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社：人民日报出版社
十二 平反昭雪冤假错案（7/1）
组织为“六十一人集团”案平反 胡耀邦在邓小平、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的领导和支持下，据理力争撤销了中央专案审查小组，为众多的高级干部平反昭雪。 在落实干部政策、平反冤假错案的过程中，“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是当时国内外影响最大的冤案之一。所谓“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就是指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被关押在国民党北平军人反省院监狱中的同志，在日寇入侵华北的1936年，经过中共中央批准，在狱方印好的“反共启事”上签字后离开监狱，积极投入抗日斗争的那段史实。事实上，这个事件中央早有定论。康生、“四人帮”一伙为实现篡党夺权的罪恶阴谋，为了彻底打倒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在“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又把这件事翻了出来，成为许多人敢怒而不敢言的禁区。胡耀邦为了使这一轰动国内外的冤案得到平反昭雪，倾注了大量的心血。 1945年4月，中国共产党准备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薄一波作为晋冀鲁豫代表团副团长到了延安，在窑洞中与毛主席进行了长谈。毛主席说：“这件事（指出狱之事）我们知道，中央完全负责”；“你们在牢房里做了很好的工作”。这次长谈后，薄一波整理了谈话记录，请毛主席过目。毛主席在记录上批道：“个人的进步和党的进步是一致的。”安子文等人也与毛主席谈了话，毛主席作了同样的表示。后来，中央书记处书记任弼时说：“中央完全知道，是刘少奇和北方局建议，中央作了讨论后让你们出来的。” 1967年3月16日，中共中央印发所谓《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自首叛变材料的批示》和附件，把1936年8月至1937年3月薄一波等经组织决定先后出狱错定为“自首叛变”。随后，过去在南京、苏州、济南、太原、新疆等地被国民党或侵华日寇囚禁过的老同志，以及做过地下工作的老干部，几乎全都被罗织罪名，栽赃陷害，成了被“造反派”任意揪斗拷打凌辱的“叛徒”，冤狱遍布全国。此后，薄一波等61人被正式定为“叛徒集团”。幸存的40位老同志，其中在“文革”前担任省委书记、副省长、中央国家机关部长以上职务的就有22人，如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在“文革”中，他们遭到残酷迫害，他们的家属、子女、亲友、老部下，受到株连审查与打击迫害的成千上万。 在批斗和审讯的日日夜夜，专案人员无休无止地折磨薄一波。为了实事求是地说明情况，他拖着浑身伤痛的躯体，用几天的时间，写出了一份长达两万多字的材料，详细地叙述了几十个共产党员在草岚子监狱坚持斗争的英雄事迹；叙述了他们按照党中央指示出狱的经过；也叙述了他1943年在延安窑洞中向毛主席汇报这个问题的背景。他在文中写道：“我不是叛徒，我们这几十个同志都不是叛徒。党中央和毛主席肯定了我们对党忠诚。” 可是，审讯人员不由分说，限他3天之内写好审讯时指明的3条“罪行”材料，否则不准睡觉。 薄一波北京的家，早被洗劫一空。妻子胡明被迫害致死。工资取消了，尚未成年参加工作的孩子无家可归，没有了生活来源，陷于饥寒交迫之中。1967年12月下旬，20岁的薄熙永，16岁的薄熙成等，都被投入了监狱。直到1972年8月，由于周恩来总理过问，才被释放出来，关了整整4年零8个月。也是由于周总理的关切批示：薄一波这样的人有了病，还是应该给治的嘛！薄一波才得以住进了医院。1972年10月26日，被囚禁了5年零10个月的薄一波，在三○四医院里，才见到了他的孩子们。当他们看到被折磨得步履艰难、须眉皆白的父亲，想到妈妈的惨死和各自屈辱的遭遇，相互抱头痛哭。薄一波这位坚强的共产党人，含着泪花，听着孩子们的叙述，这才第一次知道了妻子胡明被迫害致死的经过。 时任西北局第一书记、兰州军区第一政委的刘澜涛，被作为“大叛徒”遭到残酷迫害。 在十年浩劫中，刘澜涛挨批斗的次数，是全国最多的。仅从1966年11月中旬到1968年1月的14个月中，对他进行的各种批斗会，竟达到1000多次，平均每天批斗3次以上。每次批斗会少则几十人，多则达到24万人。他被捆绑在大卡车上进行游斗的次数，也是创纪录的。“造反派”把他的双手反剪在背后，用粗麻绳五花大绑，紧紧地捆绑在卡车上，脖子上挂着一块沉重的黑牌子，头上戴着纸糊的高帽子，红卫兵押着他，从酷暑炎夏到三九寒天，经年不息。他几乎被游斗遍了西北各省的大中城市。 1968年1月3日，刘澜涛被康生派人用专机押回北京，关押在西苑一所临时监狱里，为了强迫他承认是“叛徒”，专案组人员对他突击刑讯逼供，白天滥用刑罚，夜晚不让他睡觉。各种折磨严重摧残了刘澜涛的健康，使他瘦骨嶙峋，体重由70公斤下降到不足40公斤。 刘澜涛被打成“叛徒”，爱人被迫害致死，大儿子刘冀阜也被株连打成了“反革命”。14岁的小儿子刘冀燕因不承认爸爸是坏人，也被揪斗，逼得四处流浪，东藏西躲。 粉碎“四人帮”以后，尤其是1977年7月党的十届三中全会恢复了邓小平的领导职务之后，薄一波等老同志及其亲属再次申诉要求平反这个重大冤案。 曾在1936年3月先后两次向狱中党支部转达党中央指示的当事人孔祥祯，于1977年11月11日再次向党中央写信说：“为了给国民党统治时期的监狱送信一事，我受了8年监禁，两年下放，身已瘫痪，犹未痊愈。幸由叶副主席批准我今年回京，现在北京医院治疗。在此九死一生之际，常有一事，使我耿耿于怀，日夜难忘，即对北平军人反省院一些干部出狱的事实，不能使组织和群众彻底明了当时的情况。现在，张闻天已死，柯庆施去世，徐冰身亡，亲身经历其事者，只我一人。我若不说，谁还能详细说出这件事情的经过呢？”孔祥祯在信中还特别强调：“这不是我个人的问题，而是事关几十个干部政治生命的大事，若不及早报告中央，一旦个人命尽，真会使我死不瞑目、遗憾九泉了！” 万万没有料到，中央专案组和郭玉峰把持的中央组织部依然冥顽不化，又一次逼迫薄一波离开北京。薄一波坚决不去，双方正在相持中，胡耀邦被任命为组织部长，走马上任，到了中央组织部，开始当机立断地平反冤假错案。 胡耀邦到中组部上任不久，决心为“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等一些重大疑难案件平反。当他提出这一打算，中央专案组的某些人大为震怒：“现在的翻案风如此猖獗，都翻到我们头上来了，这还了得！” 这时恰巧与“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密切相关的一封申诉信，经过邓小平、汪东兴的批示转到中央组织部胡耀邦手中。申诉人名叫王先梅，是“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中王其梅的遗孀。王其梅当年离开敌人监狱时才22岁。1935年“一二?九”运动中，他担任北平学联交际部部长，奔走呼号于街头巷尾，不久被叛徒出卖而被捕入狱。1936年秋天出狱后，他接受党的派遣，去开辟豫东根据地，建立党的地下组织和发展抗日武装，历任区委书记、县委书记、特委宣传部部长。新中国成立后，任十八军副政委兼进藏先遣支队司令员和政委，首先率部解放昌都进入拉萨，随之被调回昌都兼任十八军后方司令部政委和昌都地区工委书记，指挥部队修建川藏公路。“文革”前，他担任西藏军区副政委等职。 康生等人制造了“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致使身患重病的王其梅在1967年8月被迫害致死。他在北京的家，也被查抄封门。他的妻子王先梅1938年14岁时参加八路军，15岁时加入中国共产党。 他们的子女都因其父“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而屡遭磨难。 在万般无奈之下，王先梅于1977年12月8日给邓小平写了一封申诉信。她在信中明确表示：“对于我爱人的问题，我和我的子女坚决遵照党组织的决定，对他的结论正确对待，同时恳切地要求党组织能使我的子女得以享受党的政策范围内的政治权利，不因其父的问题受到影响，以便发挥他们的特长。我党早有政策，出身没有选择，‘重在表现’。” 这封信送到邓小平那里已是12月25日。邓小平阅后立即批示：“请东兴同志批交组织部处理。王其梅从抗日战争起做了不少好事，他的问题不应影响其家属子女。建议组织部拿这件事做个样子，体现毛主席多次指示过的党的政策。”汪东兴看后也作了批示：“请耀邦同志阅办。毛主席历来有指示，应区别对待，不能歧视。” 12月31日中午，胡耀邦看到党中央两位副主席阅批过的申诉信，立即找来几位同志研究，他当机立断，决定把这个问题的解决，当作彻底平反“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的突破口。当天下午，胡耀邦委派王建梅、王盛梅，找到王先梅家，向她传达两位副主席的批示和胡耀邦的嘱咐。王先梅及其子女激动得热泪盈眶，满以为“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的平反昭雪指日可待。 当胡耀邦向主管中央级重大案件的负责同志提议，把包括“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在内的重大案件转交中组部复查处理时，却遭到拒绝。 1978年6月9日，当时主管中央级重大案件的负责同志和纪登奎、吴德找胡耀邦与陈野苹谈话，他们开门见山地谈了“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问题。 那位负责同志说：“六十一人”的问题是经过毛主席和党中央批准才定案的，不能随意翻过来。 在场的第一办公室的人对胡耀邦和陈野苹说：中组部不得为“六十一人”翻案，并说，帅孟奇（中组部原副部长）的“叛徒”案也绝对不能翻。 胡耀邦说：过硬的材料都在文书档案里。比如，这个案子缘何而起？调查所得的旁证材料究竟如何？结论中所引用的材料是否有失偏颇？我们今天复查这些案件，比方“六十一人”的案子，要搞清那个“启事”是怎么来的。只有摸清这些背景，才能真正地分清是非功过，分清组织与个人的责任。 如果按照中央专案组的做法，“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的结论，只能按照康生等人当年定下的框框，仍然肯定这些同志是“自首变节分子”，是“叛徒”，是“刘少奇招降纳叛组织路线的一部分”，全部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这样做，哪里还谈得上为这些同志平反昭雪？ 胡耀邦决定：对“六十一人叛徒集团”的复查平反，中组部只能另起炉灶，重新调查。 胡耀邦回到中组部，立即把干审局及政策研究室的同志叫到自己的办公室说：“有个案子，你们敢不敢翻？” “照你讲的，实事求是，什么案都可以翻。”有人这样回答。 “可是要担大风险的哟！”胡耀邦环顾左右。 “再大的风险，”有人说，“还能超过‘四人帮’的那一套？” 胡耀邦回答：“对，要有这个勇气！” 胡耀邦接着说：“按照党的实事求是的原则，就是对伟大领袖晚年搞错了的事，也应该予以纠正。可是，有些人硬扛着‘两个凡是’的招牌不放，坚持一错到底。针对这种态度，我们应该这样说：‘凡是不实之词，凡是不正确的结论与处理，不管是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搞的，不管是哪一级、什么人定的、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简单地说：就是用‘两个不管’的矛，去攻‘两个凡是’的盾！’请大家议议行不行？” 大家异口同声地说：“行！应该这么办，这既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精神，又很有号召力。” 胡耀邦下达了另起炉灶的动员令。 为稳妥起见，胡耀邦觉得应该首先取得叶剑英、邓小平的支持。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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