定其中必有隐情，便不再为难他。 一天，我有意支开众人，将他叫来，伸出手：“拿出来吧，不要以为我不敢搜你！” 方涛腼腆地笑了笑，说：“我本来也要给你看的，我知道你也是个喜欢读书的人，但你周围随时都围着一大群人，我不敢。”说着从裤腰后面掏出笔记本，神秘兮兮地说：“《第二次握手》！手抄本，好看极了！” 我早就听说过有一本手抄本地下小说《第二次握手》在悄悄流传，却一直无缘亲眼所见一睹为快。而今意外获得，不禁大喜过望，深怕他反悔似的，一爪抢过来，迫不及待地翻开笔记本，我立刻就被里面的故事吸引住了。 “深秋的北京,天气晴朗,凉风袭人。桐树落了叶,露出了稀疏的枝桠。公园和高楼大厦傍的松柏显的分外郁郁葱葱。遥望高山,象落了一层洁白的纱罩,影绰显现红色的蜿蜒起伏的身影,那该是千万株枫树,正红得象烈火喷薄啊! 黄昏时分,满天是浓重的棕红色。天边,一朵朵一缕缕的晚霞,象万紫千红的彩带,近边巍峨壮丽的前门楼镀上了一层耀眼的金光……” “写得多好啊!”我被书中那优美的文笔打动了，赞叹不已。 我央求方涛把书借我看。方涛有顾虑，说我本来是想借给你看的，你身边这么多人，走漏了风声可不得了，正在追查呢。直到我对天起誓，方涛才把手抄本给了我。  他又问看过《红楼梦》没有，我说看过，他又问看过几遍，我说没数，小学四年级字还认不全，就拿着字典边认生字边读。家里本来有一套，文革初期烧掉了。他责备道：“为什么要把书烧掉？书是前人生活经验的总结，是传承中华文化的载体，你们把书烧掉了，是最愚蠢的行为，可以说，是对人类文明的犯罪！你们要学秦始皇吗？” “有什么办法？当时那个形势，如果我们不把书烧了，我们就成了罪犯了！烧书的第二天，我家就被抄家了，好险！” “你不了解，我们农村的回乡知青想找一本书看是多么困难！农村人文化水平普遍不高，一年到头就是在地里头刨食，没有藏书的习惯，也没有藏书的条件。我们农民子弟倒想读书，却读不起，连一年的吃食都刨不够，一学期缴几元钱的学费都困难。我能读完高中，是我爹借遍了亲戚朋友才把我供到了高中毕业，却又遇到了文化大革命，全部希望都破灭了，现在我只有顶着一大坨债务回乡务农。”他叹了一口气，回到了本题：“毛主席都说，《红楼梦》要看上五遍，才有发言权呢。”然后很老成的对我说：“我观察你好多天了，看了你写的这些节目，嗯，我发觉你很不错！” 我也学方涛将手抄本捆在后腰，半夜里趁大家都熟睡了，打开手电筒，躲在被窝里悄悄看。 《第二次握手》在宣传队悄悄传阅开了。 当时，全国正在层层追查清缴，据传作者张扬已经被逮捕判了死刑还没执行，风声正紧，连刘区长都来问我，看到过一本反动小说叫什么握手的没有，如果看到了，马上向他报告，知道你喜欢读书，消息灵通。 一天深夜，王大鹏（化名）搞地下工作似的，把大家悄悄召集拢来压低声音严肃地说：“有一件事，我不说大家都知道。今天，我在这里撂下一句狠话：谁要是去告密，可别怪我白刀子进红刀子出认不得人！现在，每个人都必须在保证书上按血手印！”说罢，把匕首狠狠地插进桌子。 大家一言不发，一脸肃穆，依次排队上前，接过杜鹃（化名）早已准备好的缝衣针，刺穿大拇指，庄严地在一张写有“保证书”三个字的名单上按下自己的血手印。 上级成天到处追查，做梦也不会想到，一个集体窝案竟然发生在自己眼皮子底下。到宣传队演出快要结束的时候，宣传队的知青基本上全都看过了。 手抄本《第二次握手》犹如划过沉沉黑夜的一道闪电，感动着我们，使我们在寂寞清凄的寒夜里感到了人间的温暖，感受到了真诚的爱情，也给我们荒芜的心田注入了一股温暖的清泉。 在宣传队的这一段日子，是我下乡以来最快乐的时光，但命运女神对身处逆境中的人总是吝啬的，她给予人的快乐往往如昙花般的短暂。 生活又回到了从前的轨道。日子就象山涧的小溪水，波澜不惊，却流淌不息。 一天，方涛来生产队找我，他把我拉到一个背静之处，从兜里掏出两元钱递给我：“荣琪，还你的钱，谢谢你！回去以后我娘跟我说了，我一听就知道是你。”他又神秘地说：“你看，我搞到了这个！”说着从裤兜里掏出一卷油印手写稿，“遇罗克！听说过吧？就是一九七〇年三月五号雷锋纪念日那天，因为写《出身论》被枪毙的那一个！” 怎么不知道！那个时候我正在读初中，有一段时间满街都是批判《出身论》，声讨遇罗克的大字报，甚至把遇罗克打成现行反革命枪毙掉，我当时一直没搞明白，也从来没有读到过《出身论》原文。也不知道因为我的家庭成份不好，升学、招工一路受挫，和批判《出身论》的政策导向有没有内在的联系。 我接过《出身论》，心里不由得有些紧张，有些害怕、有些兴奋。我没有问方涛从哪里搞来的，对于非法的东西不问出处，这是江湖规矩，我懂。 “你就在这里看吧，看了就烧掉，不要留任何把柄！” 我一口气读完，如受到雷击一般，只感觉心脏狂跳，血往上冲，遇罗克那尖锐辛辣的诘问和痛彻心扉的呐喊，在我心里引起了强烈的共鸣，心中纵有千言万语却说不出来，我一下坐在地上痛哭失声。 方涛掏出火柴，长长的叹了一口气，一边烧油印稿子，一边对我说：“你来参加我们学习小组吧，我们公社几个回乡知青成立了一个马列主义学习小组。我们想不通：无论政策怎么变来变去，为什么吃亏的都是我们农民？我们想不通：为什么我们回乡知青因为出生在农村，就应该永远陷在农村？如果谁想读大学进城市，就是资产阶级思想，就是忘本？当农民光荣，当工人就不光荣？当老师就不光荣？难道我们就不配有理想，只配修地球？说得好听叫我们贫下中农来教育你们知识青年，怎么教育？拿什么来教育？你们城里那么多学校那么多老师教了你们那么多年，还教不好吗？我看就是嫌你们多余了，嫌你们给政府添麻烦了。 表面上把我们农民捧得很高，实际上却又让我们过着穷困的日子，以为我们都是傻瓜好糊弄吗？天干水旱收成减少，我们吃不饱，好容易盼来了一个风调雨顺的好年成，满以为有口饱饭吃，谁知要上交的公粮又涨了。凭什么！为什么我们农民一年到头辛辛苦苦种出的粮食价格那么贱，一年到头没有饱饭吃？我们几个回乡知青想把这个事情弄明白。 毛主席二十五岁时当了北大的图书管理员，研究中国的问题，从此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我今年也是二十五岁了，毛主席当年走过的路，我们贫下中农的子弟难道就不能重走一遍吗！‘将相王侯宁有种乎’,我是高六六级的，成绩一直在学校名列前茅，本来该考大学了，谁知文革一开始一切都变了。其实我们都是同命运的人，不能安排自己的人生。你不要哭了，我们学习小组想增加新鲜血液，所以想吸收你加入我们学习小组，我考虑了很久了,欢迎你来！” 我止住了哭，想了一下说：“我不能加入你们的马列主义学习小组，你知道我成份不好，说不定哪天因为我的成份问题给你们带来灾祸，你们都是贫下中农的子弟，在一起学习倒没有问题。可如果我加入进来，事情就麻烦了，你仔细想想，是不是这个道理？” 方涛失望地走了，再也没有来找过我。 再一次见到方涛，是一年以后在区上召开的一个公判大会上，他被五花大绑，胸前挂着一块写着“反革命集团首犯”的纸牌，和台上一溜盗窃犯强奸犯鸡奸犯教唆犯站成一排，被押解他的公安人员狠狠地按着脑袋。他倔强地抬起头，四下打望，和我的目光对视了，他对我笑了一下，又被公安人员按了下去。公判大会结束，方涛被押下台，我拼命地挤上前，想再看看他，可他很快就被押上囚车开走了。 此后多年，我再也没有见过他，也没有听到过他的任何消息。 回城后又过了几年，我到下乡的地方返乡，去拜望了当年帮助过我们的区委书记成宝。 言谈中，我问：“张叔叔，向您打听一个人，一九七五年因反革命罪被逮捕的回乡知青方涛，您听说过吧？有他的消息吗？” “方涛啊，我知道这个人。一九七九年落实政策，有关部门给他家寄了一张平反通知，平反了。” 我一下子站起来：“他人呢？” “据说是死在牢里了，骨灰都没有留下。” “怎么死的？” “没说。” “他家还有什么人？” “还有一个娘，他爹在他被捕的那一年就死了。” “下午我们去方涛家看看他娘。张叔叔，谁找得到他家？” 张成宝说：“我带你们去吧，那年还是我领着人代表组织把方涛的平反通知送到他家的。” 张成宝带着我们一行人来到太平公社看方涛的老娘，太平公社郝书记和一干人讪讪地紧跟了来。 方涛的家依然是低矮破旧的两间土墙瓦房，房顶的椽子塌了一角，土墙因雨水的冲刷已垮掉了一大块。 一行人进得屋来，眼睛好一阵才适应了屋里的昏暗。几件破烂的家私随意地堆放着，蒙上了一层厚厚的灰尘。灶台上的碗还没有洗，锅里还留有一点酸菜米饭，一碟泡萝卜和一碗炒白菜就那么放在桌上，任凭苍蝇嗡嗡乱飞。灶台边的水桶里，还有半桶浑浊的水。 方涛的娘蜷缩在一个草垫子上，用她那干枯的手吃力地给晒干的包谷脱粒，痛风病更严重了，指关节更加扭曲变形僵硬，如同一板老姜。 她明显老了，脊背弯成了虾米，一绾稀疏的头发白里泛灰，可以看见大片的头皮，包头布脏得已经发黑。皱纹如蜘蛛网般覆盖在她瘦削的脸上，像一颗晒干的核桃壳。衣服上，重重补丁也是粗针大线歪歪扭扭的串在一起，已经看不出衣服本来的颜色。我粗略一算，她至多不过六十出头，但看起来有七十多岁了。 她抬起头，用昏花浑浊的眼睛努力地辨认着来人。她认出了郝书记，不知是害怕或是激动，她竟然哆嗦起来。 “政……政府来啦？”她一边说一边努力想站起身来。无奈蜷坐久了大腿已麻木不听使唤，一个趔趄险些摔倒。 我心里一酸，忙扶住她：“大婶，您还认识我吗？” 她打量了我好一阵，笑容在她脸上如龙爪菊般慢慢绽开：“我记得你，你是我家涛娃子的熟人！以前我家涛娃子跟我常说起你呢。我家涛娃子说他很喜……”她瞟了郝书记一眼，住了嘴。 张成宝皱着眉头，回头斥责太平郝书记：“你们怎么搞的？前次我就给你说过，像她这种特殊情况，我们政府有责任，应该好好照顾她的！把她安排到敬老院去嘛！” 郝书记满面羞惭，哈着腰，点头唯唯：“回头就办！回头就办！” 张成宝生气地一挥手：“什么回头就办？马上就办！把生产队长叫来，收拾东西跟我们到敬老院！老人家，敬老院有人照顾您，好不好？” 方涛的娘抿嘴笑着，不停地点头，感激不尽地说：“好！好！感谢政府宽大！” 又是数十年过去了，方涛这个有些腼腆的农村回乡知青时不时的浮现在我脑海中，如果他能活下来，能活到现在，也应该是儿孙满堂的老汉了。可是在那样的年代，他这样有着朴素理念的农村青年却为世所不容。  作者简介：周荣琪，女，1953年出生，重庆北碚人，1972年初中毕业到大巴山插队，后进入医学院学习，毕业后一直从事医务工作，现已退休。出版有长篇小说《梅殇》 (责任编辑：晓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