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社：人民日报出版社
六 执掌共青团中央（10/1）
创立“青年思想”
10多年来，我采访了近百名胡耀邦的上司、战友、部属以及原团中央和各省、市团组织的领导人，仅采访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就有李昌、胡克实、刘导生、罗毅、项南、王照华等人，还访问了李彦、邢方群、张黎群、陈模等原《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等报刊的负责人。以及原中央政治局委员、总参谋长杨得志，原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耿飚，原中顾委常委全国政协副主席王首道，原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原北京军区政委郑维山，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李传华（原任胡耀邦秘书）、马石江（曾任中央团校常务副校长），原社科院副院长、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等，他们都有发自肺腑的深刻共识：胡耀邦在1952年到1966年这长达15个年头的时间里出任团中央书记、第一书记，是迄今在这一重要岗位上任期最长的团中央主要领导人。在他的领导下，共青团工作出现了全新的局面，是共青团工作最活跃、最有成效、最朝气蓬勃、最有声有色的时期。更重要的是，他在工作中，形成了独立的青年思想，其中包括对青年一代的基本评价，对青年的社会责任和时代使命的确定，对青年的基本利益和特殊要求的认识，对青年工作的基本特点和方法的探索，对青年干部成长道路的把握。这是一个博大精深的思想宝库。 胡耀邦被称为当代青年运动的领袖是当之无愧的。正如党中央在追悼胡耀邦的悼词中对他的高度评价：“从1952年起，胡耀邦长期主持团中央的工作，先后担任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书记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第一书记。在此期间，他创造性地执行中央指示，开辟了建国以来党的青年工作最为活跃并且积累了重要经验的时期。特别是他十分注重在实践中用共产主义思想教育青年，按照青年特点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提倡‘朝气蓬勃，实事求是’的作风，使团组织具有很强的吸引力，从而带领广大青年很好地完成了党赋予的光荣任务。” 《中国青年报》原总编辑张黎群在接受笔者采访时，将他的一篇题为《胡耀邦与中国青年——兼谈有关耀邦同志的青年思想理论》的文章交给我参考。文章云：“我也曾有过一个设想，想写一本《胡耀邦与青年》的书，因为我也曾长期从事青年工作，同耀邦同志有过很密切的接触，很想对这个主题作些研究和阐述。我想，在世界范围内，青年运动的兴起，是与工业革命和社会革命联系在一起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都是高瞻远瞩地把希望寄托于未来。在我们中国，几代领导者对青年和青年运动提出过观点，很有影响的，是我国老一代革命领导者毛主席、周恩来同志、刘少奇同志、朱德同志、邓小平同志。在近代中国，有一个重要的现象，就是一些伟大的思想家、革命家，也都是满怀热情地寄希望于青年，从李大钊、陈独秀到鲁迅、瞿秋白、恽代英、萧楚女，他们的有关论述是非常精辟和有价值的。正是这些优秀传统培养之下，在青年运动的丰富实践中，涌现出一批优秀的青年运动领导人，按照时代顺序，他们有任弼时、冯文彬、蒋南翔、张爱萍、萧华、胡耀邦、李昌等等。而胡耀邦同志在青年工作岗位上时间最长，从而也对青年和青年工作的思考、理解、论述最为系统、最为深刻。” 张黎群还写道：“耀邦同志一开始就十分注意在实践中研究青年和青年工作问题。他到团中央以后的一个重要措施就是，在团中央机关和中国青年报抽调有一定研究能力的同志到他那里专职去帮助他这方面的工作，虽然没有冠以一个什么机构的名称，实际上就是研究小组。这三个人就是黄天祥同志、佘世光同志和张黎群。耀邦同志把我们叫到他的办公地点交代工作，一边走着一边用手指敲着自己的脑门说：‘要多动动脑筋，多研究研究。’像是京剧老生的做派似的把我们都逗乐了。 “他始终保持一颗童心，永远是那么年轻。为什么他在晚年仍能和许多青年人一见如故，促膝谈心，谈笑风生，有许多共同的话题，就在于他的思想永远年轻，站在时代前列；还在于他透彻地了解青年的特点要求，成长的规律，同青年心心相通；他经常地、非常自然地走到青年之中，有切合青年的工作方式方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尽管耀邦同志走上了党的最高领导岗位，担任了党中央的总书记，但是，他还是他，他的心依然那么年轻，仍一如既往地关注青年的成长和他们的未来，关心各条战线青年人的思想和活动，关注他们的困难和问题。他也没有忘记在团中央工作期间那些老团干、老朋友和曾经培养起来的老劳模、老先进和那段岁月的青年突击队员，他还不忘那些到云南支边的上海青年和江西鄱阳湖边垦荒的那群青年人。以至，他去世后人们把他的尸骨安葬在江西共青城。这是李昭同志和耀邦的子女们有深远意义的安排，他们深知耀邦毕生心系青年，祝愿他身后也魂系青年，生生死死和青年同在！ “对青年的研究，当时下功夫最大，首先是对青年思想状况的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可以说，耀邦同志是我们党内最早充分注意到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青年思想复杂状况的领导人之一。这种调查研究，多数是他部署安排的。在这一过程中，他尤其强调的是青年思想的特殊性，反复要求团组织在工作中注意这种特殊性，不要简单化地以一般性方法来处理青年的思想问题。 “我印象很深的是他在1956年9月的一次讲话，他说：‘青年有着旺盛的精力，有着多方面的兴趣和爱好，而且青年时期又是思想矛盾很多的时期，少年没有发生的问题，他们可能发生；成年人已经解决的问题，他们还没有解决。正因为这样，青年团就不能用一般化的方法去带领青年，就要创造一些适合青年特点的方法，去发挥青年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去满足青年的各种进步要求，并且使青年干部在干的过程当中增长才能。 “在当时的经济建设中也出现过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在政治生活方面有不切实际不实事求是偏‘左’的做法，青年中不少人在思想上有很大的波动和困惑。耀邦同志十分关注青年的这些思想动态，多次在团的会议上强调要对青年思想状况作具体分析，不能一味指责青年，他反复告诫：‘就目前的情况来说，主要方面还是要防止简单、粗暴的处理，否则，就不能推动、促进更多的干部、更多的人重视思想教育工作。’青年的情况是复杂的，耀邦同志从来不回避这一点，而是根据青年的特点，积极地有针对性地开展工作。当时针对一部分农村青年不安于在农村从事生产劳动的情况，耀邦同志指出：我们应该在青年中开展这么一个辩论，辩论农村究竟有没有前途？要不要热爱农业生产？应不应该用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当然，进行这个辩论的方法一定要摆事实、讲道理，决不要戴帽子。他还强调：‘要搞得很细致，道理要讲得很充分，使大家心情舒畅。’ “耀邦同志也不是无原则地推崇青年，过高估计青年的优点和力量，而是实事求是地恰如其分地指出青年的弱点与不足。他说，青年人缺乏社会经验，热情有余，冷静不足，有时容易激动，也难免偏激，走极端，‘嘴上无毛，办事不牢’，有时犯冷热毛病等等。但是，他深刻认识到这些弱点是在青年成长过程中难免发生的，他一再引用列宁讲的话：‘上帝都允许青年犯错误。’耀邦同志说过：‘我们这些入党多年，受党教育几十年的老干部还会犯这样那样的错误，为什么对处在成长过程中的青年人那么苛刻，那么严厉，要求他们百分之百的成熟，不犯错误呢？这是不公正的，也不会得人心。’ “为着系统地研究青年问题，耀邦同志授意要对中国青年运动史做一番整理工作，以便从中探索和总结几十年来中国青年运动的特点和规律。经他同意，组织了一个专门班子，负责搜集整理1915年至1949年这段时间的有关青年和青年运动的历史资料和各个历史时期青年领袖人物的论述、发言和文章，选编成集，定名为《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从1957年2月开始出版第一卷，一直编纂到‘文化大革命’前夕。共出版了10卷，每卷都有35万字到40万字，共计近400万字的资料，这是研究中国青年运动史和青年学的一个基础。” 张黎群着重指出：“耀邦同志实际从事青年运动的领导工作不止是建国后的15年。如果精确计算的话，他革命生涯60年，其中有近一半时间从事青年工作。在红军时期、抗战时期，他都是我们党青年工作部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他14岁就主持儿童团少先队工作，在苏区、延安，他一直处在青年工作的第一线。他的青年工作经验积累得很多。这样的经历在我们党的高级干部中是绝无仅有的，这是他关于青年工作的一系列思想形成的重要基础。当年毛主席把耀邦同志从川北调进北京，开始是准备让他担任建筑工程部部长的，后来考虑到他是领导团中央工作的最佳人选，结果，他回到了青年工作岗位上，被选为团中央书记处书记、第一书记，一干就是15年。这样的机遇，给了耀邦同志一个舞台，一个空间。也就是在以后多年的工作中，他在开拓青年工作新局面的同时，也逐步形成了独立的和比较完整的青年工作思路。他有很多讲话和意见，提出了很多观点。现在，把这些观点整理起来看，是有理论内涵的、比较系统的、有解释力的观点，而且它很有生命力。 （未完待续） 责任编辑：日升 (责任编辑：日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