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社：人民日报出版社
十四 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3/3）1981年农村改革的浪潮以更大规模继续汹涌向前，包产到户逐渐成为主流。 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农民的创造，开始一段形式多种多样，名称五花八门，内容却大同小异，总的说是“队不如组，组不如户，不包到户稳不住”。原来有“不许”或“不要”这个紧箍咒套着，只能半公开半合法地进行，“75号文件”指出包产到户非常适宜贫困地区采用。当时中国农村哪个地方能说自己不是贫困地区呢？于是呼呼啦啦地都搞起来了，迅速形成了不可阻挡的气势。尽管有少数地方领导坚持认定农民包产到户是搞资本主义，是方向、线路错误，严加防范，严厉压制。 山西省就是设置阻力的少数地方之一。胡耀邦又亲自到山西去做工作，个别谈心，小型座谈，帮助一些思想上有抵触的领导干部转过弯来，正视现实，总结经验教训。局面终于打开了，省委开会统一了认识，向中央写了检查报告。1980年11月23日，中央批转了这个报告，并加了很长的按语，作为1980年“83号文件”下发。 根据农村改革的发展情况，胡耀邦不失时机地提出召开中央农村工作会议。 1981年7月31日，胡耀邦批了一个材料给万里：“我考虑今年9月、10月要再产生一个农业问题指示。请考虑是否叫农口同志先酝酿一下，如杜润生。在下去考察前也可先找他谈一谈。”随后，胡耀邦找到杜润生谈话，共商文件起草工作，特别提出要继续放宽政策。根据胡耀邦指示，万里作为主管农口的副总理，立即责成国家农委副主任杜润生主持起草文件。杜润生长期从事农村工作，既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又有深厚的经济理论水平。他领导写作班子在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起草了一个初稿。为慎重起见，他又多次召开座谈会，反复修改，几易其稿。然后交1981年12月全国农村工作会议讨论。 与会代表心服口服，顺利通过，并以会议纪要形式报中央审定。 中央书记处讨论时深感满意，主持国务院工作的中央领导同志提出把“纪要”作为中共中央来年第一号文件印发全党，表示党中央对农村工作的重视，大家十分赞成。 1982年元旦，是举国欢庆的节日，也是我们党历史上第一个农村工作1号文件正式出台的日子，它牵动了全党上下和亿万农民的心。针对几年来党内外的大争论，文件明确指出：“目前实行的种种责任制包括小段包工定额计酬，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联产到劳，包产到户、到组，包干到户、到组等等，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毫不含糊地给包产到户、包干到户正了名，为几年来无休止的大争论画上了句号。 文件还从理论上对“双包制”做了说明，指出“包干到户这种形式，在一些生产队实行以后，经营方式起了变化，基本上变为分户经营、自负盈亏；但是，这是建立在土地公有制基础上的，农户和集体保持承包关系……它不同于合作化以前的小私有的个体经济，而是社会主义农业经济的组成部分”。它还指出：认为“包干到户就是‘土地还家’、平分集体财产、分田单干。这完全是一种误解”。 文件具体分析了“双包制”的优越性：“联产承包制的运用，可以恰当地协调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并使集体统一经营和劳动者自主经营两个积极性同时得到发挥”。这就更坚定了人们推行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决心和信心。 面对这种明确有力的中央红头文件，一些有“左”倾思想和旧框框的人，也只好缄口不语，善罢甘休。从此，农村改革的骏马在神州大地奋勇奔驰。 第一个“1号文件”作为“1号文件”带有偶然性，但是它给包产到户上了社会主义的“户口”，受到亿万农民热烈的拥护，欢呼“吃了定心丸”。胡耀邦对这件事特别高兴，连说最好每年来个“1号文件”。书记处的同志大多赞成，很快形成了一个不成文的共识，每年年末开一次农村工作会议，年初发一个“1号文件”，以显示其连续性、重要性和权威性。 连续5个“1号文件”从此开始。5个“1号文件”成了农村改革最重要的标志。 在农村改革汹涌澎湃的大潮中，胡耀邦对安徽农村的改革极为关心，1982年5月，他再次来到合肥，同省领导亲切见面连续开3次座谈会。他多次讲到全国改革农村立了头功，农村改革安徽立了头功，包产到户意义深远，安徽作出了很大贡献。 副省长胡开明有次也在座。胡开明50年代后期曾担任河北省副省长，60年代初到张家口地区探索包产到户，一边试验一边总结，写了个意见书送呈中央，受到毛主席的批判，说这个人“开明倒开明，可就是‘胡’开明”。从此，他被定为“右倾分子”，含冤10余年。胡耀邦任中央组织部长时才为他平了反，派他到安徽来工作。胡耀邦含笑指着他对大家说：“他是先知先觉，我对包产到户觉悟很迟，是后知后觉。”胡耀邦很真诚，这句话也是真诚的。但事实上他为包产到户在全国农村普及发挥了推动作用。 1982年，全国农村传来喜讯：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11%，粮食比上年增长8.7%，农民收入比上年增长15%。实践再次说明，包产到户的政策合乎情理，中央文件顺乎民心。农村经济充满了希望之光，农民尝到了改革的甜头。胡耀邦更增强了加大改革步伐的决心和信心。 1983年元旦，中央第二个1号文件——《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的通知》出台。之前，胡耀邦对文件草案反复推敲，字斟句酌。文件讲了14个问题，它比前一个1号文件又进了一步，不仅指出：“包产到户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而且高度赞扬“是马克思主义农业合作化理论在我国实践中的新发展”，“是在党的领导下，我国农民的伟大创造”。文件还要求对人民公社体制进行改革，“准备好一批，改变一批”。此后，风云一时的人民公社，就逐渐解体。 为提高人们的理性认识，文件指出：联产承包制的迅速发展“绝不是偶然的”，“以农户或小组为承包单位，扩大了农民的自主权，发挥了小规模经营的长处，克服了管理过分集中、劳动‘大呼隆’和平均主义的弊端，又继承了以往合作化的积极成果……使多年来所形成的生产力更好地发挥作用。这种分散经营和统一经营相结合的经营方式具有广泛的适应性，既适合当前手工劳动为主的状况和农业生产的特点，又能适应农业现代化进程中生产力发展的需要。” 按照胡耀邦的新思路，文件就发展多种经营、商品生产、农业技术改造、农村建设等提出了新政策。通过贯彻执行这一文件，以“包”字为标志的多种形式的责任制又有新发展。一个“包”字把劳动者的劳动同生产成果紧密联系起来，把责、权、利联系起来，有效地克服了平均主义，推动了生产的发展。这一年，我国农业又传捷报：全国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14.5%，粮食比上年增长5.1%，农民纯收入比上年增长14.7%，农村经济逐步向农业化、商品化、现代化发展。 1983年1号文件标志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作为农村改革的一项战略决策的正确确立。至此，“包”字彻底冲出了“禁区”，走出了“地下”，由“倒退复辟”的代名词而正名为适合和促进我国农村生产力发展的具有社会主义集体经济性质的劳动形式。承包制正式登堂，以包产到户为主要形式的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摧枯拉朽之势席卷全国。1983年，全国农村绝大多数生产队都实行了包产到户，农村的经济面貌发生了根本变化。 这年年底，中央召集各省市自治区书记在京召开农村工作座谈会，大家畅谈农村改革的大好形势，心悦诚服地赞美承包制的神奇威力，并确定了来年农村工作的重点。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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