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约是在1969年秋天，那正是白桦林最美的季节，那绿色的叶子变成了金色，风一吹过，沙沙作响，好像有人在窃窃私语。早上我被撕裂人心的喊叫声惊醒。“有人上吊了！快来救人！”我衣衫不整地跑出去，跟着许多闻声赶来的人向营部后边那一片新盖的房舍跑去。跑近一看，一个人吊在房框子上，身体静静地垂着，头仰着，脸像纸一样的白，眼睛睁着，无神地望着那一片白桦林。 “快摘下来，堵住他的嘴，别泄了气，堵住肛门……”明白人指点着，这时闻讯而来了许多人，却谁也不敢上前。那时，我很勇敢。我冲上去，抱着他的腿往上举，以解脱脖子上的绳子。他的腿已经很凉了，但还没有硬，裤子、鞋、袜子很整洁。又过来几个人帮忙，我们把他从房框上摘下来，平放在地上。营部的领导也赶来了，指挥我们给他做人工呼吸。我有节奏地上下拉他的手，压他的胸腔。他重重地吐了一口气，就再也没有动静了，身体也慢慢地僵硬起来了。营部的医生又为他打强心剂，用氨气熏他……一切努力都是徒劳的，他还是死去了。 这么年轻充满活力的生命就这样完了吗？昨天我还看到他在这片工地上劳动，那身古铜色的肌肉，在阳光下闪着金属般的光泽。我的心不禁颤抖。 没有举行葬礼，也没人为他送葬。当天他就被埋葬在营部后面的白桦林里，他是我们营第二个死者，第一个是这一年春天为保护知青而牺牲的大学生金学和，也埋在这片白桦林里。为他我们举行了隆重的葬礼。而后死者就不行了，他连一件新衣服都没有换，他的棺材很薄很窄，这是连队的小木匠急急忙忙给他打的。他在哈尔滨的亲人没有来送他，他最亲密的女朋友也没有来送他。 这一切都因为他犯了“罪”，他正在接受审查，审查他的不是国家司法机关，而是营里领导派去的和他一样的知青。开始的时候，我也是营清查组成员，后来因为家里出了事，父亲被定为“走资派”，我从要害岗位清理到报道组了，专为报社写营里的好人好事，有政策水平的领导是把我当成“可教育好子女”安排的。清查组由一位东北农学院农技系的毕业生领导，他手下还有几个知青。他们很努力，一心要在这个以知青为主的青年农场也抓出几个特务。当时，我们所在的黑河地区正进入大规模的“清查”运动，建设兵团也不例外。我们这个营所在地职工很少，结果知青也被审查了，他是在审查中“畏罪自杀”的，他的死是比“鸿毛还轻”的。这就是当时的逻辑。 他也是哈尔滨知识青年，比我们早两年来到这片密林深处的荒原。那时还没有大规模地动员上山下乡，但为了安置没有考上大学的社会青年，就在这里建设了一座“哈尔滨青年农场”。这里离最近的城市黑河市，还有280里的车程，处于大山深处，边远偏僻。但一百多位和我们一样豪情满怀的青年，来到这里开荒种地打井盖房。两年后，我们也加入了他们的队伍，来这里屯垦戍边，这里也被收编到兵团一师的一个营，大家都是兵团战士。 他没有成为被我们后来人尊重的“开国元勋”，是因为犯了错误，他和另外７个老知青拜把子兄弟，被定为“八哥们集团”。 这八个人有工人子弟，也有干部子弟。他们的主要错误是聚在一起称兄道弟，打拳习武，喝酒抽烟。他是其中的二哥，这几个人都服他，人长得精神，又练得一身好肌肉，对朋友讲义气，还会吹笛子。在他们之中，他是德艺双全的。傍晚时分，这8兄弟常躺在白桦林的草地上，听他吹《苏武牧羊》，吹《满江红》。然后又大声地唱歌，唱“春季到来绿满窗，大姑娘窗下绣鸳鸯”，唱“送君送到大路旁”，唱“呵，到处流浪，到处流浪”，唱“今夜花园里四处静悄悄，只有风儿在歌唱”……当时这些歌曲都是“黄色歌曲”，还有《莫斯科郊外的晚上》这样的“反动歌曲”！这无疑使他们的错误更严重了。 不过知青们并不恨他们，还有人爱上了他们。也许这就是“男人不坏，女人不爱”。有一个一起来的哈尔滨女孩子，爱上了吹笛子的二哥。她当时是这个农场的才女，人长得漂亮，还会写诗，她发誓要写一部反映知青生活的小说。二哥经常背着其他兄弟，领着她往白桦林里跑，他们跑得很远，回来得很晚。也许是为了丰富她的小说。她很喜欢苏联小说，比如《远离莫斯科的地方》，是写苏联共青团青年垦荒队的，那里面最让她感动的是青年们浪漫的爱情，这方面她还没有太多的体验。 为了改造和教育“八哥们集团”，清查组总是给他们派很重的活，伐木、打井、盖房、挑水，他们有的是力气，干得有滋有味，并没有消沉。然而突如其来的政治运动，把他们逼上了绝路。当时地处边境的黑河地区开始了以深挖“苏修特务”为重点的清查运动。军分区的一个领导在开动员大会上说：“黑河地区可能有一个加强师的‘苏修特务’！”于是开始了“挖地三尺”的运动。连我们这样的知青农场也不能幸免。 刚刚从“文革”前线“解甲归田”的红卫兵又重新燃起斗争的激情，他们把“怀疑一切”的目光注视着仅有的几个老职工和先他们而来的老知青。农场一个姓栾的“二毛子”老太太被怀疑为对岸派过来的情报员，而“八哥们”可能是她发展的小特务——因为他们喝酒时说过，“将来有钱了，到对岸看一看。”他们还经常唱“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做着投修的梦想。这样一来，老栾太太被抓了起来，“八哥们”也被隔离审查了。老栾太太挺刑不过，用罐头碎片剖腹自杀了。这样“八哥们”就成了重点，不分昼夜地提审，然后就是更重的劳动惩罚。然而他们怎么也说不出来是怎样当特务的。后来，老八挺不住了，开始编故事了，把老栾太太如何组织他们为对岸提供“军事情报”，说得神乎其神。而爱吹笛子的老二默默地忍受着，从来不乱说。但是作为重点人物的他承受的压力越来越大。这时他盼着她能来看他，然而她没有来。也许是不敢来，也许是人家不让她来。 他终于盼来了她的一封信，一封长长的信。信的内容不得而知，也许是劝他认识错误，坦白交代；也许是宣布他们爱情终结……也不知道这信是自愿写的，还是别人要求她写的。 当时，我们报道组和清查组是邻居，一栋板夹泥的房子，他们住那头，我们住这头。那边的情况我们也知道，听清查组的人说，那女的写给老二的信特感人。谁看了都得掉泪。 看完信之后，他默默地哭了一场。哭完之后，他拿出身上仅有的几块钱，让看守他的小知青到小卖店买了几瓶罐头，有肉罐头，也有水果罐头。然后他请关在一起的小哥们吃了一顿饭。当时他没吃多少，只是静静地望着大家。天黑之后，他整理了自己的东西，把能穿能用的都装进了一个黄背包，然后又换了一身干净的衣服，就躺在自己的铺位上了。天亮之后，看守他的小青年发现他没了，就大声呼喊起来，我披着衣服就跑了出来，后来在那间新盖的房框子里找到了他。 在度过一个漫漫长夜之后，大约是在黎明时分，他离开了这个冰冷的世界。唯一维系他希望的爱情线也断了，他沉落了。如那片白桦林中轻轻飘落的一片叶子。 他的死使他的女朋友丧失了活下去的勇气。以后她病退返城了，消逝在茫茫人海中，再也没有了消息。没有人追查他的死因。 后来黑河地区那场清查运动，以数百人的非正常死亡为代价，草草收场了。因为有城市“革命经验”的知青的参加，黑河的清查运动更加惨烈，这是我们不能回避的事实！ 清查组那几位知青哥们看侦探小说太多了，他们在心里编织了一个特务联络网，他们还让我看他们绘制的一张图，上面有附近林场和居民点的位置和每一个点的联络人。他们判断，“八哥们”是通过“二毛子”老栾太太和对岸挂上钩的，然后“八哥们”和附近各点的特务联系，目的是收集驻军和建设兵团的兵力部署。他们很有信心，如果在最单纯的“哈青农场”能突破这个特务网，整个黑河地区的特务就可以一网打尽了。我的战友们按老八的交代，老二是核心人物，据说还有一部电台！他们梦想突破哈青农场的特务网，然后立了大功，到北京受奖，最后调到边防部队，成为真正的军人！他们的想象力和逼供信的能力毁了老二那个风华正茂的青年。 当然他们不是元凶，就像“文革”中许多红卫兵逼死人命一样。但我们是否应该反思？是否应该忏悔？在许多许多知青回忆文章中，我们都是受害者，没有一个人说我是害人者。当时这个事件的见证人，我没有和他们一起干傻事，不是我成熟，而是已经不被组织信用了。其实在清查的初期，在我还没有被清理出清查组前，我是批斗过农场的走资派的，性质和我的战友批斗“八哥们”是一样的，只是没逼死人命而已。这也是我永远的悔。 两年以后，我们所在的营因无地可开，全部撤走了。英雄金学和的坟被他所在连队的知青迁走了。他的坟，没有人迁，即使迁也找不到了，当时没留下任何标记。草绿草黄，树枯树荣，岁月无情，淹没了许多美好或痛苦的记忆。后来 “八哥们” 所在的连队迁到了五大连池农场（一师五团），大家还干着种地的活。那时清查运动已烟消云散了，那位领导清查的大学毕业生也回到家乡农技站工作了，有一年他出差到五大连池农场，住在招待所里，半夜时分突然有一些蒙面人冲进他住的房间，把他一顿暴打。第二天清晨，伤痕累累的他悄然离去了。这是谁干的？没有报案，也没人查案。有人分析，可能是因为 “八哥们” 的那个案子，他得罪了许多人。其实，他也是代人受过。 三十多年过去了，我还记得他的名字，他叫迟景铁，那个健美多才的哈尔滨知青。我也还依稀记得起他女朋友的样子。不过我不想说了，怕引起他们亲人的痛苦。 迟景铁没有死，他像山上的树一样还站立在风雪中 前些年我曾回 “故乡” 看过，当年的营部现在是个村落了。村后的那片白桦林还在，树高了，林密了，那草地上还星星点点地开着不知名的小花。我远远望去，仿佛听到了他的笛声，听到了他和她的笑声。 这篇文章在报上发表后，当年给我当过连长的陈永祥给我打过电话。他1966年春天带领着一百多个哈尔滨青年在那片残雪未消的山沟里刀耕火种，挖井建房。他曾是迟景铁的直接领导，返城后在哈尔滨的一个区的工商局工作。他说，哈青的老知青许多人看到了这篇文章，他们特别感谢我说出了历史真相，给了迟景铁和“八哥们”一个清白。他说，迟景铁的女朋友也看到这篇文章，返城以后她隐名匿姓落户在一个小县城里，她不想再见到当年的战友。但这篇文章让她再也不能平静了。她回到哈尔滨找到了老陈，请他把她写的关于哈青生活的书转给我，也许想让我知道更多的历史真相，也许想让我知道她和迟景铁之死的关系。 那是用青春和眼泪写就的文字，让我感动让我伤怀。她的文字确实不错，但那是一部尴尬的作品。说是纪实，她没有说出所有的真相，连人名都是虚构的；说是小说，又缺少文学架构和典型人物的塑造。我写信对她说，是写纪实，还是写小说，你要有勇气做出选择。我又说，无论怎么写，你不是罪人，而是受害者。忏悔可以，但不必缠绵于痛苦的自责中，光明在前，应该为死去的人活好现在的每一天。 她没有回信，也没有再通过老陈和我联系。 (责任编辑：晓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