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社：人民日报出版社
六 执掌共青团中央（7/1）
好学勤思
胡耀邦用功读书，博闻强记，博览群书，早已传为佳话。 1952年在中央团校校部请了中宣部副部长、全国文联副主席周扬来给学员上大课。当讲到青年团干部和广大团员、青年应当多多读书、勤奋学习、用全人类的知识武装自己的头脑时，周扬说：“你们团中央书记胡耀邦同志，就是一位喜爱读书、知识丰富的领导同志。他在延安时，就以好读书、读书多出了名。他不但读了大量马列主义和毛主席著作，还读了许多文化知识和文学艺术作品。像中国四大古典文学名著，他就很熟悉。” 曾长期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的陆定一，在粉碎“四人帮”后曾感慨万千地对中国社科院副院长、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说：“过去许多人年龄大了不想读书，也读不进去。只有很少数老干部觉悟到文化程度低了不行，下苦功读书，有很大长进。这样的人中，第一个就得算胡耀邦。他读的书真不少，很有见解。诗词歌赋也都能来几首，字也写得不错。他从‘红小鬼’成了个大知识分子。” 胡耀邦对马恩列斯和毛主席的著作一卷接一卷、一篇接一篇反复学习，有的还读了好几遍，不仅作眉批，还写了许多读书笔记。他从头到尾读完了《二十四史》中的列传、世家本纪，也读了一些教育学、农学和科技著作。他主张要按毛泽东主席的教导，有分析、有批判地研究，决不囫囵吞枣。对各种流派的著作，择其善者予以借鉴。他的书桌上放着一叠《中华活叶文选》，对那些历代文学精品，他一篇篇出声朗读，有的竟能背诵如流。 有一次，他在安徽省委书记万里的陪同下，视察了滁州琅琊山的醉翁亭。琅琊山管理处副处长张华盛向他讲解醉翁亭及《醉翁亭记》时，他一直静静地听着。当张华盛说到这篇文章有21个“也”、18个“者”时，胡耀邦兴趣盎然地问：“你讲得很好，文章有多少个‘也’、‘者’你都记得，那么这篇文章有多少个‘字’呢？”张华盛一时语塞，无言以对。这时胡耀邦打破暂时的沉默，继续问道：“那你说说《岳阳楼记》和《醉翁亭记》的区别在哪里呢？”张华盛立即回答说：“《岳阳楼记》表达忧国忧民的思想，《醉翁亭记》描述寄情山水和与民同乐的情怀，这不是一类文章。”胡耀邦非常佩服这位讲解者，连连点头称是，把张华盛赞美了一番。 之后，胡耀邦意味深长地告诉身边的随从和围观者：“琅琊山为八名（名山、名亭、名文、名人、名寺、名林、名泉、名洞）胜地；《醉翁亭记》是千古名文，它词采多姿，妙用‘者’、‘也’虚词，一唱三叹，有骈有散，骈散相偕，回环往复。全文仅431个字。文章不在字的多少，而在于意境是否高远，内涵是否精深。此文意味无穷，具有上述特点，故能世代传扬。”他深思片刻，接着说：“琅琊山有极高的旅游品位，我们要尽快把它开发成中外宾客理想的集旅游观光、休闲度假、科研教学、访古探幽为一体的风景名胜。” 在场的人们无不为他博览群书、知识渊博和远见卓识所倾倒，尤其对他平易近人、和蔼可亲的高尚情操和谦逊品德敬佩不已。 当少年儿童出版社编辑出版了一套《十万个为什么》，他不但自己从头到尾看了一篇，还向别人推荐，赞扬这是启发儿童智力的好读物。他经常引用列宁的名言告诫广大青年：“只有用人类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他自己正是这样身体力行。 1955年，中央编译局翻译的《列宁全集》开始面世，胡耀邦便叮嘱秘书务必及时买全。因此，《列宁全集》每出版一卷，秘书就立即去书店购买交给他，他拿到手就孜孜不倦地阅读。除外出开会，或批阅重要文件，他总是利用工作之余或节假日，聚精会神地阅读。白天读，晚上读，夜里靠在床头继续读，一般总要读到凌晨一两点。买一卷就读一卷，决不拖延耽搁。次年，新翻译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开始出版，他也是出一卷就买一卷，买一卷就读一卷，如饥似渴、夜以继日地读着、思考着。 他酷爱文史书籍，当时还没有出版新版本《二十四史》，就从中国青年出版社借来一套解放前开明书店影印出版的《二十五史》。其他的书，胡耀邦只要认为是应当阅读、值得一读或可以看看的，他也找来翻阅、浏览。 20世纪50年代前期，中国同印度、印度尼西亚建立了密切的友好关系。印度尼赫鲁总理、印尼总统苏加诺，先后对中国进行了盛大的国事访问。为配合这两次重要的外交活动，中国出版部门翻译出版了尼赫鲁著《印度的发现》、苏加诺著《苏加诺文集》。胡耀邦就及时买回这两本书，迅速把它们读完。 1955年国庆节前后，香港出版了唐人所著《金陵春梦》。此书在内地一般书店里买不到，当时只在一些高级干部中流传。胡耀邦便借了一套阅读。这是一套分为五集、总计160多万字的大部头，他利用晚上的时间把它看完了。 他反复读了多篇古文名篇以及唐诗宋词，有些熟读得能够背诵。他坚持读完了艾思奇的《辩证唯物主义》和王学文的《政治经济学》。他为青少年树立了长年手不释卷、学习上永不满足的楷模。 胡耀邦读书，总喜欢琢磨研究，形成自己的独特见解。而每有会意和心得，便欣然同身边的工作人员交谈见解，这已成为他的一种习惯。 胡耀邦读书的另一习惯是从读书所得中，联系他萦绕脑际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一些重大问题，进行思考，形成他自己的看法和创见。读完《印度的发现》后，他发表感想说：印度1947年独立，新中国1949年诞生；印度的面积不及中国的三分之一，但可耕地面积的比例比中国大很多，人口也比中国少一些。它现在有5万公里铁路，500万纱锭。而“蒋委员长”留给我们的只有2万公里多一点的铁路；纱锭也比印度少，还不是蒋介石而是民族工业家留下来的。美国的面积比中国略小，但根据列宁的调查，美国在本世纪初期，即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全国铁路的总长度已达30万公里。中国现在的人口已大大超过美国，我们至少该有30万公里铁路才够用。铁路太少，交通落后，许多事情就不好办，甚至干不成。所以我们得抓紧多修铁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地规划、修筑，若干年后，比如到1980年，最晚到2000年，我国的铁路达到30万公里时，那我们的许许多多的事情，就会好办多了。 胡耀邦读书还有一个习惯，即“好求甚解”。读书时碰到搞不太清楚的问题，他一定要搞清楚；不太明白的事理，他一定要弄明白；不太懂的关键处，他一定要“过五关斩六将”，探明究竟。他喜欢查参考资料，查工具书，一时查不到或没有时间找，就让秘书帮忙查找。在学习上他也不拿架子，而是不耻下问，绝不强不知以为知。 1954年，团中央召开一个小型农村青年工作座谈会，部分大区团委和省市团委书记参加，共约10来人。胡耀邦请了政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来讲话。邓老在讲话中说到治理黄河、治理淮河等水利建设问题，说这是农村青年施展身手、实现抱负的大舞台。他对此寄予厚望：一定要在他们这一代手中，把黄淮治理好。否则，“俟河之清，从寿几何？”散会回来的路上，胡耀邦在车里问曹治雄秘书：“邓老刚才引的那句话，你懂不懂，是谁说的？在什么书上？”曹秘书回答：“意思懂得，是谁说的，出自何书，不知道。”“你回去后查查，把答案告诉我。”胡耀邦叮咛道。 曹秘书在北京图书馆，花了大半天工夫才查出来，答案是：“《左传?襄公八年》引古逸诗。”他回来立即向胡耀邦汇报，并把“答案”交给了他。胡耀邦一看，不无惊讶地说：“《左传》，逸诗，并不是左丘明所说，他还是引的逸诗呢。”“左丘明如果活着，都两千多岁了，他引的古逸诗，‘俟河之清，从寿几何’，产生的年代更为久远，可见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是多么古老，是怎样的源远流长啊！更可见黄河的水患为害又有多少历史年代了！”他不胜感叹。胡耀邦坚定地说：“一定要照邓老说的，我们这一代青年人一定要把黄河治好，把淮河和其他‘害河’治好，也一定能治好！”他还说：“一句古话，听不懂，这是常事，要放过也就过去了；可是一查，就查出这么多学问来了。” 还是1954年，印度总理尼赫鲁应邀访华。访问结束前夕，毛泽东在新侨饭店为他举行送别宴会。胡耀邦出席了这次宴会。宴罢归来，他递给曹秘书一张小纸条，上面记着“暗然消魂者，惟别而已矣！”他告诉曹秘书：“毛主席在致词中讲‘中国有位古人说过’，往下就是这句话，是谁讲的他没指明，你晓得不？”曹秘书答：“是南朝梁?江淹《别赋》中的文句。不过，这里的‘暗’一般都写作‘黯’，消魂应写作销魂。”“啊！对了，就是‘江郎才尽’那个人吧？这回可记住了！”胡耀邦简直就像中学生解答了一道难题似的，兴奋之情溢于言表。 他在作报告时多次向团员、青年们说：“读书求学，研究问题，就要有贾宝玉那样一股劲头，一定要寻根究底，而决不能像蜻蜓点水那样！” 胡耀邦学历不高，上过一年初中，不满15岁就走上了职业革命家的道路。在60年的革命生涯中，可以静下来安心读书的时间并不多。然而，他毕生勤奋好学，渴求知识，学而不倦，锲而不舍，因而能见缝插针，长期坚持利用“一余”的时间（借用三国时董遇“冬者岁之余，夜者日之余，阴雨者时之余”中的“夜者日之余”），孜孜不倦，博览群书，且好求甚解、不耻下问，甚至连《辞海》的词语分册这样的书，他也一个条目一个条目系统地读到底，他即使在身处逆境的“五七干校”艰苦劳动之余，也不顾疲劳，读书至深更半夜。夏天蚊子咬，他就躲在蚊帐里读书；冬天寒气袭人，他就盖上被子看书。正因为他手不释卷，持之以恒，不断积累了丰富的知识，从而成为一名具有渊博学识和很高文化素养的领导人。 胡耀邦还有一个博学多闻的习惯，他每到一地视察工作，都要查看当地的地方志，向当地团的负责同志询问当地的山川地理、历史文化、气候名胜、物产矿藏和风俗人情等。如果这些同志答不好，他就要劝导他们注意学习，熟知本乡本土，以便搞好工作。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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