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时的《解放日报》由谈家渡路印厂印刷，《文汇报》由沪太路/洛川路印厂印刷，两报由邮局的两套网络分别运行，每套网络各有18辆汽车组成，均于印厂径送市区的66个邮政支局。文汇报网络同时还连带着附近沪太路的邮局报刊处理中心所封发的报纸。 第一次挑战 《文汇报》原由沪太路/洛川路印厂印刷，现要改至25公里之外的龙吴路印厂印刷，邮局有关日报的网络运行该怎样组织呢？ 我思考了一个月，根据报纸发行时限规定，核算组网汽车运行成本，拟就了最佳实施方案： 《解放日报》《文汇报》等96种日报均由印厂驳运至邮局报刊处理中心，一网发运，由此开创了上海邮局日报发运的新模式。 《文汇报》先期施行，网络运行线路由原先的18条调整至25条；待下一国定假日（报纸缩版、量少），《解放日报》再予施行，因汽车装卸报纸量增加，会相应增加作业时间，网络运行线路届时再扩展至27～28条，较现行的两报36条线路减少了8～9条线路。 2007年年中邮政局分管局长召开协调会，商定邮局进点龙吴路印刷厂的作业方案。 他们意见一致认为，《解放日报》《文汇报》两报仍由邮局两套网络分别运行：《文汇报》于龙吴路印厂就地组网发运；《解放日报》印厂与邮局报刊处理中心的报纸，两个作业点，一网发运。 我一个人唱独角戏,坚持《解放日报》《文汇报》等96种日报均由印厂驳运至邮局报刊处理中心，一网发运，《文汇报》先期施行。 我指出，解放日报印厂与邮局报刊处理中心相距6公里，根据报纸发行时限规定，不可能做到一网发运。 报刊发行局退而提出，解放日报社、文汇报社均会反对将报纸驳运至邮局场地一网发运；他们要求于印厂就地组网发运。 我知道报刊发行局的意图，若按我的方案施行，报刊发行局的人马将会缩编，于心不甘，利用报社来施压，狐假报社来耍虎威罢了。 邮政局分管局长指示，由报刊发行局牵头与报社联系，网运部、调度室和发行局共同参加，听取报社意见。 次日上午，一行人来到了文汇报社，报社出席的有印务中心和发行部的领导。报刊发行局作简要开场白后，我详细介绍了邮局方案，获得了报社一致的赞赏和同意，大功告成。 当日下午至解放日报社，或许受上午会谈的影响，预见到报社会同意，发行局分管局长未来，仅有其业务科长出席。不出所料，方案获得报社高度赞赏，报社高兴地说，由此解决了印厂与邻近居民于发报时的汽车噪声的矛盾。 当年12月1日，上海文新报业集团启用新建的龙吴路印厂，实施我一网发运的方案，《文汇报》发运情况良好，达到了预期的目的。 第二次挑战 2008年邮政局分管局长换人了，文汇报社即致函邮政局局长，要求邮局于龙吴路印厂就地组网发运《文汇报》。 邮政局分管局长一换人，报社马上来函，提出了与当初报刊发行局相同的要求。 邮政局分管局长来到我办公室，花了两个半小时，提问和听取了我的解释和汇报，得到了认可，据此，我另行书面报告分管局长：文汇报社要的是，《文汇报》按规定时限投送到户的最终结果，关于邮局如何组网发运，与报社无关。 邮政局分管局长召来发行局分管局长，将我的报告交其看过，询问其无意见后，嘱其据此答复文汇报社。 在后来的干部大会上，邮政局分管局长下了定论：邮政总调度室是计划的制定单位，发行局和运输局是计划的执行单位。 第三次挑战 邮政局分管局长又换人了，文汇报社随即又来函了，说龙吴路印厂的《文汇报》近期发运延误，质疑与邮局未在龙吴路印厂就地组网发运有关。 从中又看见了报刊发行局意图的影子。 邮政局分管局长指示，由发行局牵头与报社联系，调度室和发行局参加，与报社商谈。 《文汇报》发运，为什么以前没有问题，现在会发生问题了呢？开会之前，我作了调查。 那天下午去了报社，发行局来了些科长，分管局长未来。文汇报社来商谈的有，总编办公室、发行部等等的领导。 总编办公室提出，“《文汇报》近期发运有所延误，是否与邮局未在印厂就地组网发运有关？” 我指出，“《文汇报》前段时期发运情况良好，只是近期有所延误，原因为报社印务中心将一狭窄版面的某某报纸，调至龙吴路印厂印刷，印机届时需调整版幅，而多耗时20分钟，占用了《文汇报》的印报时间，致使《文汇报》发运误时。此是报社印务中心安排工作不当所致，与邮局无关。” 会后，报社印务中心调整了生产作业计划，《文汇报》发运恢复正常了。 邮政局分管局长一换人，文汇报社马上就知道，即刻来函干涉邮局的《文汇报》发运安排，拟实现报刊发行局于龙吴路印厂就地组网发运的意图。 虽无证据表明报刊发行局吃里扒外，但从中可以看见报刊发行局意图的影子。 (责任编辑：晓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