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社：人民日报出版社
八 陕西主政两百天（2）提出施政纲领 1965年1月，毛泽东主持制订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简称“二十三条”，是一个纠正社教运动“左”倾的文件。但“清经济、清政治、清思想、清组织”、“以阶级斗争为纲”和进行“民主革命补课”，并且提出“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无疑“四清”运动带有浓厚的“左”倾错误的阴影。好在“二十三条”还规定了一些宽松、求实的指导思想和具体政策，为胡耀邦的改革提供了理论上和政策上的依据。胡耀邦举起宣传和贯彻执行“二十三条”的旗帜，先后提出“解放思想”、“解放人”和“放宽政策”、“搞活经济”的系列观点与措施，进行了他的务实改革。 中共陕西省委传达和贯彻落实“二十三条”的工作会议，于1965年1月18日至28日在西安举行。胡耀邦于1月22日发表了长篇讲话，并在会议前后，先后向西安的大学师生、中学教师、新闻界、文艺界、驻陕部队、民主党派作了宣讲“二十三条”的讲话。这些讲话的基本精神是解放思想、解放人。 胡耀邦在大小会议上反复说：“现在有不少干部思想不解放，精神不振作，五心不定，束手束脚；甚至整天愁眉苦脸，提心吊胆，挺不起腰杆；在会上不敢讲话，勉强提一点意见，吓得面无人色，这样的精神状态怎么能够把工作搞上去！”“要教育干部解放思想，清除顾虑，立大志，鼓干劲，往前赶，向前奔。” 胡耀邦还提出“不强求统一”。他说：“情况这么复杂，总的工作原则必须一致，方针政策上统一于“二十三条”，具体做法允许各地、各单位参差不齐，不去强求统一，不能要求省委规定许多具体杠杠。这样就解放思想了。……领导一解放，大家都解放了。” 胡耀邦说，“二十三条”在反倾向斗争那一条里，只是指出：“有‘左’反‘左’，有右反右，有什么反什么。”在讨论中，许多干部指出：“看不出当前主要反对什么倾向。”胡耀邦明确地回答：“在当前主要是反‘左’。” 胡耀邦不赞成林彪提倡的学习《毛主席语录》，不赞成样样突出政治，他在省委一月工作会议的讲话中说：学习毛泽东思想，“不是片言只语地学，而是全面领会，活学活用。我不赞成学《毛主席语录》，主张学原著。因为毛主席的话，都是在一定的时间、地点，针对一定的情况和问题讲的。《语录》把历史背景和针对性抽掉了，只留下几条干巴巴的结论，光学《语录》不学原著容易助长生搬硬套的教条主义。” 在一次非正式的谈话中，胡耀邦风趣地说：“不能样样事情都突出政治。政治不能解决一切问题。譬如：游泳的时候就要突出鼻子，不突出鼻子就会被水淹死。” 胡耀邦在西安交通大学和驻陕部队的讲话中说：“大学里有什么阶级斗争？”“军队里有什么阶级斗争？”“学校里、军队里的坏人不过百分之一，甚至百分之零点几。”后来有人批判胡耀邦“用缓和阶级斗争的办法去抓生产”，或是说“对阶级斗争原则肯定，具体否定”。这些话都说得不错。胡耀邦本来就不承认什么“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本来就不赞成人为地“把阶级斗争的弦绷得很紧”。他要求如实地分析和对待阶级斗争。在那些迷信阶级斗争的人看来，他就是“缓和以至否定阶级斗争”。 胡耀邦在省委一月工作会议的讲话中说：“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最主要的办法是什么，就是重新组织阶级队伍，重新教育人，改造人。”他又说：“惩办是个必要的不可少的方法，但惩办人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的目的是改造人，改造社会。” 胡耀邦还讲到几天前的一个故事。2月15日，胡耀邦在共青团中央一次会议上宣讲“二十三条”，17岁的女青年黄国玉递条子说：“我很讨厌我的家庭，我的父亲是花岗岩脑袋，改造不了。”胡耀邦说：“你爸爸现在大概是花岗岩脑袋，花岗岩下边是什么石？”黄国玉答不上来。胡耀邦接着说：“是石灰石，比花岗岩软了一点；石灰石下边是什么？是页岩。页岩下边是土壤，越来越软了，他那么顽固，你就顽固地做工作，可能会做好呢！” 胡耀邦也讲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但是，他给“走资本主义道路”下了一个定义，就是“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腐化变质、做官当老爷”。这样自然就把斗争的矛头指向领导干部中的腐败分子和官僚主义者，而把工作中的持不同观点者排除在外了。 胡耀邦主张抓关键，抓大事，不抓细枝末节、鸡毛蒜皮。1月29日，他在陕西省和西安市文艺工作者大会上说：“要分清什么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什么是具体工作和生活作风上的缺点。不要把缺点当做道路问题，大题小做不对，小题大做也不对。”讲到这里，他顺手拿起一只有缺口的茶杯说：“缺点，缺点，只是缺了这一点，这个茶杯还可以用嘛！我们不能因为缺了一点就把它扔了。” 为了抓关键和解放大多数被整的人，胡耀邦提出“四个不反”和“六个不查”。“四个不反”，即“不反社员（一般农民），不反工人，不反学生，不反一般干部”。“六个不查”，即“不查一般阶级成分，不查一般男女关系，不查一般工作作风，不查农民中的瞒产私分和小偷小摸，不查市场上的小额交易”。当时，到处都热衷于抓男女关系问题，1月19日和20日，胡耀邦来到西安交大，针对当时幼稚的“左”的做法和大家谈心。他别开生面地说：“干部就要干，战士就要战，学生就要学。什么红专关系，叫哲学家越搅越糊涂。红就是红，专就是专！你拥护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学习好，就是好学生！”“查什么男女关系？‘社教’不是让你们搞这个！我的要求就是遵纪守法，搞那么复杂干什么？男女之间就是有关系嘛！我们反对的只是道德败坏。但是，事实没有搞清楚的，不要主观臆断。领导干部道德败坏影响到党的威信的，要检查、批评甚至处理。社员、工人、知识分子中的男女关系问题，一般不查，主要是教育问题。” 胡耀邦还提倡“向前看”。1月22日，他在省委工作会议的讲话中说：“毛主席的哲学思想很丰富。我觉得主要的，对实际工作有远大意义的有两条：一条，什么事情都要加以分析；一条，领导大家向前看。”他说，“许多事情，从时间上讲无非是三个：过去，现在，未来。过去的事情，有些弄不清楚，我的意思停下来，不要争了，因为有些情况讲不清楚，留下来，等待历史去解决，恐怕更稳妥。” 胡耀邦这些话，是有针对性的。当时，“左”倾分子老是纠缠和夸大历史旧账，什么“彭、高、习反党集团的流毒”呀，什么“土改、镇反不彻底”呀，什么“查三代查五夫”呀！仅仅一个习仲勋问题就株连了一万余人，而受彭德怀、习仲勋冤案、错案株连的人就更多了。胡耀邦提倡“向前看”就是反对翻那些是非颠倒或是非难分的历史旧账，留待历史去作结论。 在1964年秋冬的社教运动中，对于一些被认为有问题但却没有查清定案的干部和群众，采用了“隔离审查”、“集中训练”和短期限制自由等侵犯人权的错误做法。胡耀邦在省委一月工作会议的讲话中指出：“到处搞隔离，搞得冷冷清清、凄凄惨惨。”“华县一个女学生来信说，省上有位处长把她软禁了3天，逼她承认乱搞两性关系。……你把人家软禁起来，你犯法嘛，你违反宪法，私自捕人，私设公堂，怎么能这样干？”他说，“对现在集中训练的人，不要虐待。‘二十三条’给他们看，让他们讨论。不要搞监视，不要当犯人看待。年假要照例给他们放假回家。怕什么呢？就是犯了严重错误也不怕嘛？你放假让他们和老婆、孩子团圆，这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是老婆、孩子的问题，人民也不同情。”他还说，“严禁打人，严防逼供信，也不能用简单粗暴的做法和其他形式的体罚。说群众都主张打人，我不相信。” 胡耀邦讲话以后，全省受到“隔离审查”和“集中训练”的人都不再受虐待了，其中大多数人被放回家去，同亲人过了一个团圆的春节。到了2月中旬，除了有叛徒、特务嫌疑的人以外，各地的“集训班”都解散了，打人的事情也不再发生，大批干部、知识分子和农民得到了解放。 当时，“左”倾分子提倡“过革命化的春节”。不许吃好东西，不许拜年、送礼，不许闹花灯、社火。胡耀邦在春节座谈会上说：“过革命化的春节，不错。什么叫革命化？不是吃棒子面才算革命化。我们主张不要大吃大喝，但还有中吃中喝、小吃小喝嘛！他有点积蓄，过节多买点肉，娶了媳妇，多买一点东西，有什么不可以？大家忙了一年，节日看看朋友，走走亲戚，送点礼也可以，不算错，只要不拿国家的东西就行了。” 胡耀邦从政治上解放了人，又从生活上解放了人，这一年的春节，才使陕西人能够“欢欢喜喜过个年”。 胡耀邦在省委一月工作会议上说：“现在不是提倡过硬吗？民主也要过硬啊！我们陕西党的组织能否听坏话、反对的话，就是民主能不能过硬的标志。……我这一条很差，湖南蛮子有名的，讲话粗粗的，嗓子那么大，也是个纸老虎就是了。你们以后就把我看成个纸老虎，不对，就给我提意见嘛。……你说不敢说，说了一定挨斗，我看也不一定。你说你在省里挨斗，你写信告到毛主席那里去可能把你表扬。要树立这么一个榜样，对于敢于讲反面意见的加以奖励。” 胡耀邦还对群众运动讲了思虑已久的意见，他说：“我觉得现在有一种做法是非常危险的，就是只听少数积极分子的话，情况是他们提供，主意是他们出，事情也是他们办，而把广大群众当成哑巴，当成阿斗，少数人包办一切，多数人心惊胆颤，我说群众基本上没有发动。……积极分子也要讲民主，以大多数人的意见为意见，不能给积极分子以特权。我觉得我们有些地方历史上发动群众的经验是不足为训的。” 胡耀邦这一段话打中了党的历史上许多群众运动的要害，为什么许多群众运动不能代表大多数群众的真实意愿，群众运动变成运动群众，发扬民主变成形式民主了，其主要弊端就在这里。延安抢救运动和晋绥土改是这样，“大跃进”、社教运动也是这样。 胡耀邦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怎么搞，就是要依靠省、地、县委的工作队，依靠群众的大多数，依靠干部的大多数，一下子就把政策交给他们。要开门见山不要冷冷清清，不要神秘化，不要只在少数人当中活动。中央就是将‘二十三条’当成布告，到处张贴。这一着也是厉害，你不交我来交。”胡耀邦说，“一下去就开大会，把政策公开，有事就开，没事就不开，群众要求解决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对于分配公购粮，胡耀邦也主张一竿子插到底，同基层群众直接见面。他认为神秘化是隐瞒真情，弄虚作假，包办代替以至玩弄阴谋诡计的隐蔽所和遮羞布，所以主张政令公开。 在学术文化领域，胡耀邦主张正面教育和以多出成果为工作做得好不好的标志。 省委一月工作会议以后，胡耀邦就决定停止正在进行的文艺批判和学术批判。他主张文艺、新闻、科学、教育部门的社会主义教育，着重正面教育和学术讨论。对文艺界，他强调抓创作和演出。他说：“同志们都要勇敢地创作，创作出好节目来，演出好节目来。这是为工人农民服务的第一标志。” 当时，报纸上正在批判新编歌剧《蟠桃园》。胡耀邦风趣地说：“《蟠桃园》不好，指出它的缺点，要作者另写一个《樱桃园》嘛。不要多批了。” 以上这些，就是胡耀邦于1965年1月下旬在西安几次讲话中陆续提出的第一个施政纲领。 1965年春节期间，胡耀邦在陕西省委书记处会议上提出：现在干部思想不解放，缩手缩脚，顾虑重重，不敢认真执行“二十三条”。这种精神状态怎么能把生产搞上去。我建议春节以后，除了常务书记留在机关主持日常工作以外，书记处其他同志都下去，分别到各地、县委参加多次干部会议，直接宣讲和落实“二十三条”。省委书记处赞同胡耀邦的建议，并按陕南、陕北和关中东、西、中部分片负责，胡耀邦亲自去陕南开展工作。 胡耀邦同陕西安康地委书记韦明海一起，于2月5日至12日日夜兼程，在8天中走了安康地区10个县中的7个县，他同县、社两级干部开座谈会，开门见山地提出问题，征求意见，一个一个问题排队，一件一件事情处理。对于一些明显抓错了的人和处理错了的案子，胡耀邦说：“我们开一个省、地、县、社四级书记会议，四级都认为搞错了的，立即纠正，立即放人。这样做似乎不太符合组织程序和法律程序，可是，那些案件原先都没有经过什么组织程序和法律程序啊！采取断然手段纠正那些未经合法程序处理的冤案、错案，有什么不可以的呢？” 后来，批判胡耀邦时，一位领导人讽刺说：“8天走了7个县，急急忙忙干什么？又不是救火呢！”其实，这个话歪打正着。胡耀邦当时确有救人如救火、救生产如救火的心态，那是“忧人之忧、急人之急”的公仆意识的自然流露。 胡耀邦走过陕南7个县以后，不仅对社教运动中的“左祸”认识更为深刻，而且对生产之凋敝，经济之萧条，民生之困苦，也有了直接的感受。 （未完待续） 责任编辑：日升 (责任编辑：日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