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洪峰 著 人民出版社 2018年出版
这里，是几个关于周恩来照相的故事。 中国照相馆坐落在北京王府井大街南口，这是一个车水马龙，人来人往的热闹地方。这家照相馆技术高，服务好，所以生意特别兴隆，南来北往的人们都愿意在这儿拍照。1956年12月的一个星期天，中国照相馆里，很多人都在等候拍照。忽然，一个人走了进来，啊！是周总理，大家纷纷向他问好。周恩来向大家招手致意，然后走进照相室。照相室里有一位战士，正摆好姿势准备照相。他一眼看到周总理，马上敬礼，一定要让总理先照。周恩来说：“你先照，我等一下没关系。”那战士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周恩来同他握手、攀谈，问他叫什么名字，在哪个部队，战士一一回答以后才依依告别。给总理照相，这家照相馆还是第一次，摄影师有些紧张。周恩来说：“不要紧张嘛，一切听你们的。”他坐在那里，按照摄影师的要求移动着脸和身体的位置。照了半身相，又照全身相。摄影师想多拍几张以便选取最好的作品。“总理，您的右手是不是放下来？”摄影师说。周恩来笑了：“我的右手受过伤，放不下来呀！”“啊，真对不起！”“没什么！”照完相，周恩来同摄影师和助手握手，连连说：“谢谢你们，谢谢你们！”照相馆的全体职工，精心冲洗拍好的照片，还特意挑选了其中的半身相底片放大了四张，代表全店职工赠送给周恩来。周恩来接这照片非常满意，他派人送来四张照片的钱款，还特意送给摄影师和职工每人一张照片，作为纪念。这张照片，在周恩来逝世以后，被放大了挂在他的追悼会会场上。如今，几乎全世界都熟悉这张照片了。在照片上，周恩来亲切地微笑着望着每一个人。 1961年4月15日到西双版纳景洪。午饭后，周恩来接见州县干部，在合影留念时，西双版纳报社25岁的刀维汉因既兴奋又紧张，慌乱中相机刚照了一张就出了故障，片子卷不过去。此时，其他记者都已经拍摄完毕，仅剩小刀一人在满头大汗地修相机。州委领导考虑到周恩来马上就要乘车返回思茅，就请他去休息，但周恩来没有动，亲切地注视着身穿傣装的刀维汉对大家说：“同志们，等一等，他是年轻的傣族记者，给他个锻炼机会，让他照几张吧！”西双版纳4月的中午，骄阳似火，周恩来在炎炎烈日下站着等了好一阵，直到小刀将相机修好，照完相后才离去。 1973年1月9日，意大利著名摄影家焦尔乔·洛迪想给周恩来拍照。当他近距离观察周恩来的时候，他被深深感动了：“他的微笑，他的高雅气质，他的沉着稳重和高大形象立刻打动了我并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他是一个非常有涵养而且高雅的人，他的确懂得预知未来，预知自己的国家。我不是一个政治家，但我认为，如果说毛主席是一个伟大国家的舵手的话，周总理则凭他的勇气为这个国家照亮了前进的道路。这是我的一点看法。”在他接近周恩来的时候，他说：“总理先生，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撒了谎，我向别人谎称没有带照相机，但实际上我带了。因为这是唯一的机会能为您拍一张照片，我再也不可能有其他的机会、再也不可能有像今天这么好的运气给您拍照了。”周恩来看了看焦尔乔·洛迪，幽默地说：“满头白发的人也会说谎吗？”“是的，总理先生，我是说了谎。但是，如果可能的话，如果您愿意的话，我这是第一次请求您，耽搁您一小会儿时间让我为您照一张相。”周恩来对他笑了笑，说：“面对一个满头白发的人，我总是愿意的。”焦尔乔·洛迪让周恩来坐下来，拍下了第一张照片。但那时周恩来的眼睛几乎是往地上看，焦尔乔·洛迪认为这张照片不太好。于是，走近周恩来，对他说：“总理先生，我不是一个出色的摄影师，您能给我一个机会再为您拍一张照片吗？”周恩来同意了。当焦尔乔·洛迪正在取景时，周恩来的一个秘书从远处叫他，他的目光移向了远方，朝着中国的未来看去。就这样，焦尔乔·洛迪拍下了第二张照片。这张照片一发表，很快传遍了千家万户，曾被邓颖超赞为“恩来生前最好的照片之一”。 对革命先烈，周恩来一直念念不忘。 陈友才是战争年代周恩来的警卫参谋，抗战初期牺牲了。这件事情，周恩来一直记在心里。原延安地委书记土金璋回忆：1970年6月1日，邓颖超大姐到延安来，在宝塔山跟我说起这个事。她说：“金璋同志，我有一个事情要跟你说一下，我这次来的时候，总理跟我说，陈友才同志是替他死的，你要想办法把那个坟墓给找到。”这是周总理的指示，邓大姐转告的。我们就找过去在直属队的周恩来的警卫员，查资料，问群众。经过我们调查研究，还组织了几个人，基本上搞清楚了陈友才的坟墓肯定是在清凉山上。但是清凉山烈士的坟墓比较多，大致的位置大家讲是靠南边，到底是哪一座，说不清。1973年6月9日周总理来延安，他问我：“哎，我请大姐跟你说的那件事，你给我办得咋样啊？”我知道这就是问陈友才的坟墓找到没有。我向他详细汇报了。他把当时的战斗经过，他怎么脱险，给我说了一遍。大姐说过一遍，恩来同志又亲自和我说了一遍。总理跟我讲，陈友才是替他死的。陈友才身上装着他的一个名片，他当时做交际和联络工作。陈友才穿的衣服比较整齐的，一身黑衣服，戴着一个礼帽，长得也很精神，结果敌人以为打死的就是周恩来，所以就没继续追。恩来同志讲：“敌人从西面那个沟翻过去，走了。他们都是长枪，我们都是短枪，敌人要是拿长枪射我，打我，我们也走不了。敌人要是追赶我，我们人少，武器只是短枪，也不好脱险。正因为敌人在陈友才身上找到了我的名片，所以没有追，陈友才是代替我死的。”土金璋感叹，作为一个大国的总理，他的一个警卫参谋牺牲了这么多年，一直念念不忘。直到1973年，还那么认真地要把陈友才的坟墓给找到，这说明他的高尚品格，心中始终有他人，给人以非常深刻的教育。 周恩来和叶挺的友谊非比寻常。叶挺在同好友谈起周恩来时曾动情地说：“人生得一知己，可以死而无憾。”“生我者父母，知我者周公也。”这些话语饱含了他对周恩来的全部感情。在周恩来生命的最后日子里，也想起了叶挺。有一次他对工作人员说，想喝六安瓜片茶。这并不是很有名的茶，工作人员奇怪，总理为什么忽然想喝这种茶？喝完茶，他才对工作人员说：“想喝六安瓜片，是因为想起了叶挺将军。抗战初期，叶挺任新四军军长时，送了我一大筒六安瓜片茶，喝了这茶，就好像见到了叶挺将军。”听着一个生命垂危的人这样深情地怀念战友的话语，工作人员深深地为这种深厚的战友情谊所感动！ 周恩来和邓颖超没有孩子，但他们都很喜欢孩子，和孩子们在一起的时候，他们也天真得像孩子。 原中顾委秘书长、国家体委主任荣高棠回忆：革命时期，红岩有个乐氏家族。我的儿子3岁，名字叫小乐天，是周副主席和邓大姐起的。我保存了两张照片，一张是周副主席抱着我的儿子小乐天，旁边站着的是叶挺将军的小女儿扬眉；另一张是邓大姐抱着小乐天，周副主席在照片旁题了诗，写着“赛乐天题双乐天图”，他自称赛乐天。他们工作之余休息的时候，常常过来抱孩子玩一会儿。邓大姐说，这孩子爱乐，就叫乐天，他叫小乐天，我就是大乐天，所以周副主席自称赛乐天。诗是这样写的： 大乐天抱小乐天，嘻嘻哈哈乐一天； 一天不见小乐天，一天想煞大乐天。 周恩来还抚养过一些烈士遗孤，对这些烈士子女关怀备至。革命战争年代，周恩来在白区经常做的一件事，就是搜求烈士遗孤，安排抚养。他常说：“不这样，我怎么能对得起他们的父母？”他在延安时亲自安排将瞿秋白、蔡和森、苏兆征、张太雷、赵世炎、王若飞等烈士之子女送到苏联教育、看护，并且亲自到苏联去与斯大林谈判，达成了一个谁也想不到的协议：这批子弟在苏联只求学，不上前线。这恐怕是当时世界上两个最大的人物达成的一个最小的协议。当周恩来的表姐龚志茹遗憾地说：“唉！美中不足的是你们没有一个孩子”时，周恩来反驳说：“谁说没有？我们有十个！他们的父母是为革命而牺牲的，我们就担当起父母的责任。他们都生长得挺不错嘛！” 1960年秋季的一天，天下着大雨，北戴河外宾阅览室里，忽然电话铃响了。管理员小王拿起话筒一听，原来是北戴河疗养所外事处的一位同志打来的，说是有位领导要看世界地图和其他一些书籍，请图书室的同志给送去。小王看了一下墙上挂的借书规定，又望了望窗外正下着大雨，就委婉地回答说：“图书室有规定，这些书不外借，如果需要请到图书室里来看。”小王放下话筒，又望着窗外越下越大的雨，心想：这样的天气，一定不会有人来借书了。不一会儿，图书室的门开了，走进一个身材魁伟的人，手里拿着一把水淋淋的雨伞，裤脚已经湿透了。他走到小王面前，笑着向她借书。小王把书拿出来，抬头把这位同志仔细看了看，惊叫了一声：“啊，是周总理！”她赶紧把书捧给总理，后悔自己在电话里没有问清是哪位领导借书，早知道是总理，无论如何也要给送去。她望着总理，喃喃地表示歉意。周恩来爽朗地笑着说：“你把图书管理得很好嘛。有一套制度这很好，没有章程、制度，办不好事情。无论什么人都应遵守制度。”说完，就拿起书坐在桌边认真地查阅起来。离去时，周恩来握着小王的手，再次说：“一定要办好图书室。”小王激动地表示：“听总理的话，改进工作，办好图书室。” （未完待续） 责任编辑：日升 (责任编辑：日升) |
