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党中央在《中央通告》（第二十五号）中提出打入敌人内部建立侦察工作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武定路930弄14号  龙潭三杰李克农（20世纪30年代）  龙潭三杰胡底（20世纪30年代）  龙潭三杰钱壮飞（20世纪20年代）  陈赓（20世纪30年代） ◆章慧敏 武定路930弄14号是一幢清水红砖墙，红瓦屋顶，假三层的里弄住宅。如今的这里，透着浓浓的寻常百姓家的生活气息，但弄堂口的咖啡色铭牌“中国共产党中央特科机关旧址”仿佛在向人们述说这栋石库门小楼曾演绎过的惊心动魄。倘若要刻画我党特科先驱可歌可泣的事迹，一部礼赞隐蔽战线的电视连续剧《风筝》或许有助于了解他们。 战斗堡垒 1927年11月的上海，回响着凄厉警笛声的警车在街头呼啸而过。此时，在一幢石库门的后楼，一块厚厚的窗帘隔开了室外的黑暗以及室内的灯光，笼罩在人们心中的恐怖暂时被它隔开了。在这间十几平方米的房间里，十几位年轻人正围坐在一起，11月14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在上海召开常委会议。弄堂外，几个卖香烟、水果的小贩警觉地观察着四周，在他们的货摊下面、衣服夹层里都悄悄地放着子弹已经上膛的手枪，他们是负责警戒工作的队员，一旦发现敌情，便立刻拔枪阻击，掩护开会的中央领导快速撤离。 对中国共产党来说，1927年是风雨飘摇的一年。据不完全统计，从1927年3月到1928年上半年，30多万名共产党员和革命者被杀害，而举起屠刀的人中，竟有曾一起患难与共的战友。 1927年，中共八七会议后，中央机关陆续从武汉迁往上海。然而，在白色恐怖中开展隐蔽工作，就必须有支强大的情报保卫力量。同年11月，29岁的周恩来（别名伍豪、周少山）受命组建中共中央特科。 繁华的上海滩，灯红酒绿，特科工作的特殊性决定了队员们要出入“大染缸”。作为特科的领导者，周恩来起到了表率作用。他通常装扮成商人，但将外出时间严格限制在清晨5点和晚上7点后。少走大马路、多穿小弄堂，到公共场所也不搭乘电车。当时，党的经费十分困难，周恩来每月的生活费只有12元，邓颖超8元，据邓颖超回忆：他们吃一回“狮子头”也属破例，最经常的是在煤油炉上热点泡饭，就着咸菜…… 被称为“红色大管家”的中央机关会计熊瑾玎，其公开身份是上海“福兴布庄”的老板，可回家后立刻脱去绸缎大褂，换上打补丁的衣裳。像他这样经手无数钱财的熊老板，却有一个“平生营钱物，一尘均不染”的美誉。当时的很多经费都是通过上海运往苏区的，特科队员们保护着一包包的真金白银，光明磊落，不为心动。 惩治叛徒 1928年4月15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兼组织局主任罗亦农约了当时的组织局秘书邓小平谈工作。谈话结束后，邓小平先行离开。当他走到门外，习惯性地向不远处正在放哨的特科队员看了一眼。这一看，让他立刻察觉出了情况的不对：那名扮成擦皮鞋的暗哨悄悄地用手指向他的身后，邓小平本能地回头，只见几名英国巡捕房的洋侦探正走进他才离开的房子。因为早走了一二分钟，邓小平侥幸逃过一劫，而还没离开的罗亦农却被巡捕抓了个正着。 罗亦农被捕后，周恩来和中央特科的同志焦急万分。他们敏感地联想到：一定是党内出了叛徒。在这紧要关头，陈赓紧急与自己单线联系的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驻上海特派员杨登瀛接头，希望他通过内线查明情况，找到叛徒，展开营救。 杨登瀛从英国巡捕那里得知，告密者是个女人，说话带四川口音，长得很漂亮，能说一口流利的德语。她张嘴就要五万美金，还要提供两本到德国去的护照。巡捕说，告密者之所以要价高，是因为手里还有300多名共产党员的名单及他们的藏身地址。这份名单要等拿到钱后再交出……杨登瀛还获悉陈立夫对捕捉到这条大鱼非常兴奋，中统已定在19日将罗亦农从巡捕房移交到国民政府手中。 特科的行动科又称“红队”，营救罗亦农的方案已经部署，他们准备在押解他的当天劫狱。可哪料陈立夫担心夜长梦多，亲自到上海来提审罗亦农。审讯中，罗亦农不吐一个字，在劝降无望后，被就地处死。 不严惩叛徒如何告慰烈士英魂？情报科很快查明叛徒就是罗亦农的秘书何家兴夫妇。为了避免党内更大的损失，中央指示惩治变节者！1928年4月25日早晨，“红队”队员冲进何家兴夫妇的住所……有关这次行动，在1928年4月26日的《申报》上有专题报道：这日“……待乳媪买水归来，则见有四人已经入门，穿本国装者三人，直奔楼上；西装者一人，禁止其行动……无几何时，三人下楼，偕另一西装者扬长而去。吴刘氏惊魂甫定，遂上楼观看，见夫妻二人已倒在血泊中。”红队还在何的住所找到了那份名单，避免了党内进一步的损失。 围堵白鑫 1929年8月24日，中共中央农委书记、中央军事部委员彭湃等几名高级干部在沪西区新闸路经远里1015号（今新闸路613弄12号）召开重要会议，中央军委秘书白鑫做会议记录。下午4点左右，粗暴的敲门声传来。大家迅速起身，窗外，他们看到12号已被工部局的巡捕和暗探团团围住，要想撤离已没有可能了。 彭湃的被捕，震惊了中共中央，而这时，陈赓也收到了杨登瀛的情报：彭湃的秘书白鑫已在一个月前通过其弟向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秘密自首了。白鑫的叛变无疑会给中央领导机关和领导人的安全带来致命打击。8月28日，有情报传来彭湃等几名被捕同志将从水仙庙侦缉队拘留所转押地处龙华的淞沪警备司令部。中央特科决定在水仙庙通往龙华的必经之路武装拦劫囚车。周恩来亲自带了20多名队员，装扮成电影外景队，乘卡车来到枫林桥，等特科队员运送武器过来。可打开装驳壳枪的箱子，大家都愣住了，枪上涂了厚厚的防锈黄油，根本无法用，只能派人去买煤油擦拭。一来一去，耽搁不少时间，营救计划功亏一篑。 白鑫自知特科不会放过他，自彭湃等同志被捕后就一直藏身在国民党上海市特别党部执行委员范争波的住处。彭湃被害后，白鑫带着两名保镖出现在威海卫路上的达生医院，他是去找坐堂医生柯麟为他治疗疟疾的。白鑫显然不知柯麟医生也是特科成员，他来治疗的经过柯医生都向组织汇报了。10月的一天，白鑫打电话问柯医生能否上门替他医治？此前，面对神出鬼没的白鑫，特科队员始终没掌握他的住地。现在，叛徒自己呈上了地址：霞飞路（今淮海路）和合坊43号。原来，这是范争波的公馆。范争波与弟弟范争洛住在二楼，白鑫住三楼。范公馆前门临近霞飞路，后门通往蒲石路，两扇门都有巡捕看守，怎么动手？此时，杨登瀛送来紧急情报：南京方面已批复同意白鑫前往意大利避风头的请求，11月11日出发。时间不等人，周恩来果断下令：决不让白鑫逃离上海！ 11月11日下午，陈赓带领着扮成小贩、修补匠或过路人的队员潜入到43号周围的弄堂四周守候伏击。晚上11时许，“身穿灰哔叽衬绒袍子、藏青丝品西装裤、黑色皮鞋”的白鑫和范家兄弟等人及四个保镖从范公馆后门出来，走向停在弄口的汽车。一行人刚到弄口，埋伏在对面弄堂的特科队员就从黑暗中冲出来。枪战中，范争波连中三枪，其弟范争洛身中六弹……白鑫拼命奔逃，身中数弹，倒在71号门前。 龙潭三杰 中央特科最核心、最基础的工作都源于情报搜集。中央特科二科在陈赓等人的领导下，涌现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情报工作者。 1927年12月31日，中共中央第25号中央通告指出：“经过党部的决议，得派遣一二个极忠实的同志到国民党党部以及某种反动机关做侦探和破坏的工作。但必须限于这两种作用才可派遣。” 1928年8月，钱壮飞考入徐恩曾在上海举办的无线电训练班。钱壮飞利用二人是同乡的关系，获取了中统头子徐恩曾的信任，担任机要秘书。1929年底，徐恩曾奉命赴南京组建国民党特务组织，钱壮飞随行“协助”筹建。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中央特科决定派李克农、钱壮飞、胡底三人顺势打入这个新的特务机构。钱壮飞的公开身份是南京“长江通讯社”社长，胡底为天津“长城通讯社”社长，李克农则在上海无线电管理局工作。这时的钱壮飞已完全掌握了徐恩曾的电报密码本。 1931年4月下旬的一天，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护送张国焘等人去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后违反了秘密工作纪律，在武汉擅自活动，被叛徒王竹樵认出，一路跟踪到了顾顺章的住处。4月24日下午顾被捕，当天晚上就被迅速地押解到国民党武汉绥靖公署行营。顾顺章立即表明身份，为显示自己是共产党内举足轻重的人物，他一口气说出了中共在武汉的湘鄂边区特委、中央军委武汉交通大站等20多个秘密机关，中共在武汉的地下组织几乎无一幸免。 顾顺章出卖武汉地下党组织后，要求直接面见蒋介石，并告诫特务不要将他被捕的消息向南京发报。然而，汉口方面可能是太高兴抓住一条大鱼了，安排船只送顾顺章去南京前，还是将其被捕的消息向南京的蒋介石及徐恩曾发去密电“邀功”。截获这6封急电的正是潜伏在徐恩曾身边的钱壮飞。此时已是深夜，钱壮飞立即派交通员连夜乘坐火车从南京赶往上海，报告李克农转中央。得知已向南京发报后，顾顺章一声长叹：“你们抓不住周恩来了！” 顾顺章的叛变给党带来了极大威胁。危急关头，周恩来与陈云商定对策，在聂荣臻、陈赓、李克农、李强等人的协助下，抢在国民党特务机关动手前，完成了上海党中央重要机关人员的转移安置，中共中央、江苏省委和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机关也全部转移。 4月27日，顾顺章被押至南京，钱壮飞已安全转移。国民党军警特务根据顾顺章所提供的地址在上海进行了大搜捕，却处处扑空。但一年前在上海被捕的中共中央委员恽代英则因顾顺章的指证而身份暴露，牺牲于南京雨花台。 深入敌人心脏的李克农、钱壮飞、胡底等三人情报小组在关键时刻发挥了关键作用。 1931年年底，领导中共中央特科的周恩来离开上海前往苏区工作，之后的特科工作先后由陈云、潘汉年等人领导。由于秘密工作的原因，人们知晓的特科故事并不多。但这不妨碍这些英雄事迹熠熠生辉，功绩永世长存。 责任编辑：日升 (责任编辑：日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